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教育界的經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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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及秋競雄先烈等在紹興遇害之事。
上海報戴（載），問官說：“汝受孫文指使麼？”（大意如此）徐先烈說：“我運動革命，已二十年，還要受别人指使麼？”駐德孫慕韓公使讀到此，有點寒心，乃強作解嘲語說：“革命黨真是大言不慚。
” 自丁未到辛亥五年間，差不多年年都有驚人的大事。
例如丁未七月間，孫先生有欽廉之役。
十一月，又有鎮南關之役。
戊申三月，有河口之役。
是年十月，有熊成基先生在安慶起義。
庚戌，有汪精衛先生刺載沣之事。
至于辛亥三月間，溫生才先生刺殺孚琦，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于是促成八月十九日之起義，而告一大結束。
我也于是年回國了。
辛亥八月中旬（陽曆十月初旬），德國大學的暑假尚未完，而中學已開課。
我因幾位德國朋友的介紹，往維铿斯多中學參觀。
這中學是私立的，是較為革新的，在課程上，重頓悟不重記誦；在訓育上，尚感化不尚拘束，于會食前，誦一條世界名人格言，以代宗教式祈禱；注重音樂，除平時練習外，每星期必有一次盛大的演奏；學生得舉行茶會，邀教員及男、女同學談話。
我寄住在此校教員宿舍中，曆一星期，覺得他們合理化的生活，是很有趣的。
我在此校住了一星期，忽見德國報紙上，載有武漢起義的消息。
有一德國朋友問我：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我答以必可成功，因為革命黨預備已很久了。
不久，又接到吳稚晖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我此時記不清了）。
以武漢消息告我，并言或者是一大轉機，我輩均當盡力助成（大意如此）。
我于是先到柏林，每日總往同學會，與諸同學購報傳觀，或集資發電，大家都很熱烈的希望各省響應就是了。
同學中，有一位劉慶恩君，稍稍做了一點可資談助的事：同學會中，本有兩面小龍旗，插在案上花瓶中。
有一日，劉君把這龍旗扯破了，他去備了兩面五色旗來替它。
又有一日，來了一位使館的秘書，帶笑着說道：“袁宮保出來了，革命軍勢孤了！”仿佛很得意的樣子。
劉君罵道：“放屁！”就打他一個耳光，别人趕緊勸開，那秘書也隻好悄悄的去了。
我在柏林住了一個月光景，接陳英士先生電報，催我回國，我就從西伯裡亞回來。
到上海，正是黃克強先生由漢口來上海的時候，孫先生還沒有到。
有一日，說是有一個省代表會，将于第二日舉大元帥，大約舉黎宋卿先生的多一點。
我因為聽說黎先生本來不是贊成起義的，又那時候很有與北軍妥協的消息，覺得舉黎不妥，特地到湯墊仙先生處，同他磋商，适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詳細讨論，彼等亦贊成我舉黃的提議。
但湯先生不肯于第二日直接舉黃，而要求我亦到會，于會中推我為代表而投票舉黃。
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時也不求甚解而允之。
第二日，開選舉會，依湯先生所定之手續，我投票舉黃，章先生及其他有選舉權者，皆舉黃，蓋事前受章、湯兩先生疏通了。
大元帥舉定後，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說：“黎先生究系首難的人物，不可辜負他，現在大元帥既選定，請設一副元帥，并舉黎先生任之。
”全體贊成。
那時候，又有一段新聞，關于辜湯生先生的事。
自武昌起義以後，望平街各報館每日發好幾次傳單，并在館門口用大字譽寫，借示行人，于是望平街有人山人海之狀。
辜先生那時正在南洋公學充教員，乃撰一英文論說，送某報，責問公共租界工部局，謂：“望平街交通阻滞，何以不取締？”南洋公學學生閱之，認辜先生含有反革命意，乃于辜來校時，包圍而語責之。
辜說：“言論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辭職。
”學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複到校。
此為我回國以後所聞，未知确否。
（《越風》，雜志第二十期，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出版） 我在五四運動時的回憶 民國五年的冬季，我正在法國，接到教育部的電報，要我回國任北大校長。
本來，在民元我長教育部以前，那時名叫京師大學堂，我便在那大學堂一部分的譯學館任國文及西洋史的教員。
現在要我來任北大校長，我算是第二次為北大服務了。
當我從法國回到上海的時候，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于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于愛我的意思。
但也有些朋友說：既然知道他的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
我到底接受了後說，到北大來。
