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動蕩的民初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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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大學整頓。
”把兩人的意見合起來，就是自小學以至大學，沒有一方面不整頓。
不過他的興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我的興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罷了。
我那時候，鑒于各省所辦的高等學堂程度不齊，畢業生進大學時，甚感困難；改為大學預科，附屬于大學。
又鑒于高等師範學校之科學程度太低，規定逐漸停辦；而中學師資，以大學畢業生再修教育學的充之（仿德國制）。
又以國立大學太少，規定于北京外，再在南京、漢口、成都、廣州，各設大學一所，後來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對于停辦各省高等學堂，發現一個缺點，就是每一省會，沒有一種吸集學者的機關，使各省文化進步較緩。
這個缺點，直到後來各省競設大學時，才算補救過來。
清季的學制，于大學上有一通儒院，為大學畢業生研究之所。
我于《大學令》中改名為大學院，即在大學中分設各種研究所，并規定大學高級生必須入所研究，俟所研究問題解決後，始能畢業（仿德國大學制），但在各大學未易實行。
北京大學曾設一國學研究所，清華、交通等大學繼之，最近始由教育部規定各國立大學所應設立科目。
清季學制，大學中仿各國神學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設經科。
我以為十四經中，如《易》、《論語》、《孟子》等已入哲學系；《詩》、《爾雅》已入文學系；《尚書》、三禮、《大戴記》、春秋三傳，已入史學系，無再設經科的必要，廢止之。
我認大學為研究學理的機關，要偏重文理兩科。
所以于《大學令》中規定：設法、商等科而不設文科者，不得為大學；設醫、工、農等科而不設理科者，亦不得為大學。
但此制未曾實行。
而我于任北大校長時，又覺得文理二科之劃分甚為勉強；一則科學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二則習文科者不可不兼習理科，習理科者不可不兼習文科，所以北大的編制，但分十四系，廢止文、理、法等科别。
四十六歲（民國元年），我任教育總長，發表《對于教育方針之意見》，據清季學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五項宗旨而加以修正，改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美育五項。
前三項與尚武、尚實、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兩項卻完全不同，以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仰自由相違，所以删去。
至提出世界觀教育，就是哲學的課程，意在兼采周秦諸子、印度哲學及歐洲哲學以打破二千年來墨守孔學的舊習。
提出美育，因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除我彼此的偏見；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顧忌，在教育上應特别注重。
對于公民道德的綱領，按法國革命時代所标舉的自由、平等、友愛三項，用古義證明說：“自由者，&lsquo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rsquo是也；古者蓋謂之義。
平等者，&lsquo己所不欲，勿施于人&rsquo是也；古者蓋謂之恕。
友愛者，&lsquo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rsquo是也；古者蓋謂之仁。
” 超越黨派 我既任教育總長，次長為景君大昭，乃邀鐘憲鬯先生及蔣竹莊、王小徐、周豫才、許季茀、胡詩廬諸君同為籌備員，從事于本部組織、學制改革、學校登記等事。
景君未嘗推舉一人，亦不問部事，惟有時與我談話而已，蓋景君是一不羁的文學家，又熱心黨務，對于簿書期會等事，殊不耐煩。
但是我到北京後，景君代理，景君忽開數十人名單，加以參事、司長、科長、秘書等名義，而請總統府發委任狀，除舊有各員外，大抵皆文學家而非教育家。
在景君之意，為彼等先占一地位，庶北遷時不緻見遺。
但蔣、鐘諸君深不以為然，我歸南京，聯名辭職。
乃開一會議，我聲明次長此舉，固是美意，但不為其他教育行政的專家留若幹地位，使繼任的長官為難。
又多人即被委任，而或為後任長官所淘汰，則反使本人難堪，不如乘此尚未正式發表之時，取消它。
多數贊同我說，景君亦不反對，遂将幾十張委任狀送還總統府。
