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周邊地區的遠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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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東北地區
這裡講的東北地區，包括黑龍江、吉林、遼甯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區的赤峰市（指原昭烏達盟）、哲裡木盟（包括這兩個行政區以北的屬于錫林郭勒盟的範圍）、興安盟、呼倫貝爾盟以及河北省的承德、唐山、廊坊三個地區（包括北京市和天津市與上述三個地區鄰近的部分）。
總的地貌環境是，大興安嶺、小興安嶺、張廣才嶺和長自山等主要山脈構成外圍，東北平原被環繞其中。
這一地區自舊石器時代早期開始就有人類活動，而在後來的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亦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對該地區原始文化的研究，素為學術界所重視。
現有材料表明，東北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相對目前所知舊石器時代最晚階段而言，無論其反映的生産發展還是社會之進步，都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以下述及的即是據至今考古發現材料所認識到的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曆史發展狀況。
它的起迄時間約自公元前六千紀後葉到公元前三千紀末前後，與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大緻可以對應。
興隆窪文化時期興隆窪文化時期，是迄今所見東北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所存在的時間，處于公元前六千紀的後半段左右，與中原的裴李崗文化和老官台文化的時間大體相當。
考古學文化的分布和階段劃分屬于這一時期的考古學文化目前隻發現兩種，即興隆窪文化和左家山一期文化。
前者主要分布于西拉木倫河流域和燕山南北，包括整個赤峰市和哲裡木盟的西南部，以及醫巫閻山到北京之間的遼西、冀東北地區。
分布在西拉木倫河流域尤其是它北半部的這種文化遺存，是該文化最典型的部分；後者的分布範圍迄今隻了解到處于第二松花江和東遼河之間的長春一帶。
興隆窪文化系因1983&mdash1986年發掘的内蒙古敖漢旗興隆窪一号遺址而得名，通過對一些遺址的了解，可将興隆窪文化的陶器所反映的這一考古學文化主要特征表述如下：制作陶器的陶土均混雜細砂，而多數筒形罐的陶上中均勻地羼入一種被砸碎的黑灰色石渣，顯然是由于筒形罐被用作炊器，為防止久燒緻裂，特做如此處理。
陶器火候不高，陶質較疏松，大部分器物的陶胎較厚，有的罐底厚達2厘米。
陶色不純，多呈灰褐或黃褐色。
皆平底器。
缽的成型是用包模貼築法，筒形罐則可能是泥圈套接而成的（也不排除部分采用包模貼築法的可能），罐底單做，采用“幫包底”的方法使之與器壁粘合在一起。
器類不外筒形罐和缽兩種，簡形罐占大多數，最常見的是敞口斜直壁的簡形罐。
陶器外表滿施紋飾，主要是用片狀工具逐一壓印而成⑤，這種壓印紋以交叉狀和之字狀（即連續折線）的紋樣所占比例最大①。
在興隆窪文化分布區内，各地的文化面貌多少有些差别。
如遼西走廊所發現的該文化陶⑤上海布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馬橋遺址第一、二次發掘》，《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
①J．K．Murray：《NcolithicChineseJadesintheFreerGalleryofArt》，Oricntation，1983．12。
片中，有一種略呈弧線狀的紋飾①，這在西拉木倫河流域是基本不見的。
興隆窪文化目前可分成三期：第一期的代表特征是，筒形罐外表普遍施交叉狀壓印紋，這種紋飾系以片狀工具在陶器表面壓下一道紋痕後，需将該工具擡離器表，變換方向再壓出另一道與前者交叉。
這樣施紋既費工時，又難使紋飾整齊美觀，故此顯得原始。
陶器口沿也不具任何附加裝飾②：第二期的筒形罐有許多施之字狀壓印紋，系以片狀工具的兩端輪換作為支點，在器表連續折壓所緻。