到北大以後，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
我在譯學館教書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于學問上并沒有什麼興會，隻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便算功德完滿了。
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
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
所以我到校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财之階梯”。
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隻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授着手。
因此，我到北大，由醫專校長湯爾和君的介紹，便首先聘請了主編《新青年》的陳獨秀君任北大文科學長，同時在《新青年》上，我們認識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國後，即請他到北大任教職。
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我對于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組織。
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于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
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而他們一定要參加，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
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不簽字于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張（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
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
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的學生居多數。
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
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
都中喧傳政府将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祀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于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将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
我離京之時，學生仍每日分隊出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太多，就把學生都監禁在北大第三院。
北京學生受了這樣大的壓迫，于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将以罷工、罷市為同樣的要求。
政府知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并決定不簽和約，罷免曹、章、陸，于是，五四運動的目的完全達到了。
雖然五四運動的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複，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多少糾紛。
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繼任，而為學生所反對，不能到校。
各方面需要我複職。
我離校時本預定決不回去，不但為校務的困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幹的纏繞，度一種（勞）苦而無功的生活， 但是，隔了幾個月，校中的糾紛，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決的狀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
回校以前，先發表《告北京大學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書）》，告以學生救國，重在研究學術，不可常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
至此，北大因五四運動而起的糾紛才算平息了。
