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教育界的經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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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及秋競雄先烈等在紹興遇害之事。
上海報戴(載),問官說:“汝受孫文指使麼?”(大意如此)徐先烈說:“我運動革命,已二十年,還要受别人指使麼?”駐德孫慕韓公使讀到此,有點寒心,乃強作解嘲語說:“革命黨真是大言不慚。
” 自丁未到辛亥五年間,差不多年年都有驚人的大事。
例如丁未七月間,孫先生有欽廉之役。
十一月,又有鎮南關之役。
戊申三月,有河口之役。
是年十月,有熊成基先生在安慶起義。
庚戌,有汪精衛先生刺載沣之事。
至于辛亥三月間,溫生才先生刺殺孚琦,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于是促成八月十九日之起義,而告一大結束。
我也于是年回國了。
辛亥八月中旬(陽曆十月初旬),德國大學的暑假尚未完,而中學已開課。
我因幾位德國朋友的介紹,往維铿斯多中學參觀。
這中學是私立的,是較為革新的,在課程上,重頓悟不重記誦;在訓育上,尚感化不尚拘束,于會食前,誦一條世界名人格言,以代宗教式祈禱;注重音樂,除平時練習外,每星期必有一次盛大的演奏;學生得舉行茶會,邀教員及男、女同學談話。
我寄住在此校教員宿舍中,曆一星期,覺得他們合理化的生活,是很有趣的。
我在此校住了一星期,忽見德國報紙上,載有武漢起義的消息。
有一德國朋友問我: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我答以必可成功,因為革命黨預備已很久了。
不久,又接到吳稚晖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我此時記不清了)。
以武漢消息告我,并言或者是一大轉機,我輩均當盡力助成(大意如此)。
我于是先到柏林,每日總往同學會,與諸同學購報傳觀,或集資發電,大家都很熱烈的希望各省響應就是了。
同學中,有一位劉慶恩君,稍稍做了一點可資談助的事:同學會中,本有兩面小龍旗,插在案上花瓶中。
有一日,劉君把這龍旗扯破了,他去備了兩面五色旗來替它。
又有一日,來了一位使館的秘書,帶笑着說道:“袁宮保出來了,革命軍勢孤了!”仿佛很得意的樣子。
劉君罵道:“放屁!”就打他一個耳光,别人趕緊勸開,那秘書也隻好悄悄的去了。
我在柏林住了一個月光景,接陳英士先生電報,催我回國,我就從西伯裡亞回來。
到上海,正是黃克強先生由漢口來上海的時候,孫先生還沒有到。
有一日,說是有一個省代表會,将于第二日舉大元帥,大約舉黎宋卿先生的多一點。
我因為聽說黎先生本來不是贊成起義的,又那時候很有與北軍妥協的消息,覺得舉黎不妥,特地到湯墊仙先生處,同他磋商,适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詳細讨論,彼等亦贊成我舉黃的提議。
但湯先生不肯于第二日直接舉黃,而要求我亦到會,于會中推我為代表而投票舉黃。
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時也不求甚解而允之。
第二日,開選舉會,依湯先生所定之手續,我投票舉黃,章先生及其他有選舉權者,皆舉黃,蓋事前受章、湯兩先生疏通了。
大元帥舉定後,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說:“黎先生究系首難的人物,不可辜負他,現在大元帥既選定,請設一副元帥,并舉黎先生任之。
”全體贊成。
那時候,又有一段新聞,關于辜湯生先生的事。
自武昌起義以後,望平街各報館每日發好幾次傳單,并在館門口用大字譽寫,借示行人,于是望平街有人山人海之狀。
辜先生那時正在南洋公學充教員,乃撰一英文論說,送某報,責問公共租界工部局,謂:“望平街交通阻滞,何以不取締?”南洋公學學生閱之,認辜先生含有反革命意,乃于辜來校時,包圍而語責之。
辜說:“言論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辭職。
”學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複到校。
此為我回國以後所聞,未知确否。
(《越風》,雜志第二十期,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出版) 我在五四運動時的回憶 民國五年的冬季,我正在法國,接到教育部的電報,要我回國任北大校長。
本來,在民元我長教育部以前,那時名叫京師大學堂,我便在那大學堂一部分的譯學館任國文及西洋史的教員。
現在要我來任北大校長,我算是第二次為北大服務了。
當我從法國回到上海的時候,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于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于愛我的意思。
但也有些朋友說:既然知道他的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
我到底接受了後說,到北大來。
