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關燈
小
中
大
iddot海勒（HugoHeller）的齊心協力，第1期在1913年1月出版了；因此這份雜志就取代了《中心雜志》而成為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官方刊物。
同時，早在1912年，一個完全是為了把精神分析應用于心理科學的新刊物《意象》雜志（海勒負責出版），由漢斯·薩克斯醫生和奧托·蘭克醫生創辦出版。
《意象》雜志現正發行第3卷； 讀來妙趣橫生，訂戶日益增多，有些訂戶幾乎和醫學分析毫無關系。
[256] 除了這四種期刊出版之外（即《應用心理學論文集》《年鑒》《國際醫學精神分析雜志》和《意象》），德國國内外的其他雜志也發表了一些可在精神分析文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文章。
莫爾頓·普林斯（MortonPrince）指導的《變态心理學雜志》對精神分析作出了如此卓越的貢獻，因而我們必須把這份雜志看作是美國精神分析文獻的主要代表。
1913年冬，懷特（White）和傑裡佛（Jelliffe）在紐約創辦了一個完全緻力于精神分析的新刊物《精神分析文摘》。
毫無疑問，應該記住這個事實，就是說，在美國大多數對精神分析感興趣的醫務人員都感到德語是個難關。
[257] 我現在必須提及在精神分析的信徒中發生的兩次退出事件；第一次發生在1910年學會的建立和1911年魏瑪大會期間；第二次發生在此後，并且在1913年慕尼黑大會上變得明顯起來。
假如我在分析治療中更多地注意病人的這些反應，那麼，他們使我感到的失望就可能會避免。
我當然非常清楚地懂得，任何人在初次探讨精神分析這個不受歡迎的真理時都會逃跑的；我始終認為，每個人對精神分析的理解是受他自己的壓抑（或者甯可說，受支持這些壓抑的抵抗）制約的，這樣，在他同精神分析的關系中就不能超越某一特定的界限。
但是，我卻未曾想到，一個已經在精神分析的理解上達到了一定深度的人竟然置這種理解于不顧，并把它丢棄了。
不過，治療病人的日常經驗已經表明，每當在心靈的任何深度産生特别強烈的抵抗時，都會引起病人對分析知識的完全抵抗；一個人在費力地使病人掌握一部分分析知識，并使他像支配自己那樣在支配這些知識方面，是可以獲得成功的；但是，還可以看到，在他控制了下一步的抵抗之後，就會把他學會的一切都抛棄不顧，而且還進行防禦，就像一個無憂無慮的初學者所做的那樣。
這使我不得不認識到，在一個精神分析學家身上所能發生的事和在分析中病人的行為如出一轍。
要寫出這兩次退出事件絕非易事，也不是一件令人羨慕的事情。
部分的原因是，我沒有如此強烈的這樣做的個人動機&mdash&mdash我既不奢望得到感謝，也不想在任何有效程度上施加報複&mdash&mdash另一部分的原因是，我知道，假如這樣做，我将會使自己受到人們的抨擊，說我是一個不太嚴肅認真的對手，而且這樣做會給精神分析的敵人提供這種他們非常渴望看到的情況&mdash&mdash&ldquo精神分析學家們互相攻擊，四分五裂&rdquo。
在為了不至于受到精神分析之外的對手們的攻擊而進行了極大的自我克制之後，我現在被迫奮起反擊這些以前的精神分析追随者們，或者說是這些仍然願意自稱為精神分析追随者的人們。
但是，在這件事情上我别無選擇；隻有懶惰或懦弱才會使一個人保持沉默，而沉默所造成的危害比已經存在的、公開表現出來的危害有過之而無不及。
任何一個追随其他科學運動發展的人都會知道，同樣的動亂和意見分歧也會在這些運動中出現。
也可能是這些動亂和意見分歧在什麼地方更小心翼翼地隐蔽着；但是，拒絕接受這麼多傳統理想的精神分析，在這些事情上表現得也更加真實。
另一個非常嚴重的倒退是，我不能完全避免使這兩個反對運動在分析之下原形畢露。