（《中國學生》，第二卷第九期，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版） 愛國女學三十五年來之發展 愛國女學之成立，已三十五年。
餘為三十五年前參與發起之一人，回想當年，不勝今昔之感。
民國紀元前十年，餘在南洋公學任教員。
是時反對清廷議立大阿哥之經連山先生尚寓上海，而林少泉先生借其妻林××夫人及其妹林宗素女士自福州來，均提倡女學。
由餘與亡室黃仲玉夫人招待，在登賢裡寓所開會。
到會者除經、林二氏外，有韋氏增珮、增瑛兩女士，吳産複先生偕其女亞男、弱男及其妾夏小正三女士，陳夢坡先生偕其女撷芬、及其二妾蔡××、蔡××三女士，餘與林、陳諸先生均有演說。
會畢，在裡外空場攝影，吳産複夫人自窗口望見之而大罵，蓋深不以其二女參與此會為然也。
未幾，薛錦琴女士到滬，蔣智由先生設席歡迎，乃請仲玉與林氏姑嫂作陪，而自身不敢列席，蓋其時男子尚不認娶妾為不合理，而男女之界，亦尚重避嫌如此。
愛國女學，即在此種環境中産生也。
是年冬，由蔣智由、黃宗仰兩先生提議，設立女校，餘與林、陳、吳三先生并列名發起，設校舍于登賢裡，名曰愛國。
羅伽陵夫人代表烏目山僧捐資相助，而推蔣先生為校長，發起人均任教員。
未幾，蔣先生往日本遊曆，餘被推繼任。
開辦時所有學生，即發起人家中之女子。
及第二年，始招外來學生；而第一屆學生，多因年齡長大、家務分心而退學，故學生甚少。
愛國女學第一次之發展，在愛國學社成立以後。
由吳稚晖先生提議，遷校舍于學社左近之泥城橋福源裡，并運動學社諸生，勸其姊妹就學，而學社諸教員，如王小徐、葉浩吾、吳稚晖、蔣竹莊諸先生，亦兼任女學教課，逐時本校始有振興之氣象。
第二次之發展，則在鐘憲鬯先生長校時期，即愛國學社被解散之後。
是時，張竹君女士初自廣州來，力倡婦女經濟獨立之必要，願教以手工。
鐘先生因于本校課程中加手工，而且附設手工傳習所，請張女士及其弟子傳授。
由本校學生之宣傳，而内地婦女紛來學習。
其後，手工傳習所雖停辦，而愛國女學之聲名，傳播已廣。
第三次之發展，則為蔣竹莊先生長校時期。
時在民元前三年一月。
厘訂課程，使适合于中小學教育之程度；訂建校舍，使教室與運動場有相當之設備。
從此，本校始脫盡革命黨秘密機關之關系&mdash&mdash餘長本校前後數次，凡革命同志徐伯荪、陶煥卿、楊笃生、黃克強諸先生到上海時，餘與從弟國親及龔未生同志等，恒以本校教員資格，借本校為招待與接洽之機關。
其時，較高級之課程，亦參革命意義，如曆史授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故事；理化注重炸彈制造等。
又高級生周怒濤等，亦秘密加入同盟會&mdash&mdash而入于純粹的教育事業之時代。
民元四月，徐固卿先生繼任校長，民三（年），添辦體育科、文科，校譽日益隆盛。
江蘇教育廳批準立案。
徐固卿先生解職後，曾由蕭蛻公、宋俠公、吳和士諸先生相繼任校長。
第四次之發展，則為季融五先生長校時期。
時在民國十年。
遵教育部學制，劃分初級中學、高級中學、體育專科與附屬小學四部。
民十六年，因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教育行政系統更易，本校劃隸上海市區，改向上海市教育局立案，奉令更名為私立愛國女子中學。
其後因來學者衆，原有校舍不敷應用，乃于十九年秋遷至江灣路塵園，次第自建校舍。
高中部複添設師範科，于是基礎益形鞏固，校務日見發達。
在此節節發展時期，不幸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役，全部校舍，悉被焚毀，三十年來之文物，損失殆盡。
不得已，遂假法租界貝勒路志成小學餘屋，招集學生，以維教學。
逾月，複遷至呂班路大陸坊。
是年秋，季融五先生因感受刺激而辭職，校董會推孫翔仲先生為校長，遷回塵園，以圖複興，重建校舍，添置校具，并辦女童軍訓練班，設第二小學于新閘路。
二十二年秋，得校董禱民誼、潘守仁兩先生之助，更添建仁齋、誼齋兩宿舍。
逾年，孫翔仲先生辭職，校董會推季毅生先生任校長。
是年秋，移設校内附屬小學一部于昆山路，奉令改稱愛國女子第一小學，附設幼稚園。
二十四年秋，複就昆山路校舍，添設初中第二院，學生亦頗衆多，并呈準教育部将體育科正名為體育師範科，校後更辟田徑場，運動成績，與年俱進；而各科課程，亦多注重實際。
自二十一年秋至今，可謂愛國女學之複興時期。
今年為三十五周年，觀曆來發展之曆史，又兼以主持者之毅力，預料前途，必更有輝煌之象也。
（《愛國女學校三十五周紀念刊》， 該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出版） 我在教育界的經驗 我自六歲至十七歲，均受教育于私塾；而十八歲至十九歲，即充塾師（民元前二十九年及二十八年）。
二十八歲又在李蘊客先生京寓中充塾師半年（前十八年）。
所教的學生，自六歲至二十餘歲不等。
教課是練習國文，并沒有數學與其他科學。
但是教國文的方法，有兩件是與現在的教授法相近的：一是對課，二是作八股文。
對課與現在的造句法相近。
大約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聯，學生想出下聯來。
不但名詞要對名詞，靜詞要對靜詞，動詞要對動詞；而且每一種詞裡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
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詞，就要用海字或水字來對他，因為都是地理的名詞。