到北大以後,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
我在譯學館教書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于學問上并沒有什麼興會,隻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便算功德完滿了。
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
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
所以我到校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财之階梯”。
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隻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授着手。
因此,我到北大,由醫專校長湯爾和君的介紹,便首先聘請了主編《新青年》的陳獨秀君任北大文科學長,同時在《新青年》上,我們認識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國後,即請他到北大任教職。
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我對于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組織。
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于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
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而他們一定要參加,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
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不簽字于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張(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
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
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的學生居多數。
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
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
都中喧傳政府将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祀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于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将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
我離京之時,學生仍每日分隊出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太多,就把學生都監禁在北大第三院。
北京學生受了這樣大的壓迫,于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将以罷工、罷市為同樣的要求。
政府知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并決定不簽和約,罷免曹、章、陸,于是,五四運動的目的完全達到了。
雖然五四運動的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複,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多少糾紛。
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繼任,而為學生所反對,不能到校。
各方面需要我複職。
我離校時本預定決不回去,不但為校務的困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幹的纏繞,度一種(勞)苦而無功的生活, 但是,隔了幾個月,校中的糾紛,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決的狀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
回校以前,先發表《告北京大學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書)》,告以學生救國,重在研究學術,不可常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
至此,北大因五四運動而起的糾紛才算平息了。
(《中國學生》,第二卷第九期,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版) 愛國女學三十五年來之發展 愛國女學之成立,已三十五年。
餘為三十五年前參與發起之一人,回想當年,不勝今昔之感。
民國紀元前十年,餘在南洋公學任教員。
是時反對清廷議立大阿哥之經連山先生尚寓上海,而林少泉先生借其妻林××夫人及其妹林宗素女士自福州來,均提倡女學。
由餘與亡室黃仲玉夫人招待,在登賢裡寓所開會。
到會者除經、林二氏外,有韋氏增珮、增瑛兩女士,吳産複先生偕其女亞男、弱男及其妾夏小正三女士,陳夢坡先生偕其女撷芬、及其二妾蔡××、蔡××三女士,餘與林、陳諸先生均有演說。
會畢,在裡外空場攝影,吳産複夫人自窗口望見之而大罵,蓋深不以其二女參與此會為然也。
未幾,薛錦琴女士到滬,蔣智由先生設席歡迎,乃請仲玉與林氏姑嫂作陪,而自身不敢列席,蓋其時男子尚不認娶妾為不合理,而男女之界,亦尚重避嫌如此。
愛國女學,即在此種環境中産生也。
是年冬,由蔣智由、黃宗仰兩先生提議,設立女校,餘與林、陳、吳三先生并列名發起,設校舍于登賢裡,名曰愛國。
羅伽陵夫人代表烏目山僧捐資相助,而推蔣先生為校長,發起人均任教員。
未幾,蔣先生往日本遊曆,餘被推繼任。
開辦時所有學生,即發起人家中之女子。
及第二年,始招外來學生;而第一屆學生,多因年齡長大、家務分心而退學,故學生甚少。
愛國女學第一次之發展,在愛國學社成立以後。
由吳稚晖先生提議,遷校舍于學社左近之泥城橋福源裡,并運動學社諸生,勸其姊妹就學,而學社諸教員,如王小徐、葉浩吾、吳稚晖、蔣竹莊諸先生,亦兼任女學教課,逐時本校始有振興之氣象。
第二次之發展,則在鐘憲鬯先生長校時期,即愛國學社被解散之後。
是時,張竹君女士初自廣州來,力倡婦女經濟獨立之必要,願教以手工。
鐘先生因于本校課程中加手工,而且附設手工傳習所,請張女士及其弟子傳授。
由本校學生之宣傳,而内地婦女紛來學習。
其後,手工傳習所雖停辦,而愛國女學之聲名,傳播已廣。
第三次之發展,則為蔣竹莊先生長校時期。
時在民元前三年一月。
厘訂課程,使适合于中小學教育之程度;訂建校舍,使教室與運動場有相當之設備。
從此,本校始脫盡革命黨秘密機關之關系&mdash&mdash餘長本校前後數次,凡革命同志徐伯荪、陶煥卿、楊笃生、黃克強諸先生到上海時,餘與從弟國親及龔未生同志等,恒以本校教員資格,借本校為招待與接洽之機關。
其時,較高級之課程,亦參革命意義,如曆史授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故事;理化注重炸彈制造等。
又高級生周怒濤等,亦秘密加入同盟會&mdash&mdash而入于純粹的教育事業之時代。
民元四月,徐固卿先生繼任校長,民三(年),添辦體育科、文科,校譽日益隆盛。
江蘇教育廳批準立案。
徐固卿先生解職後,曾由蕭蛻公、宋俠公、吳和士諸先生相繼任校長。
第四次之發展,則為季融五先生長校時期。
時在民國十年。
遵教育部學制,劃分初級中學、高級中學、體育專科與附屬小學四部。
民十六年,因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教育行政系統更易,本校劃隸上海市區,改向上海市教育局立案,奉令更名為私立愛國女子中學。
其後因來學者衆,原有校舍不敷應用,乃于十九年秋遷至江灣路塵園,次第自建校舍。
高中部複添設師範科,于是基礎益形鞏固,校務日見發達。
在此節節發展時期,不幸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役,全部校舍,悉被焚毀,三十年來之文物,損失殆盡。
不得已,遂假法租界貝勒路志成小學餘屋,招集學生,以維教學。
逾月,複遷至呂班路大陸坊。
是年秋,季融五先生因感受刺激而辭職,校董會推孫翔仲先生為校長,遷回塵園,以圖複興,重建校舍,添置校具,并辦女童軍訓練班,設第二小學于新閘路。
二十二年秋,得校董禱民誼、潘守仁兩先生之助,更添建仁齋、誼齋兩宿舍。
逾年,孫翔仲先生辭職,校董會推季毅生先生任校長。
是年秋,移設校内附屬小學一部于昆山路,奉令改稱愛國女子第一小學,附設幼稚園。
二十四年秋,複就昆山路校舍,添設初中第二院,學生亦頗衆多,并呈準教育部将體育科正名為體育師範科,校後更辟田徑場,運動成績,與年俱進;而各科課程,亦多注重實際。
自二十一年秋至今,可謂愛國女學之複興時期。
今年為三十五周年,觀曆來發展之曆史,又兼以主持者之毅力,預料前途,必更有輝煌之象也。
(《愛國女學校三十五周紀念刊》, 該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出版) 我在教育界的經驗 我自六歲至十七歲,均受教育于私塾;而十八歲至十九歲,即充塾師(民元前二十九年及二十八年)。
二十八歲又在李蘊客先生京寓中充塾師半年(前十八年)。
所教的學生,自六歲至二十餘歲不等。
教課是練習國文,并沒有數學與其他科學。
但是教國文的方法,有兩件是與現在的教授法相近的:一是對課,二是作八股文。
對課與現在的造句法相近。
大約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聯,學生想出下聯來。
不但名詞要對名詞,靜詞要對靜詞,動詞要對動詞;而且每一種詞裡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