但是，把分析用于辯論是不合适的；因為分析往往是以被分析者的贊同和有主有從的情境為先決條件的。
因此，任何一個出于辯論目的而從事分析的人，一定期望那個被分析的人反過來用分析來反對他，這樣，這個讨論将會達到一種不可能使任何不偏不倚的第三者确信的狀态。
因此，我将最大限度地克制輕率地使用對我的敵人才使用的那種分析的知識和攻擊；我還要指出，我并沒有把任何科學的批評建立在這些基礎之上。
我對可能包含在我所反對的這些理論中的真理并不關心，我也不想駁斥這些理論。
我想把這項任務留給精神分析領域的其他有資格的工作者去完成，事實上，這項任務已經完成了一部分。
我隻想表明，這些理論是反駁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并且說明是在哪些觀點上反駁的），為此這些理論是不應該稱之為精神分析的。
因此，我利用分析隻是為了解釋精神分析的這些分歧是怎樣在分析學家中産生的。
當我涉及産生分歧的要點時，我将不得不用某些純批判性的言詞來保衛精神分析的正當權益。
精神分析所面臨的第一個任務是解釋神經症；它把抵抗和移情這兩個事實作為出發點，還探讨了第三個事實（遺忘症），用神經症中的壓抑理論、性動機理論和潛意識理論對這些病況進行解釋。
精神分析從未要求全面提供關于人類心理的一般狀況的全部理論，而隻期望它所提供的理論應該用來補充和糾正用其他方法所獲得的那種知識。
但是，阿德勒的理論完全超出了這一點； 他的理論尋求一舉解釋人類的行為和特點，以及人類的神經症和精神病。
這個理論與其說适合于神經症領域，倒不如說更适合于任何其他領域，雖然有理由說，這個理論和它仍然十分重視的它的理論發展史是有聯系的。
多年來我有機會研究阿德勒醫生，也從未拒絕承認他的不同尋常的能力，并且為他做了特别深思熟慮的安排。
作為他聲稱受到我的&ldquo迫害&rdquo一事，我可以指出這個事實，在學會成立之後，我讓他做維也納小組的領導者。
直到學會的全體成員提出迫切要求，我才被說服重新主持精神分析的學術大會。
當我發現阿德勒恰恰是在判斷潛意識材料上多麼缺乏才能時，我就改變了想法，而期望他能成功地發現精神分析和心理學的聯系以及精神分析和本能過程的生物學基礎的聯系&mdash&mdash根據他所做的&ldquo器官自卑&rdquo（organ-inferiority）[258]。
這一有價值的研究來看，這個期望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合理的。
他确實在某些事情上做得卓有成效；但他的工作給人一種印象，&ldquo好像&rdquo&mdash&mdash用他自己的&ldquo難懂的話&rdquo來說[259]&mdash&mdash是想證明精神分析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錯誤的，由于精神分析輕率地聽信了神經症患者的話，而把這麼多重要的東西都歸因于性動機的力量。
我甚至可以公開指出他的研究的個人動機，因為他曾當着維也納小組的一小部分人的面宣布：&ldquo你以為使我的一生處在你的保護之下會給我帶來那麼多快樂嗎？&rdquo當然，一個年紀輕輕的人自由地承認他的勃勃雄心，我看沒有什麼可指責的。
在任何情況下人們都會猜測，他的工作是應該受到鼓勵的。
但是，即使一個人受這種動機支配，他也應該知道如何用他的良好的社會機智來避免英語所謂的&ldquo不公平&rdquo（unfair）&mdash&mdash這在德語中隻能用一個更粗魯的詞來表達。
阿德勒在這一方面幾乎沒有獲得成功，這一點可以通過大量出現的有損于他的著作的微小惡意表現出來，并通過他的作品所包含的那種無法控制的渴望獲得優先權的迹象表現出來。