又如出桃紅二字，就要用柳綠或薇紫等詞來對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詞，第二字都用顔色的靜詞。
别的可以類推。
這一種工課，不但是作文的開始，也是作詩的基礎。
所以對到四字課的時候，先生還要用圈字的法子，指示平仄的相對。
平聲字圈在左下角，上聲在左上角，去聲右上角，入聲右下角。
學生作對子時，最好用平聲對仄聲，仄聲對平聲（仄聲包上、去、入三聲）。
等到四字對作得合格了，就可以學五言詩，不要再作對子了。
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題，止兩句，把題目的大意說一說。
破題作得合格了，乃試作承題，約四五句。
承題作得合格了，乃試作起講，大約十餘句。
起講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
全篇的作法，是起講後，先講領題，其後分作八股（六股亦可），古每兩股都是相對的。
最後作一結論。
由簡而繁，确是一種學文的方法。
但起講、承題、破題，都是全篇的雛形；那時候作承題時仍有破題，作起講時仍有破題、承題，作全篇時仍有破題、承題、起講，實在是重床疊架了。
我三十二歲（前十四年）九月間，自北京回紹興，任中西學堂監督，這是我服務于新式學校的開始。
這個學堂是用紹興公款設立的。
依學生程度，分三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級。
今之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麐（麟）君、北大地質學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時候第一齋的小學生。
而現任中央研究院秘書的馬祀光君、任浙江教育廳科員的沈光烈君，均是那時候第三齋的高材生。
外國語原有英、法二種，我到校後又增日本文。
教員中授哲學、文學、史學的有馬淚菇、薛閣軒、馬水臣諸君，授數學及理科的有杜亞泉、壽孝天諸君，主持訓育的有胡鐘生君，在當時的紹興，可為極一時之選。
但教員中頗有新舊派别，新一點的，笃信進化論，對于舊日尊君卑民，重男輕女的舊習，随時有所糾正，舊一點的不以為然。
後來舊的運動校董，出而幹涉，我遂辭職（前十三年）。
我三十五歲（前十一年）任南洋公學特班教習。
那時候南洋公學還止有小學、中學的學生；因沈子培監督之提議，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長古文的；拟授以外國語及經世之學，備将來經濟特科之選。
我充教授，而江西趙仲宣君、浙江王星垣君相繼為學監。
學生自由讀書，寫日記，送我批改。
學生除在中學插班習英文外，有願習日本文的；我不能說日語，但能看書，即用我的看書法教他們，他們就試譯書。
每月課文一次，也由
上海報戴（載），問官說：“汝受孫文指使麼？”（大意如此）徐先烈說：“我運動革命，已二十年，還要受别人指使麼？”駐德孫慕韓公使讀到此，有點寒心，乃強作解嘲語說：“革命黨真是大言不慚。
” 自丁未到辛亥五年間，差不多年年都有驚人的大事。
例如丁未七月間，孫先生有欽廉之役。
十一月，又有鎮南關之役。
戊申三月，有河口之役。
是年十月，有熊成基先生在安慶起義。
庚戌，有汪精衛先生刺載沣之事。
至于辛亥三月間，溫生才先生刺殺孚琦，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于是促成八月十九日之起義，而告一大結束。
我也于是年回國了。
辛亥八月中旬（陽曆十月初旬），德國大學的暑假尚未完，而中學已開課。
我因幾位德國朋友的介紹，往維铿斯多中學參觀。
這中學是私立的，是較為革新的，在課程上，重頓悟不重記誦；在訓育上，尚感化不尚拘束，于會食前，誦一條世界名人格言，以代宗教式祈禱；注重音樂，除平時練習外，每星期必有一次盛大的演奏；學生得舉行茶會，邀教員及男、女同學談話。
我寄住在此校教員宿舍中，曆一星期，覺得他們合理化的生活，是很有趣的。
我在此校住了一星期，忽見德國報紙上，載有武漢起義的消息。
有一德國朋友問我：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我答以必可成功，因為革命黨預備已很久了。
不久，又接到吳稚晖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我此時記不清了）。
以武漢消息告我，并言或者是一大轉機，我輩均當盡力助成（大意如此）。
我于是先到柏林，每日總往同學會，與諸同學購報傳觀，或集資發電，大家都很熱烈的希望各省響應就是了。
同學中，有一位劉慶恩君，稍稍做了一點可資談助的事：同學會中，本有兩面小龍旗，插在案上花瓶中。
有一日，劉君把這龍旗扯破了，他去備了兩面五色旗來替它。
又有一日，來了一位使館的秘書，帶笑着說道：“袁宮保出來了，革命軍勢孤了！”仿佛很得意的樣子。
劉君罵道：“放屁！”就打他一個耳光，别人趕緊勸開，那秘書也隻好悄悄的去了。
我在柏林住了一個月光景，接陳英士先生電報，催我回國，我就從西伯裡亞回來。
到上海，正是黃克強先生由漢口來上海的時候，孫先生還沒有到。
有一日，說是有一個省代表會，将于第二日舉大元帥，大約舉黎宋卿先生的多一點。
我因為聽說黎先生本來不是贊成起義的，又那時候很有與北軍妥協的消息，覺得舉黎不妥，特地到湯墊仙先生處，同他磋商，适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詳細讨論，彼等亦贊成我舉黃的提議。