聞秘書長胡君漢民深怪我此等舉動，對于本黨老同志不肯特别提拔。
故政府北遷時，有人請胡君介紹入教育部，胡君對以“别部則可，教育部不能”。
我那時候
”把兩人的意見合起來，就是自小學以至大學，沒有一方面不整頓。
不過他的興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我的興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參加一點意見罷了。
我那時候，鑒于各省所辦的高等學堂程度不齊，畢業生進大學時，甚感困難；改為大學預科，附屬于大學。
又鑒于高等師範學校之科學程度太低，規定逐漸停辦；而中學師資，以大學畢業生再修教育學的充之（仿德國制）。
又以國立大學太少，規定于北京外，再在南京、漢口、成都、廣州，各設大學一所，後來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對于停辦各省高等學堂，發現一個缺點，就是每一省會，沒有一種吸集學者的機關，使各省文化進步較緩。
這個缺點，直到後來各省競設大學時，才算補救過來。
清季的學制，于大學上有一通儒院，為大學畢業生研究之所。
我于《大學令》中改名為大學院，即在大學中分設各種研究所，并規定大學高級生必須入所研究，俟所研究問題解決後，始能畢業（仿德國大學制），但在各大學未易實行。
北京大學曾設一國學研究所，清華、交通等大學繼之，最近始由教育部規定各國立大學所應設立科目。
清季學制，大學中仿各國神學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設經科。
我以為十四經中，如《易》、《論語》、《孟子》等已入哲學系；《詩》、《爾雅》已入文學系；《尚書》、三禮、《大戴記》、春秋三傳，已入史學系，無再設經科的必要，廢止之。
我認大學為研究學理的機關，要偏重文理兩科。
所以于《大學令》中規定：設法、商等科而不設文科者，不得為大學；設醫、工、農等科而不設理科者，亦不得為大學。
但此制未曾實行。
而我于任北大校長時，又覺得文理二科之劃分甚為勉強；一則科學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二則習文科者不可不兼習理科，習理科者不可不兼習文科，所以北大的編制，但分十四系，廢止文、理、法等科别。
四十六歲（民國元年），我任教育總長，發表《對于教育方針之意見》，據清季學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五項宗旨而加以修正，改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美育五項。
前三項與尚武、尚實、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兩項卻完全不同，以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仰自由相違，所以删去。
至提出世界觀教育，就是哲學的課程，意在兼采周秦諸子、印度哲學及歐洲哲學以打破二千年來墨守孔學的舊習。
提出美育，因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除我彼此的偏見；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顧忌，在教育上應特别注重。
對于公民道德的綱領，按法國革命時代所标舉的自由、平等、友愛三項，用古義證明說：“自由者，&lsquo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rsquo是也；古者蓋謂之義。
平等者，&lsquo己所不欲，勿施于人&rsquo是也；古者蓋謂之恕。
友愛者，&lsquo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rsquo是也；古者蓋謂之仁。
” 超越黨派 我既任教育總長，次長為景君大昭，乃邀鐘憲鬯先生及蔣竹莊、王小徐、周豫才、許季茀、胡詩廬諸君同為籌備員，從事于本部組織、學制改革、學校登記等事。
景君未嘗推舉一人，亦不問部事，惟有時與我談話而已，蓋景君是一不羁的文學家，又熱心黨務，對于簿書期會等事，殊不耐煩。
但是我到北京後，景君代理，景君忽開數十人名單，加以參事、司長、科長、秘書等名義，而請總統府發委任狀，除舊有各員外，大抵皆文學家而非教育家。
在景君之意，為彼等先占一地位，庶北遷時不緻見遺。
但蔣、鐘諸君深不以為然，我歸南京，聯名辭職。
乃開一會議，我聲明次長此舉，固是美意，但不為其他教育行政的專家留若幹地位，使繼任的長官為難。
又多人即被委任，而或為後任長官所淘汰，則反使本人難堪，不如乘此尚未正式發表之時，取消它。
多數贊同我說，景君亦不反對，遂将幾十張委任狀送還總統府。
聞秘書長胡君漢民深怪我此等舉動，對于本黨老同志不肯特别提拔。
故政府北遷時，有人請胡君介紹入教育部，胡君對以“别部則可，教育部不能”。
我那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