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 熊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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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
薛哲、範傳甲先後獲案，訊明正法，業經電奏在案。
” 朱家寶說，薛哲與範傳甲“先後獲案，訊明正法”，似乎是薛之被獲在前，範之被獲在後。
前後的距離，可能為一兩天，也可能為一兩小時，或一兩刻鐘。
孫養癯先生（傳瑗）親自告訴過我，範傳甲與薛子祥共同敦促了薛哲率兵起事，向着西門的方向走，中途遇到了餘大鴻。
範傳甲從薛哲手中奪了手槍，對餘大鴻射。
這件事，發生在二十六日的晚上，不是發生在二十七日的晚上。
（孫養癯先生當時住在安慶城内，擔任督練公所的文案，參加了熊、範等人的義舉。
） 除了薛、範兩位同志以外，被朱家寶與餘大鴻捕殺的另有田激揚、李朝棟、張勁夫、鄭養源、周正鋒、張志功、張星五、胡文斌等等，幾乎近三百人。
朱家寶與餘大鴻如此好殺，引起安徽各界人士的公憤。
甚至清政府的大官，如禦史石常信、陳善同，也挺身而出，站在安徽同鄉立場，支持被害人赴京訟冤的代表龔振鵬，對朱、餘二人提出參劾。
結果，朱家寶被傳旨申斥，餘大鴻撤差，永不起用。
洪承點、柏文蔚與袁家聲等幾位同志，幸免于難。
洪承點與熊成基是小同鄉，去了香港，參加同盟會在南方的工作。
柏文蔚與袁家聲均是安徽壽州人，去了東北，到延吉找吳祿貞。
方振武也是壽州人，被判押解回籍，他中途打昏押解他的兩個差役。
逃走。
熊成基等人的上司，原任第三十一混成協統顧忠琛，在革命爆發之時便被朱家寶撤換，代之以餘大鴻。
事後，顧被清廷下旨革去頭銜花翎，發往新疆充軍。
同盟會安徽分會會長吳春陽，曾經在南京介紹趙聲、倪映典、柏文蔚等幾十個人加入同盟會，作他們的“主盟人”。
當熊成基轉攻合肥未成之時，吳正在合肥韬光養晦，辦了一個“城西學堂”。
熊成基之所以能夠脫險，他與常恒芳均出了力。
辛亥年武昌起義以後，吳策動安徽獨立，成功，不幸死于贛軍的一個敗類黃煥章之手。
艱苦卓絕的熊成基，到了日本，改名換姓，自稱姓龍，名潛，字望雲。
他交遊極少，隻和孫銘（竹丹）、錢兆湘、石德純、蕭翼鲲等幾個人來往。
他埋頭治學，研究軍事，制造炸藥。
這時候，孫中山不在日本，主持同盟會本部的，是“庶務”黃興。
庶務在同盟會的組織之中，是“總理”以次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實上的“協理”。
熊成基經由蕭翼鲲的介紹，在小石川區水道口町五十二番“勤學舍”與黃見面。
此後，他常和黃往還，商談今後大舉的計劃。
他可能在這個期間加入了同盟會。
可惜同盟會的現存名冊，僅僅有乙巳、丙午兩年加盟者的姓名，我們無法查考究竟熊有沒有宣誓入盟或是否當年已與趙聲等人在南京入盟。
他其後在對清吏供詞中說：“今年（己酉年）正月，由大連至日本神戶，由神戶至東京，住勤學舍。
勤學舍者，即我們革命機關本部也。
”又說：“所有旅行日用，均由東京革命機關本部津貼”。
他的供詞，包含有極多的隐諱部分，藉以保全他的好朋友孫銘。
錢兆湘在“孫烈士竹丹遺事”中說，熊成基在東京并不曾住在勤學舍，而是和孫銘同住在牛込區市個谷町澄吉館；也不曾領受同盟會本部的津貼。
他所用的錢，大部分是由孫銘供給，小部分是由石德純與蕭翼鲲二人供給。
他在東京住了不到一個月，去沈陽、長春有所活動，可能是為了實地研究開墾富春嶺的方案。
這方案是他和商震兩人想出來的，目的在于為革命籌款。
他再度去日本，住到六月間，又想出一種籌款的方法。
這時候，孫銘已經獲得日本的秘密軍事計劃十幾本，交給了他。
他于是又到長春，準備把這十幾本奇書賣給俄國人，既可以賣得一筆大款子，作為革命經費，又可以引起日、俄第二度戰争，替中國革命造機會。
可歎的是，他不便住在旅館，隻得住在一個在東京認識的臧克明的家裡。
臧克明不曾與他同來，臧克明的父親臧冠三招待他。
臧冠三知道他的真名真姓（他此時化名為張建勳），向他一再敲詐勒索，終于在他由長春去哈爾濱以後，和俄國人洽談賣書生意之時（開價一百萬元，交去樣本兩冊，還不曾得到回話），臧冠三突然和一個姓董的向清吏告密，說他是熊成基，住在哈爾濱某旅館，企圖對貝勒載洵行刺。
那時候，載洵由歐洲乘火車回國，在十二月十八日經過哈爾濱。
于是，熊成基在己酉年十二月二十日（1910年1月30日）被捕，被押解到吉林，于庚戌年正月十八日（1910年2月28日）就義。
在他自寫的供詞中，有這樣幾句話：“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發達。
