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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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聽驚雷
（一八九四年）六月間，日本兵侵入朝鮮，京官多激昂。
我正與黃鹿泉、王書衡、吳雁廠、胡锺生諸君為詩鐘之會，亦嘗賦詩與寄憤，但未嘗參加松筠庵聯名主戰的宣言。
冷眼觀變法 （一八九八年）戊戌，與友人合設一東文學社，學讀和文書。
是時，康、梁新用事，拜康門者踵相接。
孑民與梁卓如君有己醜同年關系，而于戊戌六君子中，尤佩服譚複生君。
然是時梁、譚皆在炙手可熱之時，恥相依附，不往納交。
直至民國七年，為對德宣戰問題，在外交後援會演說，始與梁卓如君相識。
然八月間，康黨失敗，而孑民即于九月間請假出京，鄉人因以康黨疑之，亦不與辯也。
孑民是時持論，謂康黨所以失敗，由于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绌。
此後北京政府，無可希望。
故抛棄京職，而願委身于教育雲。
紹興中西學堂 那時候，紹興已經有一所中西學堂，是徐君以的伯父仲凡先生所主持的。
徐先生向知府籌得公款，辦此學堂。
自任督辦（即今所謂校董），而别聘一人任總理（即今所謂校長），我回裡後，被聘為該學堂總理。
我任紹興學堂總理。
該學堂學生，依年齡及國學程度，分為三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級（數學及外國語例外）。
今之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君與北大地質學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時第一齋的小學生。
今之中央研究院秘書馬祀光君，浙江省教育廳科員沈光烈君，都是那時第三齋的高才生。
堂中外國語舊有英、法兩種，任學生選修。
我到後，又添了一種日本文。
教員中授哲學、文學、史學的有馬湄莼、薛朗軒、馬水臣諸君，授數學理科的有杜亞泉、壽孝天諸君，主持訓育的有胡锺生君。
在那時候的紹興，可謂極一時之選。
但教員中頗有新舊派别。
新一點的，笃信進化論，對于舊日尊君卑民、重男輕女的習慣，随時有所糾正；舊一點的不以為然。
讨論的機會，總是在午餐與晚餐時。
因為餐室是一大廳，列許多方桌，每桌教員一人，學生六人，凡不與學生同桌之教員與總理，同坐中間圓桌。
随意談天，總不免涉及政治上、風俗上的問題，所見不同，互相駁辯，新的口衆，舊的往往見诎。
此種情形，為衆學生所共聞，舊的引以為辱。
而我與新派的教員卻并不想到這一點。
舊派的教員，既有此觀念，不能複忍，乃訴諸督辦。
督辦是老輩，當然贊成舊派教員的意見，但又不願公開地幹涉。
适《申報》載本月二十一日有一正人心的上谕，彼就送這個上谕來。
請總理恭錄而懸諸學堂，我複書痛诋，并辭職，後經多人調停，我允暫留。
嘗試書院改革無果 當我離紹興中西學堂以前，嵊縣官紳聘我為剡山書院院長。
照舊例，每月除官課由知縣主持外，舉行師課一次，由院長出《四書》文題、試帖詩題各一，為評定甲乙就算了。
院長到院與否，都無關系。
我覺得此種辦法，實太無聊，到院後，曾演講數次，說科學的有用，勸院生就性所近，分别考求；但書院經費有限，不能改進，我擔任一年，就辭職了。
那時候，諸暨有麗澤書院，亦聘我為院長，我未能到院，一年後，我力勸改為學校了。
甯紹會館 那時候，留居嘉善縣的甯波、紹興兩府同鄉建立甯紹會館，聘我為館中董事。
因為嘉善同嘉興等縣，自太平天國事變以後，本地人經兵與疫的兩次掃除，地曠人稀，農田盡成荒地。
先有湖南人領地墾荒，紹興人繼之。
紹興離嘉善較近，往墾的更多；日久，遂有購數百畝、數千畝的地主，招佃代種，于是關系漸趨複雜。
而甯波、紹興的商人，來此地開設錢莊、雜貨鋪的，也與年俱增。
又甯波人的習慣，客死者必須歸葬，力不能歸柩時，須有一停柩的地方。
甯紹會館的設立，一方面用以調解地主與佃戶，或農人與農人間的糾紛；一方面用以改良舊日停柩的公所。
因地主中有單君繼香者是我舊日學生，提議請我，經其他發起人贊同，所以有此聘書。
但我雖去過好幾次，也不過對于立案、定章等事稍有幫助，沒有多大的貢獻。
當我在嘉善的時候，我見縣衙門的告示，禁止安吉、孝豐人來此養蜂。
