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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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話短說所謂世界的末日無異于放屁！[247]
&mdash&mdash歌德在精神分析第一次私立的代表大會兩年之後，1910年3月在紐倫堡召開了第二次會議。
在這兩次會議之間，部分地是由于受到在美國時令人高興的接待的影響，受到講德語國家中日益增長的敵意的影響，以及得到蘇黎世方面意外支持的影響，我構想出一個計劃，在我的朋友費倫茨的幫助下，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付諸實施。
我意欲組織好精神分析運動，把運動的中心轉移到蘇黎世，并為它物色一名能領導精神分析未來事業的領袖。
當這項計劃遭到精神分析擁護者們的竭力反對時，我将為此詳述我的理由。
我希望這些理由将證明我是正确的，雖然結果表明，我這樣做實際上并不很明智。
我斷定這個新運動和維也納的聯系毫無可取之處，相反倒是精神分析運動的障礙。
像蘇黎世這樣位于歐洲中心的地方（在這裡一位大學教師曾在他的研究機構中為精神分析打開了大門），對我來說似乎更有希望。
我還認為第二個障礙在我自己。
關于這個看法已被各個不同方面的贊同或反對意見搞得一塌糊塗了：人們要麼把我比作哥倫布[248]、達爾文和開普勒，要麼辱罵我是個思想完全癱瘓的病人。
因此，我倒希望把我自己和這座使精神分析第一次見到光明的城市退縮到幕後去。
況且，我不再是個年輕人了；我發現前面還有很長的路，我為這種想法而苦惱，作為一個領袖的責任對我的一生來說為時太晚了。
[249]但我覺得必須有人做領袖。
我非常清楚這種隐藏着的危險，它等待着任何一位從事精神分析的人。
我希望，假如推選出一個準備發布命令和進行忠告的權威人士，就會使許多這種危險得以避免。
這個地位最初隻有我自己才能擔任，這是因為我有任何人都無法抗衡的15年的經驗這一有利條件。
我感到需要把這種權力交給一個年輕人，在我死後他将理所當然地取代我的地位。
這個人隻能是榮格，因為就年齡而論，布洛伊勒是我的同齡人；榮格的有利條件是他非凡的才智，他已經為精神分析作出的貢獻，他的獨立地位和他的人格所表現出來的令人放心的能力印象。
除此之外，他似乎願意和我建立友好聯系，甚至為了我而放棄了他以前所容許的某些種族偏見。
在當時我還根本沒有認識到，除了這些有利條件之外，這個選擇竟是最不幸的選擇。
我所選中的這個人竟然不能忍讓另一個人的權威，但他還是一個不會行使權力的人，他把他的能力堅持不懈地緻力于研究他自己感興趣的東西。
我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官方的學會，因為我擔心精神分析一旦流行起來，就會受到人們的濫用。
應該有一些指揮機關，它們的任務就是宣稱：&ldquo所有這一派胡言都和精神分析無關，這些都不是精神分析。
&rdquo各地方組織的學會（這些地方組織合在一起将組成國際學會）應該對如何進行精神分析以及如何訓練醫生給予指導，地方組織的活動将因此而受到某種保護。
另外，使我感到稱心如意的似乎是，既然官方科學對精神分析宣布了嚴肅的禁令，并宣布對從事精神分析的醫生和公共機構進行聯合抵制，那麼，精神分析的擁護者們就應該聯合起來，進行友好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支持。
我曾經希望建立&ldquo國際精神分析學會&rdquo，其所要達到的目的正在于此而别無他圖。
所能獲得的東西可能還不止這些。
正如我的反對者們所發現的那樣，想要逆這場新運動的潮流而行是辦不到的，因而我曾想發現，精神分析不會沿着我曾希望為它指定的方向前進。