我們之自由樹，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我今早死一日，我們之自由樹早得一日鮮血。
早得血一日，則早茂盛一日，花朵早放一日。
故我現望速死也。
”
薛哲、範傳甲先後獲案，訊明正法，業經電奏在案。
” 朱家寶說，薛哲與範傳甲“先後獲案，訊明正法”，似乎是薛之被獲在前，範之被獲在後。
前後的距離，可能為一兩天，也可能為一兩小時，或一兩刻鐘。
孫養癯先生（傳瑗）親自告訴過我，範傳甲與薛子祥共同敦促了薛哲率兵起事，向着西門的方向走，中途遇到了餘大鴻。
範傳甲從薛哲手中奪了手槍，對餘大鴻射。
這件事，發生在二十六日的晚上，不是發生在二十七日的晚上。
（孫養癯先生當時住在安慶城内，擔任督練公所的文案，參加了熊、範等人的義舉。
） 除了薛、範兩位同志以外，被朱家寶與餘大鴻捕殺的另有田激揚、李朝棟、張勁夫、鄭養源、周正鋒、張志功、張星五、胡文斌等等，幾乎近三百人。
朱家寶與餘大鴻如此好殺，引起安徽各界人士的公憤。
甚至清政府的大官，如禦史石常信、陳善同，也挺身而出，站在安徽同鄉立場，支持被害人赴京訟冤的代表龔振鵬，對朱、餘二人提出參劾。
結果，朱家寶被傳旨申斥，餘大鴻撤差，永不起用。
洪承點、柏文蔚與袁家聲等幾位同志，幸免于難。
洪承點與熊成基是小同鄉，去了香港，參加同盟會在南方的工作。
柏文蔚與袁家聲均是安徽壽州人，去了東北，到延吉找吳祿貞。
方振武也是壽州人，被判押解回籍，他中途打昏押解他的兩個差役。
逃走。
熊成基等人的上司，原任第三十一混成協統顧忠琛，在革命爆發之時便被朱家寶撤換，代之以餘大鴻。
事後，顧被清廷下旨革去頭銜花翎，發往新疆充軍。
同盟會安徽分會會長吳春陽，曾經在南京介紹趙聲、倪映典、柏文蔚等幾十個人加入同盟會，作他們的“主盟人”。
當熊成基轉攻合肥未成之時，吳正在合肥韬光養晦，辦了一個“城西學堂”。
熊成基之所以能夠脫險，他與常恒芳均出了力。
辛亥年武昌起義以後，吳策動安徽獨立，成功，不幸死于贛軍的一個敗類黃煥章之手。
艱苦卓絕的熊成基，到了日本，改名換姓，自稱姓龍，名潛，字望雲。
他交遊極少，隻和孫銘（竹丹）、錢兆湘、石德純、蕭翼鲲等幾個人來往。
他埋頭治學，研究軍事，制造炸藥。
這時候，孫中山不在日本，主持同盟會本部的，是“庶務”黃興。
庶務在同盟會的組織之中，是“總理”以次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實上的“協理”。
熊成基經由蕭翼鲲的介紹，在小石川區水道口町五十二番“勤學舍”與黃見面。
此後，他常和黃往還，商談今後大舉的計劃。
他可能在這個期間加入了同盟會。
可惜同盟會的現存名冊，僅僅有乙巳、丙午兩年加盟者的姓名，我們無法查考究竟熊有沒有宣誓入盟或是否當年已與趙聲等人在南京入盟。
他其後在對清吏供詞中說：“今年（己酉年）正月，由大連至日本神戶，由神戶至東京，住勤學舍。
勤學舍者，即我們革命機關本部也。
”又說：“所有旅行日用，均由東京革命機關本部津貼”。
他的供詞，包含有極多的隐諱部分，藉以保全他的好朋友孫銘。
錢兆湘在“孫烈士竹丹遺事”中說，熊成基在東京并不曾住在勤學舍，而是和孫銘同住在牛込區市個谷町澄吉館；也不曾領受同盟會本部的津貼。
他所用的錢，大部分是由孫銘供給，小部分是由石德純與蕭翼鲲二人供給。
他在東京住了不到一個月，去沈陽、長春有所活動，可能是為了實地研究開墾富春嶺的方案。
這方案是他和商震兩人想出來的，目的在于為革命籌款。
他再度去日本，住到六月間，又想出一種籌款的方法。
這時候，孫銘已經獲得日本的秘密軍事計劃十幾本，交給了他。
他于是又到長春，準備把這十幾本奇書賣給俄國人，既可以賣得一筆大款子，作為革命經費，又可以引起日、俄第二度戰争，替中國革命造機會。
可歎的是，他不便住在旅館，隻得住在一個在東京認識的臧克明的家裡。
臧克明不曾與他同來，臧克明的父親臧冠三招待他。
臧冠三知道他的真名真姓（他此時化名為張建勳），向他一再敲詐勒索，終于在他由長春去哈爾濱以後，和俄國人洽談賣書生意之時（開價一百萬元，交去樣本兩冊，還不曾得到回話），臧冠三突然和一個姓董的向清吏告密，說他是熊成基，住在哈爾濱某旅館，企圖對貝勒載洵行刺。
那時候，載洵由歐洲乘火車回國，在十二月十八日經過哈爾濱。
于是，熊成基在己酉年十二月二十日（1910年1月30日）被捕，被押解到吉林，于庚戌年正月十八日（1910年2月28日）就義。
在他自寫的供詞中，有這樣幾句話：“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發達。
我們之自由樹，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我今早死一日，我們之自由樹早得一日鮮血。
早得血一日，則早茂盛一日，花朵早放一日。
故我現望速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