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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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你自己去就好了,我們已經很累了。

    這種話是很無情的,怎麼說一枝和她們都是親姊妹,和我則是一點血緣關系也沒有的人。

    她們就是這樣欺負人,類似的事情太多了,數也數不完。

    例如說跳芭蕾舞的事,知子和雪子非常遲鈍,老是跳不好,而我卻表現得很好,于是後母就趁我去保谷的母親家時,給她們特别指導,到時候再來奚落我。

     因為她們不想去,我便努力示好,表示會弄果汁給她們喝,并且說我一個人會害怕,請求她們一定要陪我去。

    好不容易她們才答應。

     我們是在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四點左右到達一枝家。

    抵達後,我立刻到廚房弄果汁,殺了五個人。

    當時太陽還沒有下山,天色還亮,用不着開燈。

    雖然是獨立的房子,但是有燈光露出的話,遠處還是會注意到這房子裡有人,那樣就有危險了。

     我知道砒霜的解毒劑。

    但是,我并沒有拿到。

    不過因為廚房的事向來都是我在做,所以我一個人在廚房,她們也不疑有詐,我也不必多費手腳。

    我就把她們的屍體搬到浴室,然後獨自回到目黑的梅澤家。

     回到梅澤家的原因,除了是要把亞砷酸的瓶子和附了鑰匙的繩子偷偷地放在後母的房間外,也是因為當晚我無處可睡。

    至于晾在家裡的衣物,就讓它繼續晾着,或許永遠不會有人來收拾了。

     第二天晚上,屍體已經僵硬了,我就在窗下就着月光,進行切割屍體的工作。

     将屍體放在浴室裡一整晚,讓我感到很不安。

    可是,浴室是切割屍體最理想的場所,而且,如果先把五具屍體都放在儲物櫃裡,隔天再搬到浴室處理,這樣沉重的工作,恐怕不是我一個女子所能負荷的。

    我也想過,萬一因為放在浴室裡被發現了,我就立刻在那房子的附近,服下同樣的毒劑,假裝成被同一人所殺。

    這樣做當然是為了母親,免得她背負兇手母親的惡名。

    而這麼一來,就可營造出虛構的兇手為了完成“阿索德”,殺害我們六名少女,但是還沒有分解就被發現等雲雲。

     不知是幸還是不幸,屍體并沒有被發現。

    我處理完五具屍體,分配成六組後,再用事先準備好的油紙包好,搬到儲藏室,用布蓋起來。

    這個儲藏室已經在處理一枝喪禮的時候,被我打掃幹淨了。

    這是為了防止屍體上有可能沾到稻草或關東土壤等一切可能成為證據的東西。

    恰好我們六人血型都是A型。

    這是有一次我們一同去捐血,我無意中知道的。

     如何處理六個人的旅行袋,倒是我分屍結束的一大難題。

    旅行袋雖然小,但是有六個之多,又不能和屍體一起埋掉。

    沒有辦法中的辦法,隻好每個旅行袋内都放入秤錘,讓它們沉入多摩川。

    切割屍體時所使用的鋸子,也如法炮制,沉入河裡。

     寫給竹越先生的信,我早就寫好。

    在目黑的梅澤家休息一個晚上後,第二天——也就是四月一日,就立刻投寄了,接着我才到一枝家處理屍體。

    這樣做,是為了讓屍體在還沒有開始腐爛以前,就能夠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而且也讓竹越沒有思考的時間。

     我的身上沒有痣,這點母親多惠很清楚。

    為了利用痣做為辨認我的證物。

    我行兇相當久以前,就用鐵棒打自己的腹部,再告訴母親,這顆痣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的。

    母親驚訝的程度超出我的想像,她一再的用手撫摸那顆痣。

    我不禁慶幸還好沒用化妝品來畫。

     結束了一連串的罪行之後,我暫且投宿在川崎或淺草一帶的小旅館。

    我改變發型和服裝,假裝成在找工作的樣子,心裡卻十分挂念母親,想必她一定哀傷得不得了。

    由于我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閑,手邊有點積蓄,所以暫時之間并無生活上的問題,但是,繼續留在日本的話,絕對比較危險。

    幸好當時日本已經有海外的殖民地,所以早在計劃之初,我就想過:如果計劃能順利進行,我就逃到中國大陸去躲起來。

    雖然我很挂念母親,可是我卻不能讓母親知道我沒有死的事情,因為她是個不會說謊的女人。

    我連母親都得隐瞞,總覺有點殘忍。

    但是萬一母親暴露真相,她所受到的痛苦,相信大于以為我已經死了。

    因此,我忍受着椎心刺骨的哀痛,離開了日本。

     說來幸運,我投宿在某個旅館時,認識了一個女服務生,她正好要舉家加入一個滿洲移民團;在我百般央求之下,她願意讓我加入他們家,一起到中國大陸。

    可是大陸并不是别人口中的天堂,土地雖然廣大,但是冬天氣溫卻常在零下四十度。

    做了一陣子的田裡工作後,我便去“北安”服務。

    當時實在不是一個女人單獨出來打天下的時代。

    不用說,日子極其艱辛,我不想浪費筆墨描述那些事情,隻覺得那些是神對我的懲罰。

    我終于能夠體會母親當年所以沒有來滿洲的難處。

     敗戰後,我回到日本,一直住在九州。

    經過昭和二十年代,到了昭和三十年代,梅澤家的事件更加被炒得沸沸揚揚,我間接聽說保谷的母親由于命案的發生,獲得大筆遺産,這讓我非常滿足。

    昭和三十年左右,我理所當然地猜想母親一定會搬到京都,經營她夢想的皮包店。

     昭和三十八年的夏天,我終于忍耐不住,來到京都的嵯峨野,想見母親一面。

    孰料,從落柿舍到岚山以及大覺寺、大澤地附近,我整整打聽兩天,都找不到母親的店。

     找不到母親,讓我非常氣餒,當時的心情真不是筆墨可以形容的。

    無可奈何之下,我便前往東京。

    但是東京完全變了,車輛數倍于過去,高速道路縱璜,到處可見和奧運有關的标語。

    到了東京,我最想看的地方是目黑。

    我從遠處眺望梅澤家的舊址,從建築基地的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