但湯先生不肯于第二日直接舉黃，而要求我亦到會，于會中推我為代表而投票舉黃。
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時也不求甚解而允之。
第二日，開選舉會，依湯先生所定之手續，我投票舉黃，章先生及其他有選舉權者，皆舉黃，蓋事前受章、湯兩先生疏通了。
大元帥舉定後，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說：“黎先生究系首難的人物，不可辜負他，現在大元帥既選定，請設一副元帥，并舉黎先生任之。
”全體贊成。
那時候，又有一段新聞，關于辜湯生先生的事。
自武昌起義以後，望平街各報館每日發好幾次傳單，并在館門口用大字譽寫，借示行人，于是望平街有人山人海之狀。
辜先生那時正在南洋公學充教員，乃撰一英文論說，送某報，責問公共租界工部局，謂：“望平街交通阻滞，何以不取締？”南洋公學學生閱之，認辜先生含有反革命意，乃于辜來校時，包圍而語責之。
辜說：“言論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辭職。
”學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複到校。
此為我回國以後所聞，未知确否。
（《越風》，雜志第二十期，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出版） 我在五四運動時的回憶 民國五年的冬季，我正在法國，接到教育部的電報，要我回國任北大校長。
本來，在民元我長教育部以前，那時名叫京師大學堂，我便在那大學堂一部分的譯學館任國文及西洋史的教員。
現在要我來任北大校長，我算是第二次為北大服務了。
當我從法國回到上海的時候，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于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于愛我的意思。
但也有些朋友說：既然知道他的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
我到底接受了後說，到北大來。
到北大以後，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
我在譯學館教書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于學問上并沒有什麼興會，隻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便算功德完滿了。
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
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
所以我到校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财之階梯”。
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隻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授着手。
因此，我到北大，由醫專校長湯爾和君的介紹，便首先聘請了主編《新青年》的陳獨秀君任北大文科學長，同時在《新青年》上，我們認識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國後，即請他到北大任教職。
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我對于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組織。
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于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
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而他們一定要參加，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
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不簽字于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張（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
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
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的學生居多數。
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
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