這種壓印方法提高了效率，且可将之字紋組成紋帶，使得紋飾圖案規整，顯然，這種之字紋是由第一期的交叉紋發展演化來的。
此外，許多筒形罐口沿外加貼一圈泥條，形成厚唇沿①；第三期的筒形罐已不見交叉紋，之字紋又十分規整，而且，之字紋筒形罐一般不加别的紋飾①（圖4&mdash1）。
興隆窪文化在其分布範圍内結束的時間并不是一緻的，在圖4&mdash1興隆窪文化的筒形陶罐（1．第一期；2．第二期；3．第三期） 非興隆窪文化分布重心的燕山一帶京、津、唐地區，晚于興隆窪文化第三期的另外一種文化遺存中，仍能見到個别屬于興隆窪文化延續的标志物②，那麼，據此可想見在西拉木倫河以北這一典型的興隆窪文化分布區内，該文化于其三期以後很可能還延續了相當一段時間。
興隆窪文化對其周圍地區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從左家山一期文化中可看出，至遲在興隆窪文化第三期時，它的文化因素已深入到東北地區腹部。
左家山一期文化目前隻有吉林省農安縣左家山遺址經過發掘，别處的發現尚不多。
該文化陶器特征為：夾砂陶和夾蚌陶兩種陶質，前者居多。
陶色不純，呈灰褐或黃褐。
多以泥圈套接法成型。
筒形罐占器類大宗，其他有鼓腹罐、缽和斜口器。
素面無紋的陶器約占一半。
有紋飾者分刻劃紋和壓印紋兩種，刻劃紋有平行線、菱狀、席狀、之字狀、人字狀和弦紋等，壓印紋則有連點線、之字狀及篦點之字狀，這些紋飾絕大多數組成橫向平行的帶狀圖案，也有不少呈平行階梯狀，後者為東北地區僅見的紋飾圖案③。
左家山一期文化中有一定數量的厚唇沿筒形罐，器表飾壓印之字狀橫向紋帶④，這種筒形罐與興隆窪文化第二或第三期者風格相似，說明左家山一期文化的時間應相當于興隆窪文化的第二到第三期，同時表明左家山一期文化接受了來自興隆窪文化的一定影響。
村落布局與房屋建築西拉木倫河流域發現的興隆窪文化居址，一般座①劉大白：《文字學概論》，1983年。
②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①摩爾根：《古代社會》，第536頁，商務印書館。
①确切地說，應将這種施紋方法稱作戳印，目令考古界習稱為“壓印”，故暫從之。
以下提到的壓印紋皆指此。
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豪古敖漢旗興隆窪遺址發揚簡報》，《考古》1985年第10期。
③李恭笃等：《一種時代偏早的原始文化類型的發現一赴遼西走廊錦縣、綏中考古調查記》圖三：4，圖五：8，《北方文物》1986年第3期。
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以内蒙古敖漢旗興隆窪遺址發掘，簡報》圖五：1、3，《考古》1985年第10期。
落在傍近水源的山坡上。
稱為興隆窪一号遺址A區的興隆窪文化村落（下稱興隆窪村落）由數列成排的房址組成，每排房址數量不等。
最初定居時，人們在村落外圍挖成一圈寬約2米的壕溝，壕溝圍成直徑約170米左右的一個圓圈。
然而，壕溝和許多房址内的堆積中也存在興隆窪文化的廢棄物，壕溝本身又為興隆窪文化的房址打破，且壕溝外也出現了屬于該文化的房址⑤，這說明整個村落（或其中相當部分）在興隆窪文化之時曾經過廢棄後又重建的過程。
另外，在距此村落400米遠的一塊台地上，尚有一處較小的興隆窪文化遺址，這很可能是從屬于上述興隆窪村落的一個子村落⑥。
興隆窪村落内的房址面積大小不一，均為圓角方形或近長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築，較為常見的房址邊長多在6&mdash8米左右。
房址中間有一圓形竈坑。
居住面往往有相當部分經過砸實。
有的房址居住面上還有埋設立柱時留下的柱坑，這些柱坑一般設于竈址兩側而成對稱的兩排，每排二、三個（圖4&mdash2）。
由此推測圖4&mdash2興隆窪村落F2平、剖面（圖中六個小圈均為柱坑） 那些未發現往坑的房址大體也應在與此相近的位置立有木柱，以承架屋頂，可能是由于就地立拄而難以發現其痕迹。
地穴以上部分的建築無從推測，但從有的房址中存在被燒毀的木炭來看，地穴以上是使用了木質構件的。
所有房址皆無門道，史書和民族學資料中都不乏那種關于無門道而以梯出入的房屋之記載，如《魏書·勿吉傳》記述了勿吉人“築城穴居，屋形似冢，開口于上，以梯出入”的情況；而東北亞科利雅克人（Koryak）的穴居，則是在室内立柱上挖洞作梯，從房頂出入①，故可推之，興隆窪村落的房址在通向屋外的進出口與穴内地面間也很可能架有類似梯子之物以供出入。
另外，一些房址中還發現窖穴。
屬于左家山一期文化的左家山遺址，座落在臨河的台地上。