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詞,就要用海字或水字來對他,因為都是地理的名詞。
又如出桃紅二字,就要用柳綠或薇紫等詞來對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詞,第二字都用顔色的靜詞。
别的可以類推。
這一種工課,不但是作文的開始,也是作詩的基礎。
所以對到四字課的時候,先生還要用圈字的法子,指示平仄的相對。
平聲字圈在左下角,上聲在左上角,去聲右上角,入聲右下角。
學生作對子時,最好用平聲對仄聲,仄聲對平聲(仄聲包上、去、入三聲)。
等到四字對作得合格了,就可以學五言詩,不要再作對子了。
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題,止兩句,把題目的大意說一說。
破題作得合格了,乃試作承題,約四五句。
承題作得合格了,乃試作起講,大約十餘句。
起講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
全篇的作法,是起講後,先講領題,其後分作八股(六股亦可),古每兩股都是相對的。
最後作一結論。
由簡而繁,确是一種學文的方法。
但起講、承題、破題,都是全篇的雛形;那時候作承題時仍有破題,作起講時仍有破題、承題,作全篇時仍有破題、承題、起講,實在是重床疊架了。
我三十二歲(前十四年)九月間,自北京回紹興,任中西學堂監督,這是我服務于新式學校的開始。
這個學堂是用紹興公款設立的。
依學生程度,分三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級。
今之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麐(麟)君、北大地質學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時候第一齋的小學生。
而現任中央研究院秘書的馬祀光君、任浙江教育廳科員的沈光烈君,均是那時候第三齋的高材生。
外國語原有英、法二種,我到校後又增日本文。
教員中授哲學、文學、史學的有馬淚菇、薛閣軒、馬水臣諸君,授數學及理科的有杜亞泉、壽孝天諸君,主持訓育的有胡鐘生君,在當時的紹興,可為極一時之選。
但教員中頗有新舊派别,新一點的,笃信進化論,對于舊日尊君卑民,重男輕女的舊習,随時有所糾正,舊一點的不以為然。
後來舊的運動校董,出而幹涉,我遂辭職(前十三年)。
我三十五歲(前十一年)任南洋公學特班教習。
那時候南洋公學還止有小學、中學的學生;因沈子培監督之提議,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長古文的;拟授以外國語及經世之學,備将來經濟特科之選。
我充教授,而江西趙仲宣君、浙江王星垣君相繼為學監。
學生自由讀書,寫日記,送我批改。
學生除在中學插班習英文外,有願習日本文的;我不能說日語,但能看書,即用我的看書法教他們,他們就試譯書。
每月課文一次,也由
上海報戴(載),問官說:“汝受孫文指使麼?”(大意如此)徐先烈說:“我運動革命,已二十年,還要受别人指使麼?”駐德孫慕韓公使讀到此,有點寒心,乃強作解嘲語說:“革命黨真是大言不慚。
” 自丁未到辛亥五年間,差不多年年都有驚人的大事。
例如丁未七月間,孫先生有欽廉之役。
十一月,又有鎮南關之役。
戊申三月,有河口之役。
是年十月,有熊成基先生在安慶起義。
庚戌,有汪精衛先生刺載沣之事。
至于辛亥三月間,溫生才先生刺殺孚琦,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于是促成八月十九日之起義,而告一大結束。
我也于是年回國了。
辛亥八月中旬(陽曆十月初旬),德國大學的暑假尚未完,而中學已開課。
我因幾位德國朋友的介紹,往維铿斯多中學參觀。
這中學是私立的,是較為革新的,在課程上,重頓悟不重記誦;在訓育上,尚感化不尚拘束,于會食前,誦一條世界名人格言,以代宗教式祈禱;注重音樂,除平時練習外,每星期必有一次盛大的演奏;學生得舉行茶會,邀教員及男、女同學談話。
我寄住在此校教員宿舍中,曆一星期,覺得他們合理化的生活,是很有趣的。
我在此校住了一星期,忽見德國報紙上,載有武漢起義的消息。
有一德國朋友問我: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我答以必可成功,因為革命黨預備已很久了。
不久,又接到吳稚晖先生一函(自倫敦來,或自巴黎來,我此時記不清了)。
以武漢消息告我,并言或者是一大轉機,我輩均當盡力助成(大意如此)。
我于是先到柏林,每日總往同學會,與諸同學購報傳觀,或集資發電,大家都很熱烈的希望各省響應就是了。
同學中,有一位劉慶恩君,稍稍做了一點可資談助的事:同學會中,本有兩面小龍旗,插在案上花瓶中。
有一日,劉君把這龍旗扯破了,他去備了兩面五色旗來替它。
又有一日,來了一位使館的秘書,帶笑着說道:“袁宮保出來了,革命軍勢孤了!”仿佛很得意的樣子。
劉君罵道:“放屁!”就打他一個耳光,别人趕緊勸開,那秘書也隻好悄悄的去了。
我在柏林住了一個月光景,接陳英士先生電報,催我回國,我就從西伯裡亞回來。
到上海,正是黃克強先生由漢口來上海的時候,孫先生還沒有到。
有一日,說是有一個省代表會,将于第二日舉大元帥,大約舉黎宋卿先生的多一點。
我因為聽說黎先生本來不是贊成起義的,又那時候很有與北軍妥協的消息,覺得舉黎不妥,特地到湯墊仙先生處,同他磋商,适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詳細讨論,彼等亦贊成我舉黃的提議。