在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中，我們确實曾經聽到他要求獲得提出&ldquo神經症統一&rdquo（unityoftheneuroses）和神經症的&ldquo動力觀&rdquo（dynamicview）概念的優先權。
這使我大吃一驚，因為我始終認為這兩個原則是我在認識阿德勒之前提出來的。
不過，和阿德勒進行的這場争權奪利的鬥争，已經産生了一種必定會有益于精神分析的好處。
在不可調和的學術上的意見分歧公開化之後，當我被迫讓阿德勒辭去《中心雜志》的編輯職務時，他同時也脫離了維也納學會，并創建了一個新的組織，最初采用了一個雅緻的名稱&ldquo自由精神分析學會&rdquo。
但是，和精神分析毫無聯系的局外人，在識别這兩種精神分析觀點之間的差異方面的不熟練，就像我們歐洲人在發現兩個中國人的臉之間的那些差異一樣。
&ldquo自由&rdquo精神分析是受&ldquo官方的&rdquo&ldquo正統的&rdquo精神分析保護的，并且隻作為後者的一個附屬組織來對待的。
然後，阿德勒采取了一個使我們非常感激的措施；他斷絕了同精神分析的一切聯系，把他的理論命名為&ldquo個體心理學&rdquo（IndividualPsychology）。
在上帝創造的這個地球上有足夠的空間，任何人都完全有權在地球上毫無阻攔地到處閑逛；但是，要使已經不再相互理解并且互不相容的人住在同一個家庭裡，卻不是一件稱心如意的事。
阿德勒的&ldquo個體心理學&rdquo現在是許多和精神分析相對立的心理學派别之一，它的進一步發展與我們的精神分析無關。
阿德勒的理論從一開始就是一個&ldquo體系&rdquo&mdash&mdash這曾經是精神分析小心翼翼地想要避免的。
他的理論也是&ldquo潤飾作用&rdquo（secondaryrevision）的一個極好的實例。
例如，就像在夢的材料接受清醒的思維活動支配的那個過程中所發生的情況一樣。
就阿德勒的情況而言，夢的材料的地位被通過精神分析研究所獲得的新材料所取代；其後，這些材料又純粹是從自我的立場來看待的，被縮減到自我所熟悉的範圍裡而發生變化并被歪曲了&mdash&mdash正如在夢
同時，早在1912年，一個完全是為了把精神分析應用于心理科學的新刊物《意象》雜志（海勒負責出版），由漢斯·薩克斯醫生和奧托·蘭克醫生創辦出版。
《意象》雜志現正發行第3卷； 讀來妙趣橫生，訂戶日益增多，有些訂戶幾乎和醫學分析毫無關系。
[256] 除了這四種期刊出版之外（即《應用心理學論文集》《年鑒》《國際醫學精神分析雜志》和《意象》），德國國内外的其他雜志也發表了一些可在精神分析文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文章。
莫爾頓·普林斯（MortonPrince）指導的《變态心理學雜志》對精神分析作出了如此卓越的貢獻，因而我們必須把這份雜志看作是美國精神分析文獻的主要代表。
1913年冬，懷特（White）和傑裡佛（Jelliffe）在紐約創辦了一個完全緻力于精神分析的新刊物《精神分析文摘》。
毫無疑問，應該記住這個事實，就是說，在美國大多數對精神分析感興趣的醫務人員都感到德語是個難關。
[257] 我現在必須提及在精神分析的信徒中發生的兩次退出事件；第一次發生在1910年學會的建立和1911年魏瑪大會期間；第二次發生在此後，并且在1913年慕尼黑大會上變得明顯起來。
假如我在分析治療中更多地注意病人的這些反應，那麼，他們使我感到的失望就可能會避免。
我當然非常清楚地懂得，任何人在初次探讨精神分析這個不受歡迎的真理時都會逃跑的；我始終認為，每個人對精神分析的理解是受他自己的壓抑（或者甯可說，受支持這些壓抑的抵抗）制約的，這樣，在他同精神分析的關系中就不能超越某一特定的界限。
但是，我卻未曾想到，一個已經在精神分析的理解上達到了一定深度的人竟然置這種理解于不顧，并把它丢棄了。
