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饑荒與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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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但曾經一度對它的毒害有過比較好的控制。
而現如今中國鴉片的生産即使沒有超過以往，至少也已經達到這個國家從前的種植規模了。
幾年前，很多地區唯利是圖的農民，冒險将罂粟與糧食隔一行間一行地交替種植在一起。
這樣做的好處是，如果行政官員來調查并且強令鏟除罂粟花，農民仍然能夠留下一半的糧食作物。
1930年，許多地區的整座山谷當中都種植着罂粟。
在安徽省罂粟的毒害尤為嚴重。
官方&ldquo圍剿&rdquo的舉措在征收了那些種植鴉片的村莊每英畝土地200塊大洋的稅費後就戛然而止了。
隻要充當&ldquo清剿代理人&rdquo士兵們沒有把收獲物全部沒收走（然後出售），即使如此之高的稅賦還是給農民們留下了巨大的利潤。
當中國政府在日内瓦或者其他的國際場合，被譴責應當對目前國内大量人口的毒品成瘾負有責任時，盡管其辯護者會大聲地以不實之詞抗議其他國家，但真相還是會在不經意之間偶然地呈現在官方的報告當中。
例如，1929年9月總部設在漢口的湖北省财政廳在其官方收入報告中顯示，湖北當月的稅收收入中有三分之二來自鴉片。
該省當月總收入大約是300萬銀圓，其中，酒和煙草的稅收為5萬，鹽稅為5萬，印花稅為6萬，鴉片稅則将近200萬。
1929年9月，當湖北省政府拼命從民衆身上壓榨資金的時候，漢口24個最大的鴉片交易商經過商議後決定，一年中每月繳納13萬大洋來聯合壟斷當地的鴉片貿易，以此來換取不受腐敗官員&ldquo敲詐勒索&rdquo的保證。
據當地發行的一份曾冒失地批評官場的中國報紙《武漢報》報道：除了這些規模較大的商賈之外，僅漢口一地還有714家已知的&ldquo煙館&rdquo在公開地向公衆售賣鴉片。
在遙遠西部的四川省其鴉片的産量開始急劇增加，這些鴉片要想到達漢口、上海以及長江中下遊平原上的其他大城市，必須通過長江上的咽喉水道。
1929年9月，上海的中國媒體大膽地披露，這種毒品運輸方式事實上産生了巨額的稅收收入。
受到點名指責的鴉片清剿局位于長江咽喉水道下遊的宜昌市，它是由軍事長官所任命的文職官員在士兵的協助下開展工作的。
一時之間，士兵和文職官員對四川來的所有貨物都進行了嚴格的搜查，但是，當那些被發現的鴉片，以目前批發價（每石約等于133磅）繳納了或者現金，或者實物的750塊銀圓的稅款之後，它們被允許繼續上路了。
那些被鴉片清剿局沒收的鴉片也并沒有被銷毀，而同樣是賣到了長江下遊地區。
在偏遠的貴州省常常會見到滿載着鴉片的毛驢車隊，這種運輸方式事實上受到官方的保護，這可以從長期以來省裡的軍隊一直押運有利可圖的毒品車輛以防止土匪搶劫得到證實。
在貴州的大多數城市，&ldquo大煙店&rdquo都明目張膽地懸挂着醒目的标識，它們知道除了稅吏的到訪不會有任何官方的幹預。
從中國南部的廣東地區到靠近東北與西伯利亞邊界的松花江河岸，罂粟都是公開種植的，而在中國各地鴉片交易産生的一系列稅收，合計起來則必定是一個令人吃驚的數字。
種植罂粟的農民需要支付特别的稅款；當種子銷售之後需要交納稅款；生産加工鴉片的人需要交納新的官稅；批發商必須繳納重稅；經營大煙館的人需要每月為他經營場所當中的每一杆煙槍支付特殊的稅款；最後不幸的瘾君子們通常也會隔三岔五地被處以罰款。
直到1930年初都在擔任香港總督的塞西爾·克萊蒙蒂先生曾在公共場合宣布：&ldquo如果中國停止種植鴉片，那麼吸食鴉片之風就有望在一年半載的時間内刹住。
&rdquo這番表述無疑是正确的，因為沒有國内罂粟的種植，毒品鴉片的價格就會飙升到很高，隻有富人才能繼續為吸食鴉片的習慣買單。
