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六 刺攝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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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月餘，後見精衛行止可異，頗有疑心，故映相館有人辭去。
” 汪兆銘在供詞之中借題發揮，痛駁“君主立憲”派的理論。
“大抵各國之立憲，無論其為君主立憲，為民主立憲，皆必一度革命而後得之。
所以然者，以專制之力積之既久，為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非摧去強權，無由收除舊布新之效故也。
&hellip&hellip今中國之言憲政者，或謂當以日本為法，或謂其君主大權過重，戾于法理，為不足學。
吾以為前說固無足論，即後說亦徒為法理之空談，非事實之論也。
吾敢斷言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未經變易，而貿貿然開國會以生息于君主大權之下者，其結果不出三種：一曰，國會為君主之傀儡。
&hellip&hellip二曰，國會為君主之魚肉。
&hellip&hellip三曰，國會為君主之鷹犬。
&hellip&hellip由是觀之，即如請願（召開）國會者之所期，其結果不出此三者。
請願諸人，其果有樂于是乎？醉虛名而忘實禍，其罪通于天也。
” 當時，清廷已一再宣布“預備立憲”。
預備立憲的期限是九年，從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算起。
以康、梁為首的立憲黨（政聞社）于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初八日（1907年7月17日）在東京開成立大會，被同盟會員張繼等人搗散。
其後，政聞社的分子參加了清廷在各省所設的咨議局，以咨議局的名義派出代表，向清廷請願“早開國會”。
汪兆銘的供詞，可算是避重就輕，不強調反清，而集中火力攻擊這些請願早開國會的人。
肅親王善耆是民政部尚書，民政部統轄全國警察，因此這炸彈案歸他主管。
程家柽在他面前，替黃複生與汪兆銘說好話。
他也親自看了黃、汪二人的供詞，忍不住對汪的洋洋大作，十分欣賞。
善耆向攝政王疏通，說“冤仇宜解不宜結”。
攝政王本想置黃、汪兩人于死地，聽了善耆的話，就答應從寬，判以“永遠監禁”。
善耆自己親自到拘留所裡分别看了黃複生與汪兆銘一次。
不久，在三月二十日這一天，又叫人把他們二人帶到他的王府，在客廳裡閑談，從上午八點談到下午三點。
他說：“我生平最愛讀《民報》。
出一期，我讀一期。
我當時曾說過，《民報》增刊&lsquo天讨&rsquo所插的畫很好（指蘇曼殊所畫的翼王夜嘯圖、射孤圖等等）。
我說，民黨内有如此的人才，可以言革命矣。
但是《民報》所标的三民主義，我猶稍嫌狹隘得一點。
我想将來不但五族大同，即世界亦将有大同的時候。
不悉我這種主張，你們二位以為如何？”汪兆銘說：“兆銘和複生的主張，已在《民報》上披露。
今天王爺所說，我等向來尚無此種觀念，不能作答。
”善耆聽了，便豎起大拇指，說：“到了這個生死關頭，還能堅持自己的宗旨。
真是令人佩服！” 這一天，黃、汪二人被起解到刑部，正式入獄。
和他們同時入獄的，有一位羅偉章（召勳），是守真照相館的“司事”。
羅被判了十年。
他們三人在刑部監獄裡住了十七個月，因辛亥年武昌起義成功，資政院議員劉鴻岷、易宗夔等向民政部及刑部提出質問，而于九月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被釋放。
汪兆銘于釋放以後，與袁世凱攀上交情（傳說與袁世凱的兒子袁克定也拜了把子、結為兄弟），又和袁的清客楊度共同組織了一個什麼“國事共濟會”，勸孫中山下野，捧袁世凱當大總統。
黃複生卻在釋放以後去了天津，與居住北方的革命同志彭家珍、呂超、田桐、楊禹昌、張先培、稅紹聖等人，組織了“京津同盟會”，努力于支援革命軍、策動京津響應的工作。
羅偉章的下落，待考；他本來就不曾參加刺攝政王的事，白白地陪了黃、汪二人坐牢。
黎仲實與陳璧君在香港聽到黃、汪被捕的消息，去了庇能（槟榔嶼）一次，籌款營救。
陳璧君生在庇能，她的母親住在庇能。
黎、陳二人回到香港，特地在九龍城外租了一座房子，住在一起，籌劃營救的事。
喻培倫也從日本趕來，共同進行。
李佩書也搬進去住。
胡漢民從新加坡回香港，也常去那裡，秘密商談。
胡漢民一向與汪是最好的朋友（到了民國十五年[1926年]才絕交）。
汪在北上以前，寫了血書給胡，寫的是“弟今為薪，兄當為釜”。
意思是，死容易，活着難，因為活着的人要繼續奮鬥，忍受煎熬。
胡把這血書，一直藏在身邊。
到了辛亥年廣州光複，才在“石錦泉部闖入水師公所”（索饷）之時，于倉促之中失去。