不過，治療病人的日常經驗已經表明，每當在心靈的任何深度産生特别強烈的抵抗時，都會引起病人對分析知識的完全抵抗；一個人在費力地使病人掌握一部分分析知識，并使他像支配自己那樣在支配這些知識方面，是可以獲得成功的；但是，還可以看到，在他控制了下一步的抵抗之後，就會把他學會的一切都抛棄不顧，而且還進行防禦，就像一個無憂無慮的初學者所做的那樣。
這使我不得不認識到，在一個精神分析學家身上所能發生的事和在分析中病人的行為如出一轍。
要寫出這兩次退出事件絕非易事，也不是一件令人羨慕的事情。
部分的原因是，我沒有如此強烈的這樣做的個人動機&mdash&mdash我既不奢望得到感謝，也不想在任何有效程度上施加報複&mdash&mdash另一部分的原因是，我知道，假如這樣做，我将會使自己受到人們的抨擊，說我是一個不太嚴肅認真的對手，而且這樣做會給精神分析的敵人提供這種他們非常渴望看到的情況&mdash&mdash&ldquo精神分析學家們互相攻擊，四分五裂&rdquo。
在為了不至于受到精神分析之外的對手們的攻擊而進行了極大的自我克制之後，我現在被迫奮起反擊這些以前的精神分析追随者們，或者說是這些仍然願意自稱為精神分析追随者的人們。
但是，在這件事情上我别無選擇；隻有懶惰或懦弱才會使一個人保持沉默，而沉默所造成的危害比已經存在的、公開表現出來的危害有過之而無不及。
任何一個追随其他科學運動發展的人都會知道，同樣的動亂和意見分歧也會在這些運動中出現。
也可能是這些動亂和意見分歧在什麼地方更小心翼翼地隐蔽着；但是，拒絕接受這麼多傳統理想的精神分析，在這些事情上表現得也更加真實。
另一個非常嚴重的倒退是，我不能完全避免使這兩個反對運動在分析之下原形畢露。
但是，把分析用于辯論是不合适的；因為分析往往是以被分析者的贊同和有主有從的情境為先決條件的。
因此，任何一個出于辯論目的而從事分析的人，一定期望那個被分析的人反過來用分析來反對他，這樣，這個讨論将會達到一種不可能使任何不偏不倚的第三者确信的狀态。
因此，我将最大限度地克制輕率地使用對我的敵人才使用的那種分析的知識和攻擊；我還要指出，我并沒有把任何科學的批評建立在這些基礎之上。
我對可能包含在我所反對的這些理論中的真理并不關心，我也不想駁斥這些理論。
我想把這項任務留給精神分析領域的其他有資格的工作者去完成，事實上，這項任務已經完成了一部分。
我隻想表明，這些理論是反駁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并且說明是在哪些觀點上反駁的），為此這些理論是不應該稱之為精神分析的。
因此，我利用分析隻是為了解釋精神分析的這些分歧是怎樣在分析學家中産生的。
當我涉及産生分歧的要點時，我将不得不用某些純批判性的言詞來保衛精神分析的正當權益。
精神分析所面臨的第一個任務是解釋神經症；它把抵抗和移情這兩個事實作為出發點，還探讨了第三個事實（遺忘症），用神經症中的壓抑理論、性動機理論和潛意識理論對這些病況進行解釋。
精神分析從未要求全面提供關于人類心理的一般狀況的全部理論，而隻期望它所提供的理論應該用來補充和糾正用其他方法所獲得的那種知識。
但是，阿德勒的理論完全超出了這一點； 他的理論尋求一舉解釋人類的行為和特點，以及人類的神經症和精神病。
這個理論與其說适合于神經症領域，倒不如說更适合于任何其他領域，雖然有理由說，這個理論和它仍然十分重視的它的理論發展史是有聯系的。
多年來我有機會研究阿德勒醫生，也從未拒絕承認他的不同尋常的能力，并且為他做了特别深思熟慮的安排。
作為他聲稱受到我的&ldquo迫害&rdquo一事，我可以指出這個事實，在學會成立之後，我讓他做維也納小組的領導者。
直到學會的全體成員提出迫切要求，我才被說服重新主持精神分析的學術大會。
當我發現阿德勒恰恰是在判斷潛意識材料上多麼缺乏才能時，我就改變了想法，而期望他能成功地發現精神分析和心理學的聯系以及精神分析和本能過程的生物學基礎的聯系&mdash&mdash根據他所做的&ldquo器官自卑&rdquo（organ-inferiority）[258]。
