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 戊申河口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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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急（梁秋已經捐過兩千）；一面寫信給孫中山，請孫中山在南洋（新加坡與馬來亞）籌款，“若得十萬金，分半先為糧食之用，分半預備子彈之補充，則大軍所至，勢如破竹，攻城略地，無後顧之憂矣。
” 孫中山在新加坡，于接到胡漢民的報告以後，在四月二十一日（5月20日）寫信給鄧澤如與黃心持，請他們向一位“弼翁”與一位陸秋傑設法，“若秋君或弼翁肯任此十萬，當酬以雲南全省之礦權專利十年也”。
結果如何？史料缺乏！ 即使弼翁或陸秋傑慨然捐出十萬，也無補于事。
革命軍在四月十七日這一天，已經失掉了河口。
革命軍失敗的原因，除了缺少錢以外，一是黃明堂等人不服黃興指揮，二是對方清廷用了極大力量來抵抗。
黃興來到越南河内，受孫中山電委他為“雲南國民軍總司令”，在四月初八到河口，想督率全軍前進，黃明堂撥給他一百人。
這一百人走了不到一裡，“向天開槍一排，齊聲呼疲倦不已，克強再三撫慰，無效”。
又走了半裡光景，他們一哄而散。
黃興隻得折回河口，約了王和順來會談。
王和順說，兵太少，子彈太少。
黃興要求抽調各路的一部分兵力，自己帶去襲取蒙自，然而多數的将士皆不肯遵令。
黃興感覺到，隻有把以前跟他在欽廉作戰過的一二百同志召集來，才有辦法。
當統帥的，倘若沒有“親兵”，就不能指揮各軍。
于是，他決計先回越南一趟，等候老部下來，再打。
不料，他剛進入河口對岸的老街，便被法國的警察指他為日本人，将他逮捕。
他說出了真姓真名，法國的越南總督，判他驅逐出境，把他押到西貢，叫他在西貢上船。
去哪裡？任他的便。
他選擇了新加坡。
這時候，清廷早已與法國外交部及法國駐華公使函電往來，交涉了不少次，指責法國在越南的官吏對革命軍始則縱容在越南境内集合，公然結隊走過紅河之上的橋，與利用滇越鐵路的火車運糧運彈。
法國外交部從此也禁止了革命軍利用火車運糧運彈。
清廷同時已不惜重金，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五萬、三萬、兩萬，犒賞在前線的清兵，又撥了五十萬兩交給雲貴總督錫良，作為增募新兵與供應廣西客軍的開支。
從漢陽，從廣州，從上海，都搬來不少的槍支與子彈，一共是一萬枝槍，三百七十萬發子彈。
就兵力而論，有開廣鎮總兵白金柱的五千人，中路統領王正雅的十一個營，西路統領賀宗章的十一個營，此外，又有方宏綸紮在阿迷的四個營，與業已調派而仍在由桂來滇途中的龍濟光軍四個營。
清軍在四月十一日戰勝革命軍中路于七十四公裡石碑附近的白河；次日，奪占五十一公裡石碑附近的三岔河；十五日，奪占四十四公裡石碑附近的老範寨；二十四日，奪占泥巴黑、車河、南溪。
革命軍右路在初八日左右失掉古林箐，退與中路并合。
左路也失掉了蠻耗，退守新街，在二十一日失掉新街，退守龍膊；次日，放棄龍膊，退守壩灑；二十六日，放棄壩灑，回軍河口。
黃明堂與王和順把部隊交給何護廷、馬大、韋雲卿等人，叫他們離開河口向東邊走，由鎮邊縣進入廣西。
黃、王二人由河口回越南。
何護廷等人帶了革命軍（這時候隻剩下六百多人），走列馬白，與龍濟光的兵遭遇，後邊又被王正雅的兵追上。
革命軍于前後夾攻之中，苦戰了一天，退到越南太原府的境内。
法國兵叫革命軍繳械，革命軍不肯。
兩軍發生沖突，打來打去，戰區東起太原府的左州，西至保勝（老街），相持了幾個月，由僑領梁正禮出面調停，講好了條件；革命軍于繳械後去新加坡，法國當局送旅費。
這六百多人其後到了新加坡，英國官吏不許他們上岸。
法國在新加坡的領事，向英國官吏交涉，說法國曾經在革命軍與清軍交戰之時守中立，等于承認了革命軍為交戰團體，因此之故，這六百多人是“國事犯”，而不是所謂“亂民”。
英國官吏這才準許他們上岸，卻在他們上了岸以後，立刻把他們拘禁。
孫中山叫張永福請了律師，從英國官吏那裡，把他們都保了出來。
陳楚楠特地為他們創辦了一個中興石廠，安插了他們之中的若幹人；把其餘的分别介紹到槟榔嶼、吉隆坡、吡叻（霹靂）文島的礦場、農場與工廠。
綜計在河口一役之中，出力最多的是王和順。
黃明堂坐鎮河口，關仁甫獨領偏師，功勞均略遜王和順一籌。
王和順是廣西邕甯縣人，當過劉永福的部下，由兵士升至哨官，在壬寅、癸卯之間與陸亞發起兵反清，轉戰兩年之久；在甲辰年（1904年）冬天去香港，接受革命志士史古愚（史堅如的哥哥）與伍漢持、李自重等人的招待；由香港去西貢，于乙巳年（1905年）冬天拜見孫中山，加入同盟會。
孫中山把他帶到河内，與他同住在甘必大街六十一号，待以國士之禮。
防城、河口兩役以後，他在南洋休息了三年。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之役，他在香港工作。