推原其故，安、孝居民善養蜂（當然是舊式的），常用木桶袋蜂群，分寄于鄰近各縣民居的窗前，給小費，托照料，定期來割蜜，本是兩利的事業，不意嘉善等縣人忽揚言蜂采蜜，于谷有害，禀官禁止，自此遂沿為成例。
其實蜂為植物界蟲媒之一種，于
我正與黃鹿泉、王書衡、吳雁廠、胡锺生諸君為詩鐘之會，亦嘗賦詩與寄憤，但未嘗參加松筠庵聯名主戰的宣言。
冷眼觀變法 （一八九八年）戊戌，與友人合設一東文學社，學讀和文書。
是時，康、梁新用事，拜康門者踵相接。
孑民與梁卓如君有己醜同年關系，而于戊戌六君子中，尤佩服譚複生君。
然是時梁、譚皆在炙手可熱之時，恥相依附，不往納交。
直至民國七年，為對德宣戰問題，在外交後援會演說，始與梁卓如君相識。
然八月間，康黨失敗，而孑民即于九月間請假出京，鄉人因以康黨疑之，亦不與辯也。
孑民是時持論，謂康黨所以失敗，由于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绌。
此後北京政府，無可希望。
故抛棄京職，而願委身于教育雲。
紹興中西學堂 那時候，紹興已經有一所中西學堂，是徐君以的伯父仲凡先生所主持的。
徐先生向知府籌得公款，辦此學堂。
自任督辦（即今所謂校董），而别聘一人任總理（即今所謂校長），我回裡後，被聘為該學堂總理。
我任紹興學堂總理。
該學堂學生，依年齡及國學程度，分為三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級（數學及外國語例外）。
今之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君與北大地質學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時第一齋的小學生。
今之中央研究院秘書馬祀光君，浙江省教育廳科員沈光烈君，都是那時第三齋的高才生。
堂中外國語舊有英、法兩種，任學生選修。
我到後，又添了一種日本文。
教員中授哲學、文學、史學的有馬湄莼、薛朗軒、馬水臣諸君，授數學理科的有杜亞泉、壽孝天諸君，主持訓育的有胡锺生君。
在那時候的紹興，可謂極一時之選。
但教員中頗有新舊派别。
新一點的，笃信進化論，對于舊日尊君卑民、重男輕女的習慣，随時有所糾正；舊一點的不以為然。
讨論的機會，總是在午餐與晚餐時。
因為餐室是一大廳，列許多方桌，每桌教員一人，學生六人，凡不與學生同桌之教員與總理，同坐中間圓桌。
随意談天，總不免涉及政治上、風俗上的問題，所見不同，互相駁辯，新的口衆，舊的往往見诎。
此種情形，為衆學生所共聞，舊的引以為辱。
而我與新派的教員卻并不想到這一點。
舊派的教員，既有此觀念，不能複忍，乃訴諸督辦。
督辦是老輩，當然贊成舊派教員的意見，但又不願公開地幹涉。
适《申報》載本月二十一日有一正人心的上谕，彼就送這個上谕來。
請總理恭錄而懸諸學堂，我複書痛诋，并辭職，後經多人調停，我允暫留。
嘗試書院改革無果 當我離紹興中西學堂以前，嵊縣官紳聘我為剡山書院院長。
照舊例，每月除官課由知縣主持外，舉行師課一次，由院長出《四書》文題、試帖詩題各一，為評定甲乙就算了。
院長到院與否，都無關系。
我覺得此種辦法，實太無聊，到院後，曾演講數次，說科學的有用，勸院生就性所近，分别考求；但書院經費有限，不能改進，我擔任一年，就辭職了。
那時候，諸暨有麗澤書院，亦聘我為院長，我未能到院，一年後，我力勸改為學校了。
甯紹會館 那時候，留居嘉善縣的甯波、紹興兩府同鄉建立甯紹會館，聘我為館中董事。
因為嘉善同嘉興等縣，自太平天國事變以後，本地人經兵與疫的兩次掃除，地曠人稀，農田盡成荒地。
先有湖南人領地墾荒，紹興人繼之。
紹興離嘉善較近，往墾的更多；日久，遂有購數百畝、數千畝的地主，招佃代種，于是關系漸趨複雜。
而甯波、紹興的商人，來此地開設錢莊、雜貨鋪的，也與年俱增。
又甯波人的習慣，客死者必須歸葬，力不能歸柩時，須有一停柩的地方。
甯紹會館的設立，一方面用以調解地主與佃戶，或農人與農人間的糾紛；一方面用以改良舊日停柩的公所。
因地主中有單君繼香者是我舊日學生，提議請我，經其他發起人贊同，所以有此聘書。
但我雖去過好幾次，也不過對于立案、定章等事稍有幫助，沒有多大的貢獻。
當我在嘉善的時候，我見縣衙門的告示，禁止安吉、孝豐人來此養蜂。
推原其故，安、孝居民善養蜂（當然是舊式的），常用木桶袋蜂群，分寄于鄰近各縣民居的窗前，給小費，托照料，定期來割蜜，本是兩利的事業，不意嘉善等縣人忽揚言蜂采蜜，于谷有害，禀官禁止，自此遂沿為成例。
其實蜂為植物界蟲媒之一種，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