費倫茨在紐倫堡提出的建議确實被采納了；榮格當選為主席，黎克林擔任他的秘書；決定出版一種能把中央執委會和各地方組織聯系起來的簡報。
學會的目的據稱是&ldquo促進和推動弗洛伊德所建立的既是純心理學（purepsychology），又适用于醫學和心理科學的精神分析科學；促進其成員間的相互支持，竭盡全力地獲得和傳播精神分析的知識&rdquo。
這個方案隻受到維也納小組的強烈反對。
阿德勒非常激動地表示了他的擔心，他指的是&ldquo對學術自由的檢查和限制&rdquo。
最後，在得到保證說學會的地址不會是蘇黎世，而是任職主席的居住國時（任職主席每兩年改選一次），維也納小組才讓步了。
在這次大會上成立了三個地方組織：一個在柏林，主席是阿伯拉罕；一個在蘇黎世，該組織的首腦已成為整個學會的主席；一個在維也納，我把指揮權授予阿德勒。
後來在布達佩斯又成立了第四個組織。
布洛伊勒因病未出席這次大會，他對于加入這個總會猶豫不決；确實，他是在和我做了一次私人談話之後才被說服而加入了這個學會，但不久又由于在蘇黎世一次不同的意見争論而退出學會。
這就割斷了蘇黎世和伯格爾斯立機構之間的聯系。
紐倫堡大會的成果之一是創辦《精神分析中心雜志》，為了這份刊物阿德勒和斯泰克爾聯合起來了。
最初顯然是想代表反對意見的：這就意味着想為維也納争回由于榮格當選主席而受到威脅的盟主權。
但是，當這個刊物的兩位創辦者在難以找到一個出版商的困難情況下，使我确信了他們的和平意圖，并且把允許我行使否決權作為其忠誠的一項保證時，我便接受了對這個刊物的指導工作，并且為這個新的刊物而精力充沛地工作；第一期于1910年9月出版。
現在我将繼續講述精神分析代表大會的曆史，第三次代表大會是1911年9月在魏瑪召開的，在總的氣氛和科學興趣方面比前兩次大會更加成功。
曾出席了這次大會的普特南後來在美國聲稱，這次大會使他非常愉快，他對與會者的&ldquo心理态度&rdquo（thementalattitude）表示了他的敬意，他還引用了我曾用過的與此有關的一段話：&ldquo他們學會了忍受真理。
&rdquo（普特南，1912）這是事實，凡是參加科學大會的人都會留下對精神分析學會的良好印象。
我親自主持了前兩次大會，我允許每一個發言者有充分的時間宣讀他的論文，把讨論留到以後在參加大會的成員之間私下進行。
作為主席的榮格，接管了在魏瑪大會的指導工作，并重新引入了在每次宣讀論文之後進行正式讨論的做法，但是，這在當時還沒有引起任何困難。
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情況完全不同了，這是兩年以後（1913年9月）在慕尼黑召開的。
所有與會者對此仍然記憶猶新。
這次大會是榮格以一種不适當的錯誤方式主持召開的；發言者有時間限制，而且讨論以絕對優勢壓倒了論文的宣讀。
由于一次預謀的機會，碰巧那個惡魔霍奇（Hoche）[250]進入召開大會的那座大樓。
霍奇本來應該毫無困難地承認他是胡說八道，分析學家說他的胡說把精神分析描述為盲目追随其領袖的一個狂熱的派别。
使人疲倦、令人厭惡的議程在重新選舉榮格為國際精神分析學會主席之後結束了，他接受了這一職務，雖然有五分之二的與會者不願意讓榮格作為他們的支柱。
我們四散而去，沒有任何再次相會的願望。
大約在這次代表大會期間，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力量是這樣的：維也納、柏林和蘇黎世的地方組織早在1910年紐倫堡大會時就已成立了。
在1911年5月增加了慕尼黑的一個組織，主席是塞福（L.Self）博士。
同年第二個美國地方組織在布裡爾的領導下成立，名稱為&ldquo紐約精神分析學會&rdquo。
在魏瑪大會期間批準成立美國的第二個精神分析組織；該組織是第二年成立的，命名為&ldquo美國精神分析學會&rdquo，包括來自加拿大和全美國的會員；普特南當選為主席，瓊斯為秘書。