武昌起義以後，他首先在廣東東江發難，與清軍血戰了七天七夜，光複了惠州。
其後，讨袁、讨陳（炯明），他均極努力，于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病故在廣州。
” 孫中山在新加坡，于接到胡漢民的報告以後，在四月二十一日（5月20日）寫信給鄧澤如與黃心持，請他們向一位“弼翁”與一位陸秋傑設法，“若秋君或弼翁肯任此十萬，當酬以雲南全省之礦權專利十年也”。
結果如何？史料缺乏！ 即使弼翁或陸秋傑慨然捐出十萬，也無補于事。
革命軍在四月十七日這一天，已經失掉了河口。
革命軍失敗的原因，除了缺少錢以外，一是黃明堂等人不服黃興指揮，二是對方清廷用了極大力量來抵抗。
黃興來到越南河内，受孫中山電委他為“雲南國民軍總司令”，在四月初八到河口，想督率全軍前進，黃明堂撥給他一百人。
這一百人走了不到一裡，“向天開槍一排，齊聲呼疲倦不已，克強再三撫慰，無效”。
又走了半裡光景，他們一哄而散。
黃興隻得折回河口，約了王和順來會談。
王和順說，兵太少，子彈太少。
黃興要求抽調各路的一部分兵力，自己帶去襲取蒙自，然而多數的将士皆不肯遵令。
黃興感覺到，隻有把以前跟他在欽廉作戰過的一二百同志召集來，才有辦法。
當統帥的，倘若沒有“親兵”，就不能指揮各軍。
于是，他決計先回越南一趟，等候老部下來，再打。
不料，他剛進入河口對岸的老街，便被法國的警察指他為日本人，将他逮捕。
他說出了真姓真名，法國的越南總督，判他驅逐出境，把他押到西貢，叫他在西貢上船。
去哪裡？任他的便。
他選擇了新加坡。
這時候，清廷早已與法國外交部及法國駐華公使函電往來，交涉了不少次，指責法國在越南的官吏對革命軍始則縱容在越南境内集合，公然結隊走過紅河之上的橋，與利用滇越鐵路的火車運糧運彈。
法國外交部從此也禁止了革命軍利用火車運糧運彈。
清廷同時已不惜重金，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五萬、三萬、兩萬，犒賞在前線的清兵，又撥了五十萬兩交給雲貴總督錫良，作為增募新兵與供應廣西客軍的開支。
從漢陽，從廣州，從上海，都搬來不少的槍支與子彈，一共是一萬枝槍，三百七十萬發子彈。
就兵力而論，有開廣鎮總兵白金柱的五千人，中路統領王正雅的十一個營，西路統領賀宗章的十一個營，此外，又有方宏綸紮在阿迷的四個營，與業已調派而仍在由桂來滇途中的龍濟光軍四個營。
清軍在四月十一日戰勝革命軍中路于七十四公裡石碑附近的白河；次日，奪占五十一公裡石碑附近的三岔河；十五日，奪占四十四公裡石碑附近的老範寨；二十四日，奪占泥巴黑、車河、南溪。
革命軍右路在初八日左右失掉古林箐，退與中路并合。
左路也失掉了蠻耗，退守新街，在二十一日失掉新街，退守龍膊；次日，放棄龍膊，退守壩灑；二十六日，放棄壩灑，回軍河口。
黃明堂與王和順把部隊交給何護廷、馬大、韋雲卿等人，叫他們離開河口向東邊走，由鎮邊縣進入廣西。
黃、王二人由河口回越南。
何護廷等人帶了革命軍（這時候隻剩下六百多人），走列馬白，與龍濟光的兵遭遇，後邊又被王正雅的兵追上。
革命軍于前後夾攻之中，苦戰了一天，退到越南太原府的境内。
法國兵叫革命軍繳械，革命軍不肯。
兩軍發生沖突，打來打去，戰區東起太原府的左州，西至保勝（老街），相持了幾個月，由僑領梁正禮出面調停，講好了條件；革命軍于繳械後去新加坡，法國當局送旅費。
這六百多人其後到了新加坡，英國官吏不許他們上岸。
法國在新加坡的領事，向英國官吏交涉，說法國曾經在革命軍與清軍交戰之時守中立，等于承認了革命軍為交戰團體，因此之故，這六百多人是“國事犯”，而不是所謂“亂民”。
英國官吏這才準許他們上岸，卻在他們上了岸以後，立刻把他們拘禁。
孫中山叫張永福請了律師，從英國官吏那裡，把他們都保了出來。
陳楚楠特地為他們創辦了一個中興石廠，安插了他們之中的若幹人；把其餘的分别介紹到槟榔嶼、吉隆坡、吡叻（霹靂）文島的礦場、農場與工廠。
綜計在河口一役之中，出力最多的是王和順。
黃明堂坐鎮河口，關仁甫獨領偏師，功勞均略遜王和順一籌。
王和順是廣西邕甯縣人，當過劉永福的部下，由兵士升至哨官，在壬寅、癸卯之間與陸亞發起兵反清，轉戰兩年之久；在甲辰年（1904年）冬天去香港，接受革命志士史古愚（史堅如的哥哥）與伍漢持、李自重等人的招待；由香港去西貢，于乙巳年（1905年）冬天拜見孫中山，加入同盟會。
孫中山把他帶到河内，與他同住在甘必大街六十一号，待以國士之禮。
防城、河口兩役以後，他在南洋休息了三年。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之役，他在香港工作。
武昌起義以後，他首先在廣東東江發難，與清軍血戰了七天七夜，光複了惠州。
其後，讨袁、讨陳（炯明），他均極努力，于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病故在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