但湯先生不肯于第二日直接舉黃,而要求我亦到會,于會中推我為代表而投票舉黃。
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時也不求甚解而允之。
第二日,開選舉會,依湯先生所定之手續,我投票舉黃,章先生及其他有選舉權者,皆舉黃,蓋事前受章、湯兩先生疏通了。
大元帥舉定後,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說:“黎先生究系首難的人物,不可辜負他,現在大元帥既選定,請設一副元帥,并舉黎先生任之。
”全體贊成。
那時候,又有一段新聞,關于辜湯生先生的事。
自武昌起義以後,望平街各報館每日發好幾次傳單,并在館門口用大字譽寫,借示行人,于是望平街有人山人海之狀。
辜先生那時正在南洋公學充教員,乃撰一英文論說,送某報,責問公共租界工部局,謂:“望平街交通阻滞,何以不取締?”南洋公學學生閱之,認辜先生含有反革命意,乃于辜來校時,包圍而語責之。
辜說:“言論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辭職。
”學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複到校。
此為我回國以後所聞,未知确否。
(《越風》,雜志第二十期,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出版) 我在五四運動時的回憶 民國五年的冬季,我正在法國,接到教育部的電報,要我回國任北大校長。
本來,在民元我長教育部以前,那時名叫京師大學堂,我便在那大學堂一部分的譯學館任國文及西洋史的教員。
現在要我來任北大校長,我算是第二次為北大服務了。
當我從法國回到上海的時候,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于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于愛我的意思。
但也有些朋友說:既然知道他的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
我到底接受了後說,到北大來。
到北大以後,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
我在譯學館教書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于學問上并沒有什麼興會,隻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便算功德完滿了。
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
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後的出路。
所以我到校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财之階梯”。
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隻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授着手。
因此,我到北大,由醫專校長湯爾和君的介紹,便首先聘請了主編《新青年》的陳獨秀君任北大文科學長,同時在《新青年》上,我們認識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國後,即請他到北大任教職。
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我對于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組織。
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于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
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力阻他們,而他們一定要參加,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
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不簽字于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張(章)的主張,仍以結隊遊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
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
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的學生居多數。
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
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