在1913年慕尼黑大會之前不久，布達佩斯成立了地方組織，主席是費倫茨。
此後不久已經回到英國去的瓊斯成立了第一個英國的組織。
這些地方組織（現在共有8個）的成員狀況，當然，我們未能提供任何手段來估計未組織起來的精神分析的學生和擁護者的人數。
精神分析雜志的發展情況也值得簡述一下。
其中第一種是一系列專題文章，題目是《應用心理科學論文集》[251]，自1907年以來不定期出版，現已發行15期（出版者最初是維也納的海勒，後來是F.德提克）。
這些專題文章包括弗洛伊德的論文（第1和第7期）、黎克林、榮格、阿伯拉罕的論文（第4和第11期）、蘭克的論文（第5和第13期）、薩傑、普費斯特、格拉夫、瓊斯的論文（第10和第14期）、斯托福和凡·哈格海爾缪斯的論文[252]。
當《意象》雜志創辦時（過一會兒将要提到［第47頁］），這種出版形式不再具有同樣的價值。
在1908年薩爾茨堡會議之後，創辦了《精神分析學和精神病理學研究年鑒》，在榮格的編輯下出版了五年，現在又重新再版，有兩個新的編輯[253]，并且名稱也有少許變動，稱為《精神分析年鑒》。
它的意圖不再像近年來那樣，僅僅是一個出版自用著作的倉庫，而是通過編輯們的活動，使《精神分析年鑒》緻力于完成在精神分析領域内所做的一切工作和所取得的一切進展這個目的。
[254]我已經提到的那個《精神分析中心雜志》（這是在1910年紐倫堡國際精神分析學會成立之後由阿德勒和斯泰克爾創辦的），在短暫的發行期間經曆了劇烈動蕩的發展過程。
早在第1卷的第10期上（1911年7月），有一條通知出現在頭版上，内容是，由于和刊物指導者學術觀點上的分歧，阿德勒醫生決定自願退出編輯工作。
此後斯泰克爾醫生留任為唯一的編輯（從1911年夏天開始）。
魏瑪大會（1911年9月）把這份中心雜志的地位提高為國際學會的官方刊物，并且适用于全體會員，這樣又反過來增加了每年的訂購量。
從第2卷[255]的第3期開始（1912年冬，12月），斯泰克爾成為唯一對其内容負責的人。
他的行為（要對此發表一篇報導并非易事）迫使我放棄了對該刊物的指導，并且急忙為精神分析創辦了一個新的刊物《國際醫學精神分析雜志》。
經過幾乎所有工作人員和那個新出版商雨果&m
在這兩次會議之間，部分地是由于受到在美國時令人高興的接待的影響，受到講德語國家中日益增長的敵意的影響，以及得到蘇黎世方面意外支持的影響，我構想出一個計劃，在我的朋友費倫茨的幫助下，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付諸實施。
我意欲組織好精神分析運動，把運動的中心轉移到蘇黎世，并為它物色一名能領導精神分析未來事業的領袖。
當這項計劃遭到精神分析擁護者們的竭力反對時，我将為此詳述我的理由。
我希望這些理由将證明我是正确的，雖然結果表明，我這樣做實際上并不很明智。
我斷定這個新運動和維也納的聯系毫無可取之處，相反倒是精神分析運動的障礙。
像蘇黎世這樣位于歐洲中心的地方（在這裡一位大學教師曾在他的研究機構中為精神分析打開了大門），對我來說似乎更有希望。
我還認為第二個障礙在我自己。
關于這個看法已被各個不同方面的贊同或反對意見搞得一塌糊塗了：人們要麼把我比作哥倫布[248]、達爾文和開普勒，要麼辱罵我是個思想完全癱瘓的病人。
因此，我倒希望把我自己和這座使精神分析第一次見到光明的城市退縮到幕後去。
況且，我不再是個年輕人了；我發現前面還有很長的路，我為這種想法而苦惱，作為一個領袖的責任對我的一生來說為時太晚了。
[249]但我覺得必須有人做領袖。
我非常清楚這種隐藏着的危險，它等待着任何一位從事精神分析的人。
我希望，假如推選出一個準備發布命令和進行忠告的權威人士，就會使許多這種危險得以避免。
這個地位最初隻有我自己才能擔任，這是因為我有任何人都無法抗衡的15年的經驗這一有利條件。
我感到需要把這種權力交給一個年輕人，在我死後他将理所當然地取代我的地位。