都中喧傳政府将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祀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于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将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
我離京之時，學生仍每日分隊出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太多，就把學生都監禁在北大第三院。
北京學生受了這樣大的壓迫，于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将以罷工、罷市為同樣的要求。
政府知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并決定不簽和約，罷免曹、章、陸，于是，五四運動的目的完全達到了。
雖然五四運動的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複，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多少糾紛。
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繼任，而為學生所反對，不能到校。
各方面需要我複職。
我離校時本預定決不回去，不但為校務的困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幹的纏繞，度一種（勞）苦而無功的生活， 但是，隔了幾個月，校中的糾紛，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決的狀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
回校以前，先發表《告北京大學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書）》，告以學生救國，重在研究學術，不可常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
至此，北大因五四運動而起的糾紛才算平息了。
（《中國學生》，第二卷第九期，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版） 愛國女學三十五年來之發展 愛國女學之成立，已三十五年。
餘為三十五年前參與發起之一人，回想當年，不勝今昔之感。
民國紀元前十年，餘在南洋公學任教員。
是時反對清廷議立大阿哥之經連山先生尚寓上海，而林少泉先生借其妻林××夫人及其妹林宗素女士自福州來，均提倡女學。
由餘與亡室黃仲玉夫人招待，在登賢裡寓所開會。
到會者除經、林二氏外，有韋氏增珮、增瑛兩女士，吳産複先生偕其女亞男、弱男及其妾夏小正三女士，陳夢坡先生偕其女撷芬、及其二妾蔡××、蔡××三女士，餘與林、陳諸先生均有演說。
會畢，在裡外空場攝影，吳産複夫人自窗口望見之而大罵，蓋深不以其二女參與此會為然也。
未幾，薛錦琴女士到滬，蔣智由先生設席歡迎，乃請仲玉與林氏姑嫂作陪，而自身不敢列席，蓋其時男子尚不認娶妾為不合理，而男女之界，亦尚重避嫌如此。
愛國女學，即在此種環境中産生也。
是年冬，由蔣智由、黃宗仰兩先生提議，設立女校，餘與林、陳、吳三先生并列名發起，設校舍于登賢裡，名曰愛國。
羅伽陵夫人代表烏目山僧捐資相助，而推蔣先生為校長，發起人均任教員。
未幾，蔣先生往日本遊曆，餘被推繼任。
開辦時所有學生，即發起人家中之女子。
及第二年，始招外來學生；而第一屆學生，多因年齡長大、家務分心而退學，故學生甚少。
愛國女學第一次之發展，在愛國學社成立以後。
由吳稚晖先生提議，遷校舍于學社左近之泥城橋福源裡，并運動學社諸生，勸其姊妹就學，而學社諸教員，如王小徐、葉浩吾、吳稚晖、蔣竹莊諸先生，亦兼任女學教課，逐時本校始有振興之氣象。
第二次之發展，則在鐘憲鬯先生長校時期，即愛國學社被解散之後。
是時，張竹君女士初自廣州來，力倡婦女經濟獨立之必要，願教以手工。
鐘先生因于本校課程中加手工，而且附設手工傳習所，請張女士及其弟子傳授。
由本校學生之宣傳，而内地婦女紛來學習。
其後，手工傳習所雖停辦，而愛國女學之聲名，傳播已廣。
第三次之發展，則為蔣竹莊先生長校時期。
時在民元前三年一月。
厘訂課程，使适合于中小學教育之程度；訂建校舍，使教室與運動場有相當之設備。
從此，本校始脫盡革命黨秘密機關之關系&mdash&mdash餘長本校前後數次，凡革命同志徐伯荪、陶煥卿、楊笃生、黃克強諸先生到上海時，餘與從弟國親及龔未生同志等，恒以本校教員資格，借本校為招待與接洽之機關。
其時，較高級之課程，亦參革命意義，如曆史授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故事；理化注重炸彈制造等。
又高級生周怒濤等，亦秘密加入同盟會&mdash&mdash而入于純粹的教育事業之時代。
民元四月，徐固卿先生繼任校長，民三（年），添辦體育科、文科，校譽日益隆盛。
江蘇教育廳批準立案。
徐固卿先生解職後，曾由蕭蛻公、宋俠公、吳和士諸先生相繼任校長。
第四次之發展，則為季融五先生長校時期。
時在民國十年。
遵教育部學制，劃分初級中學、高級中學、體育專科與附屬小學四部。
