四九 武昌起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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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會于萍浏醴之役發動了十天以後，在丙午年十月二十九日被查封。
次月二十三日，朱子龍被捕于漢陽；二十四日，胡瑛與梁鐘漢被捕于漢口。
接着，劉靜庵被捕于黃陂，張難先被捕于仙桃，季雨霖與李亞東被捕于武昌，吳貢三與殷子恒被捕于黃岡&mdash&mdash一共是九位。
朱子龍、胡瑛、梁鐘漢，這三位是孫中山從日本特地遣派回鄂，策動湖北方面對萍浏醴的響應工作的。
朱子龍原名家梃，字松坪，江陵縣人，曾經投軍入湖北新軍工程營，改名元成，職居書記，先後參加了科學補習所與日知會，也和劉靜庵、馮特民加入了同盟會，其後去了日本。
胡瑛原籍浙江紹興，寄籍湖南桃源，是科學補習所的總幹事，也在工程營當過兵，因刺鐵良未成而到了日本，在日本加入了同盟會。
梁鐘漢是漢川人，在日本留學，加入了同盟會。
劉靜庵，是潛江人，原名貞一，字敬庵，亦作敬安、靜庵。
張難先是沔陽人，先參加科學補習所，其後投軍到工程營當兵士，科學補習所被封，他退出軍隊，回家鄉仙桃鎮創辦集城學校，和劉靜庵往來如故，參加日知會。
季雨霖是荊門人，畢業于将弁學堂，官至三十一标三營督隊官（副營長）。
畢業以前，便參加了日知會。
李亞東是河南信陽人，與季雨霖同學，畢業後官至二十九标一營左隊隊官（連長），因革命嫌疑被開革，于開革以後先後當工業傳習所與支那師範學校體操教員，參加了日知會，被選為該會的評議員。
吳貢三，名之铨，是黃岡人，秀才，設館教書，辦了一個日新學社鼓吹革命，寫了一本《孔孟心肝》，又寫了《作新民》、《破夢雷》，翻印了《革命軍》，《警世鐘》，《猛回頭》等等，和武昌的日知會頗有往來，可能也正式參加了日知會為會員。
殷子恒是吳貢三的外甥，也是吳貢三的學生，往來于黃岡、武昌之間，是日知會的重要會員。
季雨霖與張難先獲得保釋，朱子龍于次年三月病死在牢裡。
到了宣統元年（1909年），其餘的六人才被判罪；胡瑛與劉靜庵被判無期徒刑，吳貢三被判十五年監禁，殷子恒十年，李亞東五年，梁鐘漢三年。
（見李廉方著《辛亥武昌首義記》。
） 劉靜庵不幸于辛亥年五月病死在牢裡，未能目睹武昌起義成功。
胡瑛于起義的當晚，被迎出武昌府監獄，不久便就任軍政府外交部部長，促成各國領事中立，其後被孫中山派赴煙台，擔任山東都督。
（他晚節不終，幫助袁世凱做皇帝，當了籌安會的所謂“六君子”之一。
） 吳貢三于武昌起義以後，被黃岡縣知事潘誦捷釋放出獄，把政權交給他，向他請罪。
他指派謝琦為縣知事，自己奔走于黃州府八縣，策動反正。
殷子恒于八月二十三日夏口廳同知既已逃走以後，率領全部的獄囚，大大方方地走了出來，吩咐獄囚們重新做人，自己到漢陽，協助李亞東。
李亞東原關在漢陽，于八月二十日被四十二标的同志胡玉珍等迎接出獄，作漢陽知府。
梁鐘漢關在漢川，于八月二十日被胞弟梁恢漢與王守愚迎接出獄，就任漢川革命軍總司令，其後受黃興加委，改為“遊擊總司令”。
季雨霖于保被釋以後，到東北找吳祿貞，于武昌起義以後回鄂，受黎元洪委為團長，參加漢口戰役，負傷；不久，受委為“安襄鄖荊招讨使”，光複了荊州（江陵）與襄陽。
張難先于保釋以後無甚活動，于起義以後充當季雨霖的幕僚。
日知會自從九人被捕以後，會務停頓，全靠彭養光與趙鵬飛所主持的“安郡公益社”作為救助與秘密聯絡的機關。
這安郡公益社，本隻是安陸府各縣旅省人士的一個慈善團體。
彭養光為了使得胡瑛、劉靜庵等人免判死刑，親自拿了李廉方的信去北京，找程家柽等人，向肅親王善耆活動，也向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W.W.Rockhill）活動，終于達到了目的。
其後，彭養光去吉林找吳祿貞，趙鵬飛被調到海軍楚同軍艦上任職，安郡公益社的社長由李長齡繼任。
李長齡在1910年冬天辦了一個工廠在草湖門外，收容群治學社的亡命同志。