胡在新加坡與馬來亞與黎仲實、陳璧君、趙聲、鄧澤如為救汪之事竭力募捐，隻募得了少數款項，帶來香港。
其後，黎仲實與陳璧君再去北京，想設法保黃、汪出獄。
胡留在香港，不久應孫中山之召，到庇能（槟榔嶼）開會。
開會的結果，産生了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 汪兆銘在供詞之中借題發揮，痛駁“君主立憲”派的理論。
“大抵各國之立憲，無論其為君主立憲，為民主立憲，皆必一度革命而後得之。
所以然者，以專制之力積之既久，為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非摧去強權，無由收除舊布新之效故也。
&hellip&hellip今中國之言憲政者，或謂當以日本為法，或謂其君主大權過重，戾于法理，為不足學。
吾以為前說固無足論，即後說亦徒為法理之空談，非事實之論也。
吾敢斷言國家權力發動之根本未經變易，而貿貿然開國會以生息于君主大權之下者，其結果不出三種：一曰，國會為君主之傀儡。
&hellip&hellip二曰，國會為君主之魚肉。
&hellip&hellip三曰，國會為君主之鷹犬。
&hellip&hellip由是觀之，即如請願（召開）國會者之所期，其結果不出此三者。
請願諸人，其果有樂于是乎？醉虛名而忘實禍，其罪通于天也。
” 當時，清廷已一再宣布“預備立憲”。
預備立憲的期限是九年，從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算起。
以康、梁為首的立憲黨（政聞社）于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初八日（1907年7月17日）在東京開成立大會，被同盟會員張繼等人搗散。
其後，政聞社的分子參加了清廷在各省所設的咨議局，以咨議局的名義派出代表，向清廷請願“早開國會”。
汪兆銘的供詞，可算是避重就輕，不強調反清，而集中火力攻擊這些請願早開國會的人。
肅親王善耆是民政部尚書，民政部統轄全國警察，因此這炸彈案歸他主管。
程家柽在他面前，替黃複生與汪兆銘說好話。
他也親自看了黃、汪二人的供詞，忍不住對汪的洋洋大作，十分欣賞。
善耆向攝政王疏通，說“冤仇宜解不宜結”。
攝政王本想置黃、汪兩人于死地，聽了善耆的話，就答應從寬，判以“永遠監禁”。
善耆自己親自到拘留所裡分别看了黃複生與汪兆銘一次。
不久，在三月二十日這一天，又叫人把他們二人帶到他的王府，在客廳裡閑談，從上午八點談到下午三點。
他說：“我生平最愛讀《民報》。
出一期，我讀一期。
我當時曾說過，《民報》增刊&lsquo天讨&rsquo所插的畫很好（指蘇曼殊所畫的翼王夜嘯圖、射孤圖等等）。
我說，民黨内有如此的人才，可以言革命矣。
但是《民報》所标的三民主義，我猶稍嫌狹隘得一點。
我想将來不但五族大同，即世界亦将有大同的時候。
不悉我這種主張，你們二位以為如何？”汪兆銘說：“兆銘和複生的主張，已在《民報》上披露。
今天王爺所說，我等向來尚無此種觀念，不能作答。
”善耆聽了，便豎起大拇指，說：“到了這個生死關頭，還能堅持自己的宗旨。
真是令人佩服！” 這一天，黃、汪二人被起解到刑部，正式入獄。
和他們同時入獄的，有一位羅偉章（召勳），是守真照相館的“司事”。
羅被判了十年。
他們三人在刑部監獄裡住了十七個月，因辛亥年武昌起義成功，資政院議員劉鴻岷、易宗夔等向民政部及刑部提出質問，而于九月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被釋放。
汪兆銘于釋放以後，與袁世凱攀上交情（傳說與袁世凱的兒子袁克定也拜了把子、結為兄弟），又和袁的清客楊度共同組織了一個什麼“國事共濟會”，勸孫中山下野，捧袁世凱當大總統。
黃複生卻在釋放以後去了天津，與居住北方的革命同志彭家珍、呂超、田桐、楊禹昌、張先培、稅紹聖等人，組織了“京津同盟會”，努力于支援革命軍、策動京津響應的工作。
羅偉章的下落，待考；他本來就不曾參加刺攝政王的事，白白地陪了黃、汪二人坐牢。
黎仲實與陳璧君在香港聽到黃、汪被捕的消息，去了庇能（槟榔嶼）一次，籌款營救。
陳璧君生在庇能，她的母親住在庇能。
黎、陳二人回到香港，特地在九龍城外租了一座房子，住在一起，籌劃營救的事。
喻培倫也從日本趕來，共同進行。
李佩書也搬進去住。
胡漢民從新加坡回香港，也常去那裡，秘密商談。
胡漢民一向與汪是最好的朋友（到了民國十五年[1926年]才絕交）。
汪在北上以前，寫了血書給胡，寫的是“弟今為薪，兄當為釜”。
意思是，死容易，活着難，因為活着的人要繼續奮鬥，忍受煎熬。
胡把這血書，一直藏在身邊。
到了辛亥年廣州光複，才在“石錦泉部闖入水師公所”（索饷）之時，于倉促之中失去。
胡在新加坡與馬來亞與黎仲實、陳璧君、趙聲、鄧澤如為救汪之事竭力募捐，隻募得了少數款項，帶來香港。
其後，黎仲實與陳璧君再去北京，想設法保黃、汪出獄。
胡留在香港，不久應孫中山之召，到庇能（槟榔嶼）開會。
開會的結果，産生了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