這個人隻能是榮格，因為就年齡而論，布洛伊勒是我的同齡人；榮格的有利條件是他非凡的才智，他已經為精神分析作出的貢獻，他的獨立地位和他的人格所表現出來的令人放心的能力印象。
除此之外，他似乎願意和我建立友好聯系，甚至為了我而放棄了他以前所容許的某些種族偏見。
在當時我還根本沒有認識到，除了這些有利條件之外，這個選擇竟是最不幸的選擇。
我所選中的這個人竟然不能忍讓另一個人的權威，但他還是一個不會行使權力的人，他把他的能力堅持不懈地緻力于研究他自己感興趣的東西。
我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官方的學會，因為我擔心精神分析一旦流行起來，就會受到人們的濫用。
應該有一些指揮機關，它們的任務就是宣稱：&ldquo所有這一派胡言都和精神分析無關，這些都不是精神分析。
&rdquo各地方組織的學會（這些地方組織合在一起将組成國際學會）應該對如何進行精神分析以及如何訓練醫生給予指導，地方組織的活動将因此而受到某種保護。
另外，使我感到稱心如意的似乎是，既然官方科學對精神分析宣布了嚴肅的禁令，并宣布對從事精神分析的醫生和公共機構進行聯合抵制，那麼，精神分析的擁護者們就應該聯合起來，進行友好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支持。
我曾經希望建立&ldquo國際精神分析學會&rdquo，其所要達到的目的正在于此而别無他圖。
所能獲得的東西可能還不止這些。
正如我的反對者們所發現的那樣，想要逆這場新運動的潮流而行是辦不到的，因而我曾想發現，精神分析不會沿着我曾希望為它指定的方向前進。
費倫茨在紐倫堡提出的建議确實被采納了；榮格當選為主席，黎克林擔任他的秘書；決定出版一種能把中央執委會和各地方組織聯系起來的簡報。
學會的目的據稱是&ldquo促進和推動弗洛伊德所建立的既是純心理學（purepsychology），又适用于醫學和心理科學的精神分析科學；促進其成員間的相互支持，竭盡全力地獲得和傳播精神分析的知識&rdquo。
這個方案隻受到維也納小組的強烈反對。
阿德勒非常激動地表示了他的擔心，他指的是&ldquo對學術自由的檢查和限制&rdquo。
最後，在得到保證說學會的地址不會是蘇黎世，而是任職主席的居住國時（任職主席每兩年改選一次），維也納小組才讓步了。
在這次大會上成立了三個地方組織：一個在柏林，主席是阿伯拉罕；一個在蘇黎世，該組織的首腦已成為整個學會的主席；一個在維也納，我把指揮權授予阿德勒。
後來在布達佩斯又成立了第四個組織。
布洛伊勒因病未出席這次大會，他對于加入這個總會猶豫不決；确實，他是在和我做了一次私人談話之後才被說服而加入了這個學會，但不久又由于在蘇黎世一次不同的意見争論而退出學會。
這就割斷了蘇黎世和伯格爾斯立機構之間的聯系。
紐倫堡大會的成果之一是創辦《精神分析中心雜志》，為了這份刊物阿德勒和斯泰克爾聯合起來了。
最初顯然是想代表反對意見的：這就意味着想為維也納争回由于榮格當選主席而受到威脅的盟主權。
但是，當這個刊物的兩位創辦者在難以找到一個出版商的困難情況下，使我确信了他們的和平意圖，并且把允許我行使否決權作為其忠誠的一項保證時，我便接受了對這個刊物的指導工作，并且為這個新的刊物而精力充沛地工作；第一期于1910年9月出版。
現在我将繼續講述精神分析代表大會的曆史，第三次代表大會是1911年9月在魏瑪召開的，在總的氣氛和科學興趣方面比前兩次大會更加成功。
曾出席了這次大會的普特南後來在美國聲稱，這次大會使他非常愉快，他對與會者的&ldquo心理态度&rdquo（thementalattitude）表示了他的敬意，他還引用了我曾用過的與此有關的一段話：&ldquo他們學會了忍受真理。
&rdquo（普特南，1912）這是事實，凡是參加科學大會的人都會留下對精神分析學會的良好印象。
我親自主持了前兩次大會，我允許每一個發言者有充分的時間宣讀他的論文，把讨論留到以後在參加大會的成員之間私下進行。
