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 戊申河口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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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申河口之役，在三月二十九日（1908年4月29日）的夜裡開始，四月二十七日（5月26日）結束。
駐紮在雲南河口的清軍，有警察一隊，巡防營四營，皆歸“南防副督辦”王鎮邦（玉藩）統轄。
“中華國民軍南軍都督”黃明堂，帶領了關仁甫、王和順，與曾經參加過鎮南關之役的一百多同志在深夜由越南老街進入國境，與潛伏在鐵路工人之中的二百名左右同志相會合。
警察隊的全部首先反正，殺了他們的管帶蔡某。
接着又有巡防營黃營的兩哨，加入革命隊伍，并力攻城。
這時候，王鎮邦已經出城迎戰，帶了兩營兵紮在一個山頭。
戰到第二天（四月初一）的上午八點鐘，革命軍略事休息，于九點鐘繼續猛攻。
黃營的其他兩哨也反正了。
事實上，黃營的管帶黃元貞早已與河内機關部有了默契。
他之所以把部隊分作兩批來投降，無非是為了方便起見。
到了下午四點鐘，王鎮邦表示，他也想降。
革命軍派黃華廷作代表，帶了一名衛兵上山談判，卻在談判之時被王鎮邦連同衛兵殺了。
革命軍再攻。
清軍張營的管帶張印堂陣亡。
王鎮邦被他下面的一個守備熊通用手槍打死。
剩下的部隊全體反正，河口入于革命軍之手。
守城的岑營管帶岑德貴被俘，革命軍将他加恩放走。
革命軍的戰利品，包括十響毛瑟槍一千餘枝，子彈二十萬發。
革命軍的人數，增加到一千多人。
革命軍中路主力，由黃明堂率領，向北推進，在初二的晚上到達鐵路線上的二十公裡石碑附近，清軍管帶李蘭亭率領全營迎降。
黃茂蘭營有兩哨聞風而至。
初四，到達南溪鎮，有清軍胡華甫的一哨來降。
不久，王玉珠的一哨也來降。
初五，到達七十八公裡石碑，與黃茂蘭營的其他幾哨相會合，向蒙自的方向前進。
南溪西邊的蠻耗，已于初四由左路關仁甫部攻下。
駐紮壩灑的清軍李開美營不戰而降。
南溪東邊的古林箐，也在初七初八左右被右路王和順部攻下，收降了清軍開廣鎮總兵白金柱的兵士一百多人。
到了這個時候，革命軍的人數已經超過三千，聲勢浩大，原可長驅直入，占蒙自，取昆明。
然而，糧食接濟不上，錢也沒有。
倘若有錢，便不怕當地的糧食貴，更不難從越南買來，運去。
胡漢民寫信向孫中山報告，說士兵每天每人需要三毛錢作夥食，全軍三千多人，一天就得花去一千元。
河内機關部根本沒有多少錢。
革命軍打下河口以後，在當地征收到義捐三千五百元，卻花去了四千八百元：賞給熊通二千（殺王鎮邦的花紅），賞給其他的人二千八百（有些是攻占河口的四座炮台，有些是殺了他們的哨官來降的）。
同盟會在成立不久以後，定了很詳細的“革命方略”，其中規定“就地因糧”的辦法，在軍中設置“因糧局”，負責作下列的幾件事： （一）接收一切官産。
（二）沒收反抗軍政府之清吏或人民的财産。
（三）用限期付現之“給價券”購買糧食貨物，期滿按五厘計息。
（四）用“債券”向富戶借銀，于六個月内無息償還，期滿按二厘計算。
（五）向人民征捐，家産一萬元以上捐十分之一，五萬元以上捐十分之二，十萬元以上捐十分之三，五十萬元以上捐十分之四，一百萬元以上捐十分之五。
抗捐者，罰。
（六）發行“軍事用票”，但總數不得超過“軍中收入财産”之一倍。
富戶借銀捐銀，概須以“軍事用票”繳納。
清政府之紙币一律作廢。
“中華國民軍南軍”在進入雲南，占領河口、南溪、蠻耗、古林箐不曾能夠設立“因糧局”，按照既定的辦法籌款。
原因很多，第一，是黃明堂等人作指揮官，沒有時間，也沒有必要的技術，來兼作“因糧”的事；第二，在随軍出發的同志中沒有可以主辦“因糧”事務的人才；第三，所占領的村鎮，除了河口較為殷實以外，都不是怎樣地有糧可因的；第四，辦法的本身也有問題，富戶之有家産一萬元者，未必拿得出現款一千元，有家産一百萬元者，絕對拿不出現款五十萬元。
他們即使有如許的現款，也未必肯捐；可能因此而斷然反對革命，站到清政府的一邊去。
倘若不叫他們捐得這樣多，而隻征家産一萬元以上者以千分之一，家産一百萬元以上者以千分之五，也許反而行得通。
胡漢民在信裡向孫中山報告，要等到取得蒙自與開化兩縣以後，才可以開辦“因糧”。
但是，“兩城既得，驟辦因糧，必不能給。
蒙自等雖非河口之比，然既得大城，則軍費浩繁亦非現在之比。
因糧之事，必徐設辦法而後有功，若朝得城而夕辦（因）糧以充軍需，實勢之難也。
故必預籌款項，以為臨時之用。
” 胡漢民說，河内機關部已經沒有錢買糧買彈。
四月初二，他交了甄吉亭帶去二千二百元；于是關仁甫的右路軍，在初三日前進。