民十六年，因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教育行政系統更易，本校劃隸上海市區，改向上海市教育局立案，奉令更名為私立愛國女子中學。
其後因來學者衆，原有校舍不敷應用，乃于十九年秋遷至江灣路塵園，次第自建校舍。
高中部複添設師範科，于是基礎益形鞏固，校務日見發達。
在此節節發展時期，不幸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役，全部校舍，悉被焚毀，三十年來之文物，損失殆盡。
不得已，遂假法租界貝勒路志成小學餘屋，招集學生，以維教學。
逾月，複遷至呂班路大陸坊。
是年秋，季融五先生因感受刺激而辭職，校董會推孫翔仲先生為校長，遷回塵園，以圖複興，重建校舍，添置校具，并辦女童軍訓練班，設第二小學于新閘路。
二十二年秋，得校董禱民誼、潘守仁兩先生之助，更添建仁齋、誼齋兩宿舍。
逾年，孫翔仲先生辭職，校董會推季毅生先生任校長。
是年秋，移設校内附屬小學一部于昆山路，奉令改稱愛國女子第一小學，附設幼稚園。
二十四年秋，複就昆山路校舍，添設初中第二院，學生亦頗衆多，并呈準教育部将體育科正名為體育師範科，校後更辟田徑場，運動成績，與年俱進；而各科課程，亦多注重實際。
自二十一年秋至今，可謂愛國女學之複興時期。
今年為三十五周年，觀曆來發展之曆史，又兼以主持者之毅力，預料前途，必更有輝煌之象也。
（《愛國女學校三十五周紀念刊》， 該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出版） 我在教育界的經驗 我自六歲至十七歲，均受教育于私塾；而十八歲至十九歲，即充塾師（民元前二十九年及二十八年）。
二十八歲又在李蘊客先生京寓中充塾師半年（前十八年）。
所教的學生，自六歲至二十餘歲不等。
教課是練習國文，并沒有數學與其他科學。
但是教國文的方法，有兩件是與現在的教授法相近的：一是對課，二是作八股文。
對課與現在的造句法相近。
大約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聯，學生想出下聯來。
不但名詞要對名詞，靜詞要對靜詞，動詞要對動詞；而且每一種詞裡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
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詞，就要用海字或水字來對他，因為都是地理的名詞。
又如出桃紅二字，就要用柳綠或薇紫等詞來對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詞，第二字都用顔色的靜詞。
别的可以類推。
這一種工課，不但是作文的開始，也是作詩的基礎。
所以對到四字課的時候，先生還要用圈字的法子，指示平仄的相對。
平聲字圈在左下角，上聲在左上角，去聲右上角，入聲右下角。
學生作對子時，最好用平聲對仄聲，仄聲對平聲（仄聲包上、去、入三聲）。
等到四字對作得合格了，就可以學五言詩，不要再作對子了。
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題，止兩句，把題目的大意說一說。
破題作得合格了，乃試作承題，約四五句。
承題作得合格了，乃試作起講，大約十餘句。
起講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
全篇的作法，是起講後，先講領題，其後分作八股（六股亦可），古每兩股都是相對的。
最後作一結論。
由簡而繁，确是一種學文的方法。
但起講、承題、破題，都是全篇的雛形；那時候作承題時仍有破題，作起講時仍有破題、承題，作全篇時仍有破題、承題、起講，實在是重床疊架了。
我三十二歲（前十四年）九月間，自北京回紹興，任中西學堂監督，這是我服務于新式學校的開始。
這個學堂是用紹興公款設立的。
依學生程度，分三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級。
今之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麐（麟）君、北大地質學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時候第一齋的小學生。
而現任中央研究院秘書的馬祀光君、任浙江教育廳科員的沈光烈君，均是那時候第三齋的高材生。
外國語原有英、法二種，我到校後又增日本文。
教員中授哲學、文學、史學的有馬淚菇、薛閣軒、馬水臣諸君，授數學及理科的有杜亞泉、壽孝天諸君，主持訓育的有胡鐘生君，在當時的紹興，可為極一時之選。
但教員中頗有新舊派别，新一點的，笃信進化論，對于舊日尊君卑民，重男輕女的舊習，随時有所糾正，舊一點的不以為然。
後來舊的運動校董，出而幹涉，我遂辭職（前十三年）。
我三十五歲（前十一年）任南洋公學特班教習。
那時候南洋公學還止有小學、中學的學生；因沈子培監督之提議，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長古文的；拟授以外國語及經世之學，備将來經濟特科之選。
我充教授，而江西趙仲宣君、浙江王星垣君相繼為學監。
學生自由讀書，寫日記，送我批改。
學生除在中學插班習英文外，有願習日本文的；我不能說日語，但能看書，即用我的看書法教他們，他們就試譯書。
每月課文一次，也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