作為主席的榮格，接管了在魏瑪大會的指導工作，并重新引入了在每次宣讀論文之後進行正式讨論的做法，但是，這在當時還沒有引起任何困難。
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情況完全不同了，這是兩年以後（1913年9月）在慕尼黑召開的。
所有與會者對此仍然記憶猶新。
這次大會是榮格以一種不适當的錯誤方式主持召開的；發言者有時間限制，而且讨論以絕對優勢壓倒了論文的宣讀。
由于一次預謀的機會，碰巧那個惡魔霍奇（Hoche）[250]進入召開大會的那座大樓。
霍奇本來應該毫無困難地承認他是胡說八道，分析學家說他的胡說把精神分析描述為盲目追随其領袖的一個狂熱的派别。
使人疲倦、令人厭惡的議程在重新選舉榮格為國際精神分析學會主席之後結束了，他接受了這一職務，雖然有五分之二的與會者不願意讓榮格作為他們的支柱。
我們四散而去，沒有任何再次相會的願望。
大約在這次代表大會期間，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力量是這樣的：維也納、柏林和蘇黎世的地方組織早在1910年紐倫堡大會時就已成立了。
在1911年5月增加了慕尼黑的一個組織，主席是塞福（L.Self）博士。
同年第二個美國地方組織在布裡爾的領導下成立，名稱為&ldquo紐約精神分析學會&rdquo。
在魏瑪大會期間批準成立美國的第二個精神分析組織；該組織是第二年成立的，命名為&ldquo美國精神分析學會&rdquo，包括來自加拿大和全美國的會員；普特南當選為主席，瓊斯為秘書。
在1913年慕尼黑大會之前不久，布達佩斯成立了地方組織，主席是費倫茨。
此後不久已經回到英國去的瓊斯成立了第一個英國的組織。
這些地方組織（現在共有8個）的成員狀況，當然，我們未能提供任何手段來估計未組織起來的精神分析的學生和擁護者的人數。
精神分析雜志的發展情況也值得簡述一下。
其中第一種是一系列專題文章，題目是《應用心理科學論文集》[251]，自1907年以來不定期出版，現已發行15期（出版者最初是維也納的海勒，後來是F.德提克）。
這些專題文章包括弗洛伊德的論文（第1和第7期）、黎克林、榮格、阿伯拉罕的論文（第4和第11期）、蘭克的論文（第5和第13期）、薩傑、普費斯特、格拉夫、瓊斯的論文（第10和第14期）、斯托福和凡·哈格海爾缪斯的論文[252]。
當《意象》雜志創辦時（過一會兒将要提到［第47頁］），這種出版形式不再具有同樣的價值。
在1908年薩爾茨堡會議之後，創辦了《精神分析學和精神病理學研究年鑒》，在榮格的編輯下出版了五年，現在又重新再版，有兩個新的編輯[253]，并且名稱也有少許變動，稱為《精神分析年鑒》。
它的意圖不再像近年來那樣，僅僅是一個出版自用著作的倉庫，而是通過編輯們的活動，使《精神分析年鑒》緻力于完成在精神分析領域内所做的一切工作和所取得的一切進展這個目的。
[254]我已經提到的那個《精神分析中心雜志》（這是在1910年紐倫堡國際精神分析學會成立之後由阿德勒和斯泰克爾創辦的），在短暫的發行期間經曆了劇烈動蕩的發展過程。
早在第1卷的第10期上（1911年7月），有一條通知出現在頭版上，内容是，由于和刊物指導者學術觀點上的分歧，阿德勒醫生決定自願退出編輯工作。
此後斯泰克爾醫生留任為唯一的編輯（從1911年夏天開始）。
魏瑪大會（1911年9月）把這份中心雜志的地位提高為國際學會的官方刊物，并且适用于全體會員，這樣又反過來增加了每年的訂購量。
從第2卷[255]的第3期開始（1912年冬，12月），斯泰克爾成為唯一對其内容負責的人。
他的行為（要對此發表一篇報導并非易事）迫使我放棄了對該刊物的指導，并且急忙為精神分析創辦了一個新的刊物《國際醫學精神分析雜志》。
經過幾乎所有工作人員和那個新出版商雨果&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