四月初四，他交了黃龍生帶去二千二百元；于是張德卿（王和順）在初五日前進。
并不是關、張二人把錢看得如此之重，事實上他們也僅僅能夠替兵士買得三天的糧而已，有了三天的糧便勇往直前，真不愧為革命的隊伍。
胡漢民一面向河内華僑梁成泰的兒子梁秋，借了三千元
駐紮在雲南河口的清軍，有警察一隊，巡防營四營，皆歸“南防副督辦”王鎮邦（玉藩）統轄。
“中華國民軍南軍都督”黃明堂，帶領了關仁甫、王和順，與曾經參加過鎮南關之役的一百多同志在深夜由越南老街進入國境，與潛伏在鐵路工人之中的二百名左右同志相會合。
警察隊的全部首先反正，殺了他們的管帶蔡某。
接着又有巡防營黃營的兩哨，加入革命隊伍，并力攻城。
這時候，王鎮邦已經出城迎戰，帶了兩營兵紮在一個山頭。
戰到第二天（四月初一）的上午八點鐘，革命軍略事休息，于九點鐘繼續猛攻。
黃營的其他兩哨也反正了。
事實上，黃營的管帶黃元貞早已與河内機關部有了默契。
他之所以把部隊分作兩批來投降，無非是為了方便起見。
到了下午四點鐘，王鎮邦表示，他也想降。
革命軍派黃華廷作代表，帶了一名衛兵上山談判，卻在談判之時被王鎮邦連同衛兵殺了。
革命軍再攻。
清軍張營的管帶張印堂陣亡。
王鎮邦被他下面的一個守備熊通用手槍打死。
剩下的部隊全體反正，河口入于革命軍之手。
守城的岑營管帶岑德貴被俘，革命軍将他加恩放走。
革命軍的戰利品，包括十響毛瑟槍一千餘枝，子彈二十萬發。
革命軍的人數，增加到一千多人。
革命軍中路主力，由黃明堂率領，向北推進，在初二的晚上到達鐵路線上的二十公裡石碑附近，清軍管帶李蘭亭率領全營迎降。
黃茂蘭營有兩哨聞風而至。
初四，到達南溪鎮，有清軍胡華甫的一哨來降。
不久，王玉珠的一哨也來降。
初五，到達七十八公裡石碑，與黃茂蘭營的其他幾哨相會合，向蒙自的方向前進。
南溪西邊的蠻耗，已于初四由左路關仁甫部攻下。
駐紮壩灑的清軍李開美營不戰而降。
南溪東邊的古林箐，也在初七初八左右被右路王和順部攻下，收降了清軍開廣鎮總兵白金柱的兵士一百多人。
到了這個時候，革命軍的人數已經超過三千，聲勢浩大，原可長驅直入，占蒙自，取昆明。
然而，糧食接濟不上，錢也沒有。
倘若有錢，便不怕當地的糧食貴，更不難從越南買來，運去。
胡漢民寫信向孫中山報告，說士兵每天每人需要三毛錢作夥食，全軍三千多人，一天就得花去一千元。
河内機關部根本沒有多少錢。
革命軍打下河口以後，在當地征收到義捐三千五百元，卻花去了四千八百元：賞給熊通二千（殺王鎮邦的花紅），賞給其他的人二千八百（有些是攻占河口的四座炮台，有些是殺了他們的哨官來降的）。
同盟會在成立不久以後，定了很詳細的“革命方略”，其中規定“就地因糧”的辦法，在軍中設置“因糧局”，負責作下列的幾件事： （一）接收一切官産。
（二）沒收反抗軍政府之清吏或人民的财産。
（三）用限期付現之“給價券”購買糧食貨物，期滿按五厘計息。
（四）用“債券”向富戶借銀，于六個月内無息償還，期滿按二厘計算。
（五）向人民征捐，家産一萬元以上捐十分之一，五萬元以上捐十分之二，十萬元以上捐十分之三，五十萬元以上捐十分之四，一百萬元以上捐十分之五。
抗捐者，罰。
（六）發行“軍事用票”，但總數不得超過“軍中收入财産”之一倍。
富戶借銀捐銀，概須以“軍事用票”繳納。
清政府之紙币一律作廢。
“中華國民軍南軍”在進入雲南，占領河口、南溪、蠻耗、古林箐不曾能夠設立“因糧局”，按照既定的辦法籌款。
原因很多，第一，是黃明堂等人作指揮官，沒有時間，也沒有必要的技術，來兼作“因糧”的事；第二，在随軍出發的同志中沒有可以主辦“因糧”事務的人才；第三，所占領的村鎮，除了河口較為殷實以外，都不是怎樣地有糧可因的；第四，辦法的本身也有問題，富戶之有家産一萬元者，未必拿得出現款一千元，有家産一百萬元者，絕對拿不出現款五十萬元。
他們即使有如許的現款，也未必肯捐；可能因此而斷然反對革命，站到清政府的一邊去。
倘若不叫他們捐得這樣多，而隻征家産一萬元以上者以千分之一，家産一百萬元以上者以千分之五，也許反而行得通。
胡漢民在信裡向孫中山報告，要等到取得蒙自與開化兩縣以後，才可以開辦“因糧”。
但是，“兩城既得，驟辦因糧，必不能給。
蒙自等雖非河口之比，然既得大城，則軍費浩繁亦非現在之比。
因糧之事，必徐設辦法而後有功，若朝得城而夕辦（因）糧以充軍需，實勢之難也。
故必預籌款項，以為臨時之用。
” 胡漢民說，河内機關部已經沒有錢買糧買彈。
四月初二，他交了甄吉亭帶去二千二百元；于是關仁甫的右路軍，在初三日前進。
四月初四，他交了黃龍生帶去二千二百元；于是張德卿（王和順）在初五日前進。
并不是關、張二人把錢看得如此之重，事實上他們也僅僅能夠替兵士買得三天的糧而已，有了三天的糧便勇往直前，真不愧為革命的隊伍。
胡漢民一面向河内華僑梁成泰的兒子梁秋，借了三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