都中喧傳政府将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祀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于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将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
我離京之時,學生仍每日分隊出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太多,就把學生都監禁在北大第三院。
北京學生受了這樣大的壓迫,于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将以罷工、罷市為同樣的要求。
政府知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并決定不簽和約,罷免曹、章、陸,于是,五四運動的目的完全達到了。
雖然五四運動的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複,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多少糾紛。
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繼任,而為學生所反對,不能到校。
各方面需要我複職。
我離校時本預定決不回去,不但為校務的困難,實因校務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幹的纏繞,度一種(勞)苦而無功的生活, 但是,隔了幾個月,校中的糾紛,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決的狀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
回校以前,先發表《告北京大學學生及全國學生聯合會(書)》,告以學生救國,重在研究學術,不可常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
至此,北大因五四運動而起的糾紛才算平息了。
(《中國學生》,第二卷第九期,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版) 愛國女學三十五年來之發展 愛國女學之成立,已三十五年。
餘為三十五年前參與發起之一人,回想當年,不勝今昔之感。
民國紀元前十年,餘在南洋公學任教員。
是時反對清廷議立大阿哥之經連山先生尚寓上海,而林少泉先生借其妻林××夫人及其妹林宗素女士自福州來,均提倡女學。
由餘與亡室黃仲玉夫人招待,在登賢裡寓所開會。
到會者除經、林二氏外,有韋氏增珮、增瑛兩女士,吳産複先生偕其女亞男、弱男及其妾夏小正三女士,陳夢坡先生偕其女撷芬、及其二妾蔡××、蔡××三女士,餘與林、陳諸先生均有演說。
會畢,在裡外空場攝影,吳産複夫人自窗口望見之而大罵,蓋深不以其二女參與此會為然也。
未幾,薛錦琴女士到滬,蔣智由先生設席歡迎,乃請仲玉與林氏姑嫂作陪,而自身不敢列席,蓋其時男子尚不認娶妾為不合理,而男女之界,亦尚重避嫌如此。
愛國女學,即在此種環境中産生也。
是年冬,由蔣智由、黃宗仰兩先生提議,設立女校,餘與林、陳、吳三先生并列名發起,設校舍于登賢裡,名曰愛國。
羅伽陵夫人代表烏目山僧捐資相助,而推蔣先生為校長,發起人均任教員。
未幾,蔣先生往日本遊曆,餘被推繼任。
開辦時所有學生,即發起人家中之女子。
及第二年,始招外來學生;而第一屆學生,多因年齡長大、家務分心而退學,故學生甚少。
愛國女學第一次之發展,在愛國學社成立以後。
由吳稚晖先生提議,遷校舍于學社左近之泥城橋福源裡,并運動學社諸生,勸其姊妹就學,而學社諸教員,如王小徐、葉浩吾、吳稚晖、蔣竹莊諸先生,亦兼任女學教課,逐時本校始有振興之氣象。
第二次之發展,則在鐘憲鬯先生長校時期,即愛國學社被解散之後。
是時,張竹君女士初自廣州來,力倡婦女經濟獨立之必要,願教以手工。
鐘先生因于本校課程中加手工,而且附設手工傳習所,請張女士及其弟子傳授。
由本校學生之宣傳,而内地婦女紛來學習。
其後,手工傳習所雖停辦,而愛國女學之聲名,傳播已廣。
第三次之發展,則為蔣竹莊先生長校時期。
時在民元前三年一月。
厘訂課程,使适合于中小學教育之程度;訂建校舍,使教室與運動場有相當之設備。
從此,本校始脫盡革命黨秘密機關之關系&mdash&mdash餘長本校前後數次,凡革命同志徐伯荪、陶煥卿、楊笃生、黃克強諸先生到上海時,餘與從弟國親及龔未生同志等,恒以本校教員資格,借本校為招待與接洽之機關。
其時,較高級之課程,亦參革命意義,如曆史授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故事;理化注重炸彈制造等。
又高級生周怒濤等,亦秘密加入同盟會&mdash&mdash而入于純粹的教育事業之時代。
民元四月,徐固卿先生繼任校長,民三(年),添辦體育科、文科,校譽日益隆盛。
江蘇教育廳批準立案。
徐固卿先生解職後,曾由蕭蛻公、宋俠公、吳和士諸先生相繼任校長。
第四次之發展,則為季融五先生長校時期。
時在民國十年。
遵教育部學制,劃分初級中學、高級中學、體育專科與附屬小學四部。