對于出生在這個時代遭遇不幸的數億中國人，我們能做些什麼呢？他們自己的官員不僅不能把他們從凍餓而死的困境中解救出來，反而制造了種種世界上其他國家所難以理解的惡政和内戰的狀況。
然後，為了繼續他們毫無意義的争鬥，又通過縱容人們吸食毒品而使其堕落。
而現如今中國鴉片的生産即使沒有超過以往，至少也已經達到這個國家從前的種植規模了。
幾年前，很多地區唯利是圖的農民，冒險将罂粟與糧食隔一行間一行地交替種植在一起。
這樣做的好處是，如果行政官員來調查并且強令鏟除罂粟花，農民仍然能夠留下一半的糧食作物。
1930年，許多地區的整座山谷當中都種植着罂粟。
在安徽省罂粟的毒害尤為嚴重。
官方&ldquo圍剿&rdquo的舉措在征收了那些種植鴉片的村莊每英畝土地200塊大洋的稅費後就戛然而止了。
隻要充當&ldquo清剿代理人&rdquo士兵們沒有把收獲物全部沒收走（然後出售），即使如此之高的稅賦還是給農民們留下了巨大的利潤。
當中國政府在日内瓦或者其他的國際場合，被譴責應當對目前國内大量人口的毒品成瘾負有責任時，盡管其辯護者會大聲地以不實之詞抗議其他國家，但真相還是會在不經意之間偶然地呈現在官方的報告當中。
例如，1929年9月總部設在漢口的湖北省财政廳在其官方收入報告中顯示，湖北當月的稅收收入中有三分之二來自鴉片。
該省當月總收入大約是300萬銀圓，其中，酒和煙草的稅收為5萬，鹽稅為5萬，印花稅為6萬，鴉片稅則将近200萬。
1929年9月，當湖北省政府拼命從民衆身上壓榨資金的時候，漢口24個最大的鴉片交易商經過商議後決定，一年中每月繳納13萬大洋來聯合壟斷當地的鴉片貿易，以此來換取不受腐敗官員&ldquo敲詐勒索&rdquo的保證。
據當地發行的一份曾冒失地批評官場的中國報紙《武漢報》報道：除了這些規模較大的商賈之外，僅漢口一地還有714家已知的&ldquo煙館&rdquo在公開地向公衆售賣鴉片。
在遙遠西部的四川省其鴉片的産量開始急劇增加，這些鴉片要想到達漢口、上海以及長江中下遊平原上的其他大城市，必須通過長江上的咽喉水道。
1929年9月，上海的中國媒體大膽地披露，這種毒品運輸方式事實上産生了巨額的稅收收入。
受到點名指責的鴉片清剿局位于長江咽喉水道下遊的宜昌市，它是由軍事長官所任命的文職官員在士兵的協助下開展工作的。
一時之間，士兵和文職官員對四川來的所有貨物都進行了嚴格的搜查，但是，當那些被發現的鴉片，以目前批發價（每石約等于133磅）繳納了或者現金，或者實物的750塊銀圓的稅款之後，它們被允許繼續上路了。
那些被鴉片清剿局沒收的鴉片也并沒有被銷毀，而同樣是賣到了長江下遊地區。
在偏遠的貴州省常常會見到滿載着鴉片的毛驢車隊，這種運輸方式事實上受到官方的保護，這可以從長期以來省裡的軍隊一直押運有利可圖的毒品車輛以防止土匪搶劫得到證實。
在貴州的大多數城市，&ldquo大煙店&rdquo都明目張膽地懸挂着醒目的标識，它們知道除了稅吏的到訪不會有任何官方的幹預。
從中國南部的廣東地區到靠近東北與西伯利亞邊界的松花江河岸，罂粟都是公開種植的，而在中國各地鴉片交易産生的一系列稅收，合計起來則必定是一個令人吃驚的數字。
種植罂粟的農民需要支付特别的稅款；當種子銷售之後需要交納稅款；生産加工鴉片的人需要交納新的官稅；批發商必須繳納重稅；經營大煙館的人需要每月為他經營場所當中的每一杆煙槍支付特殊的稅款；最後不幸的瘾君子們通常也會隔三岔五地被處以罰款。
直到1930年初都在擔任香港總督的塞西爾·克萊蒙蒂先生曾在公共場合宣布：&ldquo如果中國停止種植鴉片，那麼吸食鴉片之風就有望在一年半載的時間内刹住。
&rdquo這番表述無疑是正确的，因為沒有國内罂粟的種植，毒品鴉片的價格就會飙升到很高，隻有富人才能繼續為吸食鴉片的習慣買單。
對于出生在這個時代遭遇不幸的數億中國人，我們能做些什麼呢？他們自己的官員不僅不能把他們從凍餓而死的困境中解救出來，反而制造了種種世界上其他國家所難以理解的惡政和内戰的狀況。
然後，為了繼續他們毫無意義的争鬥，又通過縱容人們吸食毒品而使其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