這一有價值的研究來看，這個期望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合理的。
他确實在某些事情上做得卓有成效；但他的工作給人一種印象，&ldquo好像&rdquo&mdash&mdash用他自己的&ldquo難懂的話&rdquo來說[259]&mdash&mdash是想證明精神分析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錯誤的，由于精神分析輕率地聽信了神經症患者的話，而把這麼多重要的東西都歸因于性動機的力量。
我甚至可以公開指出他的研究的個人動機，因為他曾當着維也納小組的一小部分人的面宣布：&ldquo你以為使我的一生處在你的保護之下會給我帶來那麼多快樂嗎？&rdquo當然，一個年紀輕輕的人自由地承認他的勃勃雄心，我看沒有什麼可指責的。
在任何情況下人們都會猜測，他的工作是應該受到鼓勵的。
但是，即使一個人受這種動機支配，他也應該知道如何用他的良好的社會機智來避免英語所謂的&ldquo不公平&rdquo（unfair）&mdash&mdash這在德語中隻能用一個更粗魯的詞來表達。
阿德勒在這一方面幾乎沒有獲得成功，這一點可以通過大量出現的有損于他的著作的微小惡意表現出來，并通過他的作品所包含的那種無法控制的渴望獲得優先權的迹象表現出來。
在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中，我們确實曾經聽到他要求獲得提出&ldquo神經症統一&rdquo（unityoftheneuroses）和神經症的&ldquo動力觀&rdquo（dynamicview）概念的優先權。
這使我大吃一驚，因為我始終認為這兩個原則是我在認識阿德勒之前提出來的。
不過，和阿德勒進行的這場争權奪利的鬥争，已經産生了一種必定會有益于精神分析的好處。
在不可調和的學術上的意見分歧公開化之後，當我被迫讓阿德勒辭去《中心雜志》的編輯職務時，他同時也脫離了維也納學會，并創建了一個新的組織，最初采用了一個雅緻的名稱&ldquo自由精神分析學會&rdquo。
但是，和精神分析毫無聯系的局外人，在識别這兩種精神分析觀點之間的差異方面的不熟練，就像我們歐洲人在發現兩個中國人的臉之間的那些差異一樣。
&ldquo自由&rdquo精神分析是受&ldquo官方的&rdquo&ldquo正統的&rdquo精神分析保護的，并且隻作為後者的一個附屬組織來對待的。
然後，阿德勒采取了一個使我們非常感激的措施；他斷絕了同精神分析的一切聯系，把他的理論命名為&ldquo個體心理學&rdquo（IndividualPsychology）。
在上帝創造的這個地球上有足夠的空間，任何人都完全有權在地球上毫無阻攔地到處閑逛；但是，要使已經不再相互理解并且互不相容的人住在同一個家庭裡，卻不是一件稱心如意的事。
阿德勒的&ldquo個體心理學&rdquo現在是許多和精神分析相對立的心理學派别之一，它的進一步發展與我們的精神分析無關。
阿德勒的理論從一開始就是一個&ldquo體系&rdquo&mdash&mdash這曾經是精神分析小心翼翼地想要避免的。
他的理論也是&ldquo潤飾作用&rdquo（secondaryrevision）的一個極好的實例。
例如，就像在夢的材料接受清醒的思維活動支配的那個過程中所發生的情況一樣。
就阿德勒的情況而言，夢的材料的地位被通過精神分析研究所獲得的新材料所取代；其後，這些材料又純粹是從自我的立場來看待的，被縮減到自我所熟悉的範圍裡而發生變化并被歪曲了&mdash&mdash正如在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