嚴格說來，安郡公益社不是一個革命團體，而是被用來幫助革命同志的一個現成機構，卻也吸收了若幹新同志，這些新同志其後在讨袁護法諸役犧牲的不少：祝制六、張學濟、侯靜庵、李立凡、胡鐘泗、雷百裡。
次月二十三日，朱子龍被捕于漢陽；二十四日，胡瑛與梁鐘漢被捕于漢口。
接着，劉靜庵被捕于黃陂，張難先被捕于仙桃，季雨霖與李亞東被捕于武昌，吳貢三與殷子恒被捕于黃岡&mdash&mdash一共是九位。
朱子龍、胡瑛、梁鐘漢，這三位是孫中山從日本特地遣派回鄂，策動湖北方面對萍浏醴的響應工作的。
朱子龍原名家梃，字松坪，江陵縣人，曾經投軍入湖北新軍工程營，改名元成，職居書記，先後參加了科學補習所與日知會，也和劉靜庵、馮特民加入了同盟會，其後去了日本。
胡瑛原籍浙江紹興，寄籍湖南桃源，是科學補習所的總幹事，也在工程營當過兵，因刺鐵良未成而到了日本，在日本加入了同盟會。
梁鐘漢是漢川人，在日本留學，加入了同盟會。
劉靜庵，是潛江人，原名貞一，字敬庵，亦作敬安、靜庵。
張難先是沔陽人，先參加科學補習所，其後投軍到工程營當兵士，科學補習所被封，他退出軍隊，回家鄉仙桃鎮創辦集城學校，和劉靜庵往來如故，參加日知會。
季雨霖是荊門人，畢業于将弁學堂，官至三十一标三營督隊官（副營長）。
畢業以前，便參加了日知會。
李亞東是河南信陽人，與季雨霖同學，畢業後官至二十九标一營左隊隊官（連長），因革命嫌疑被開革，于開革以後先後當工業傳習所與支那師範學校體操教員，參加了日知會，被選為該會的評議員。
吳貢三，名之铨，是黃岡人，秀才，設館教書，辦了一個日新學社鼓吹革命，寫了一本《孔孟心肝》，又寫了《作新民》、《破夢雷》，翻印了《革命軍》，《警世鐘》，《猛回頭》等等，和武昌的日知會頗有往來，可能也正式參加了日知會為會員。
殷子恒是吳貢三的外甥，也是吳貢三的學生，往來于黃岡、武昌之間，是日知會的重要會員。
季雨霖與張難先獲得保釋，朱子龍于次年三月病死在牢裡。
到了宣統元年（1909年），其餘的六人才被判罪；胡瑛與劉靜庵被判無期徒刑，吳貢三被判十五年監禁，殷子恒十年，李亞東五年，梁鐘漢三年。
（見李廉方著《辛亥武昌首義記》。
） 劉靜庵不幸于辛亥年五月病死在牢裡，未能目睹武昌起義成功。
胡瑛于起義的當晚，被迎出武昌府監獄，不久便就任軍政府外交部部長，促成各國領事中立，其後被孫中山派赴煙台，擔任山東都督。
（他晚節不終，幫助袁世凱做皇帝，當了籌安會的所謂“六君子”之一。
） 吳貢三于武昌起義以後，被黃岡縣知事潘誦捷釋放出獄，把政權交給他，向他請罪。
他指派謝琦為縣知事，自己奔走于黃州府八縣，策動反正。
殷子恒于八月二十三日夏口廳同知既已逃走以後，率領全部的獄囚，大大方方地走了出來，吩咐獄囚們重新做人，自己到漢陽，協助李亞東。
李亞東原關在漢陽，于八月二十日被四十二标的同志胡玉珍等迎接出獄，作漢陽知府。
梁鐘漢關在漢川，于八月二十日被胞弟梁恢漢與王守愚迎接出獄，就任漢川革命軍總司令，其後受黃興加委，改為“遊擊總司令”。
季雨霖于保被釋以後，到東北找吳祿貞，于武昌起義以後回鄂，受黎元洪委為團長，參加漢口戰役，負傷；不久，受委為“安襄鄖荊招讨使”，光複了荊州（江陵）與襄陽。
張難先于保釋以後無甚活動，于起義以後充當季雨霖的幕僚。
日知會自從九人被捕以後，會務停頓，全靠彭養光與趙鵬飛所主持的“安郡公益社”作為救助與秘密聯絡的機關。
這安郡公益社，本隻是安陸府各縣旅省人士的一個慈善團體。
彭養光為了使得胡瑛、劉靜庵等人免判死刑，親自拿了李廉方的信去北京，找程家柽等人，向肅親王善耆活動，也向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W.W.Rockhill）活動，終于達到了目的。
其後，彭養光去吉林找吳祿貞，趙鵬飛被調到海軍楚同軍艦上任職，安郡公益社的社長由李長齡繼任。
李長齡在1910年冬天辦了一個工廠在草湖門外，收容群治學社的亡命同志。
嚴格說來，安郡公益社不是一個革命團體，而是被用來幫助革命同志的一個現成機構，卻也吸收了若幹新同志，這些新同志其後在讨袁護法諸役犧牲的不少：祝制六、張學濟、侯靜庵、李立凡、胡鐘泗、雷百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