民十六年,因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教育行政系統更易,本校劃隸上海市區,改向上海市教育局立案,奉令更名為私立愛國女子中學。
其後因來學者衆,原有校舍不敷應用,乃于十九年秋遷至江灣路塵園,次第自建校舍。
高中部複添設師範科,于是基礎益形鞏固,校務日見發達。
在此節節發展時期,不幸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役,全部校舍,悉被焚毀,三十年來之文物,損失殆盡。
不得已,遂假法租界貝勒路志成小學餘屋,招集學生,以維教學。
逾月,複遷至呂班路大陸坊。
是年秋,季融五先生因感受刺激而辭職,校董會推孫翔仲先生為校長,遷回塵園,以圖複興,重建校舍,添置校具,并辦女童軍訓練班,設第二小學于新閘路。
二十二年秋,得校董禱民誼、潘守仁兩先生之助,更添建仁齋、誼齋兩宿舍。
逾年,孫翔仲先生辭職,校董會推季毅生先生任校長。
是年秋,移設校内附屬小學一部于昆山路,奉令改稱愛國女子第一小學,附設幼稚園。
二十四年秋,複就昆山路校舍,添設初中第二院,學生亦頗衆多,并呈準教育部将體育科正名為體育師範科,校後更辟田徑場,運動成績,與年俱進;而各科課程,亦多注重實際。
自二十一年秋至今,可謂愛國女學之複興時期。
今年為三十五周年,觀曆來發展之曆史,又兼以主持者之毅力,預料前途,必更有輝煌之象也。
(《愛國女學校三十五周紀念刊》, 該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出版) 我在教育界的經驗 我自六歲至十七歲,均受教育于私塾;而十八歲至十九歲,即充塾師(民元前二十九年及二十八年)。
二十八歲又在李蘊客先生京寓中充塾師半年(前十八年)。
所教的學生,自六歲至二十餘歲不等。
教課是練習國文,并沒有數學與其他科學。
但是教國文的方法,有兩件是與現在的教授法相近的:一是對課,二是作八股文。
對課與現在的造句法相近。
大約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聯,學生想出下聯來。
不但名詞要對名詞,靜詞要對靜詞,動詞要對動詞;而且每一種詞裡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
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詞,就要用海字或水字來對他,因為都是地理的名詞。
又如出桃紅二字,就要用柳綠或薇紫等詞來對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詞,第二字都用顔色的靜詞。
别的可以類推。
這一種工課,不但是作文的開始,也是作詩的基礎。
所以對到四字課的時候,先生還要用圈字的法子,指示平仄的相對。
平聲字圈在左下角,上聲在左上角,去聲右上角,入聲右下角。
學生作對子時,最好用平聲對仄聲,仄聲對平聲(仄聲包上、去、入三聲)。
等到四字對作得合格了,就可以學五言詩,不要再作對子了。
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題,止兩句,把題目的大意說一說。
破題作得合格了,乃試作承題,約四五句。
承題作得合格了,乃試作起講,大約十餘句。
起講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
全篇的作法,是起講後,先講領題,其後分作八股(六股亦可),古每兩股都是相對的。
最後作一結論。
由簡而繁,确是一種學文的方法。
但起講、承題、破題,都是全篇的雛形;那時候作承題時仍有破題,作起講時仍有破題、承題,作全篇時仍有破題、承題、起講,實在是重床疊架了。
我三十二歲(前十四年)九月間,自北京回紹興,任中西學堂監督,這是我服務于新式學校的開始。
這個學堂是用紹興公款設立的。
依學生程度,分三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級。
今之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麐(麟)君、北大地質學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時候第一齋的小學生。
而現任中央研究院秘書的馬祀光君、任浙江教育廳科員的沈光烈君,均是那時候第三齋的高材生。
外國語原有英、法二種,我到校後又增日本文。
教員中授哲學、文學、史學的有馬淚菇、薛閣軒、馬水臣諸君,授數學及理科的有杜亞泉、壽孝天諸君,主持訓育的有胡鐘生君,在當時的紹興,可為極一時之選。
但教員中頗有新舊派别,新一點的,笃信進化論,對于舊日尊君卑民,重男輕女的舊習,随時有所糾正,舊一點的不以為然。
後來舊的運動校董,出而幹涉,我遂辭職(前十三年)。
我三十五歲(前十一年)任南洋公學特班教習。
那時候南洋公學還止有小學、中學的學生;因沈子培監督之提議,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長古文的;拟授以外國語及經世之學,備将來經濟特科之選。
我充教授,而江西趙仲宣君、浙江王星垣君相繼為學監。
學生自由讀書,寫日記,送我批改。
學生除在中學插班習英文外,有願習日本文的;我不能說日語,但能看書,即用我的看書法教他們,他們就試譯書。
每月課文一次,也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