所發現的一座半地穴房址大緻為邊長約3米的方形，其中一邊的中部有斜坡門道。
在房址中部略偏一側設一瓢形竈坑。
立柱之柱坑共發現八個，門道兩側與房址邊相接處各有一個，其餘按等距分置在房址另外三條邊的内側，立柱直徑為20厘米左右。
在與門道相對的一條邊的外側附近還有一個口徑為66厘米的圓形坑，比房址居住面要深一些，内出有獸骨、蚌殼等物，可能是屬于該房址的一個窖穴。
生産經濟興隆窪村落的壕溝和一些房屋及坑穴中常見到動物骨骼，以鹿科動物占大宗，其它動物比例最高的是豬。
興隆窪文化分布區屬于我國動物生态地理中的溫帶森林動物群和森林草原動物群的範圍，在這個範圍内鹿科是最主要的植食性獸類，野豬也占有相當比重①。
因此，興隆窪文化先民以鹿和豬作為主要獵獲或飼養對象，與當時适于動物生存的自然條件有關。
目前尚無材料使得可能把馴養鹿的起始時間，推到像興隆窪文化那樣早的年代，豬的飼養則應以一定的農業發展作為前提，而興隆窪文化迄今尚未發現⑤同②，圖五：6。
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圖五三：12，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頭新石器遺址調查與發掘》圖五：1《文物》1989年第8期。
①吉林大學考古教研室：《農安左家山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9年第2期。
農作物的迹象，所出土的生産工具中也沒有能夠确認是屬于農業工具的（華北地區此時主營農業的先民，往往具有十分明确的農業工具）。
因此，可以認為，興隆窪文化先民即使已開始經營農業，也不會在經濟生活中占多大比重。
即是說，所發現的那些動物骨骼，絕大多數可能是被人們獵獲的野生動物之遺骸。
在興隆窪村落内發現過兩種骨魚镖，其中一種較為常見，完整者長17．5厘米，做出單排的三個倒刺（圖4&mdash3）：另一種隻發現殘品，稱骨梗石刃魚镖，系在骨梗尖端附近的一側邊槽中嵌粘圖4&mdash3興隆窪遺址出土的鋤形石器和骨魚镖1．鋤形石器；2．骨魚镖。
小石片作為刃部，同時在這部分之後也制成倒刺②。
兩種魚镖的存在和對它們的精細加工，反映出漁業在當時人們生活中是很受重視的。
象靠近渤海沿岸的遼西走廊地區，漁業的謀生意義無疑會比這裡顯得更為重要。
另外，興隆窪村落還出有一些胡桃楸的果核，以此種野生植物果實作為古人的食物，在近東和歐洲均有記載③，這說明胡桃楸也是興隆窪文化先民經常采集的植物果實。
看來，狩獵、漁業和采集很可能是興隆窪文化先民主要謀生的手段，而農業在這裡盡管可能已出現，但尚未顯示出它的重要性。
這樣一種經濟面貌，與當時黃河中下遊地區以農業為主的生産形态構成了較為明顯的差别。
手工業技術興隆窪文化時期的手工業主要是指制石、制骨和制陶這三項内容。
興隆窪文化的石器主要是打制而成。
其中最常見的是一種具有較窄的“柄部”和較寬的“刃部”而形近凸字的工具，被稱作鋤形器（圖4&mdash3）。
其刃部多樣，或寬，或窄，或一側厚另一側薄，可知用途也并非隻有一種。
個别的刃部很窄，通體較薄，其作用可能類似石鏟。
經過磨制的石器比較少，種類上主要有斧、鑿、餅形器和極少數類似雕刻器的工具。
這些石器大多數都是通身磨制，隻有個别石斧的刃部以外的器體尚留有琢制痕迹而未加磨光。
石斧一般長在10厘米左右，如用于砍樹，隻适于砍伐那些很小的樹木。
琢制的工具有磨盤和磨棒，但形态往往不很固定，磨盤隻是利用較合适的天然石塊，略加打制，再将磨面琢出，磨棒則很少見到兩端寬厚一緻的。
除上述石器外，興隆窪文化還存在被人們習稱為“細石器”④的遺物，多數是被嵌粘在複合工具邊槽（如前述骨梗石刃魚镖）中作為刃部的小石片，小石片系壓削而成，一般為厚約1毫米的長條形，長、寬分别在10&mdash18和3&mdash4毫米之間，其背面留有因剝離石片而形成的一或二道長脊棱，以緻橫斷面常作三角或梯形。
這時期的骨器制作得十分精緻，都經過磨光，在工具中所占比例也都很大。
興隆窪文化常見的骨器是各種式樣的骨錐。
象前面提到的兩類魚镖，尤其是做成骨梗石刃式的那種，為同時期其它考古學文化罕見而别具一格的骨②同①，圖九：1、2。
③朱延平：《敖漢旗興隆窪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④楊虎：《試論興隆窪文化及相關問題》，《中國考古學研究&mdash&mdash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器。
左家山一期文化的骨、角器則主要有骨錐、骨镞、角矛等，另外，還發現鑽頭上留有螺旋狀磨擦痕的骨鑽。
此時的制陶業顯然已非最初發生的階段。
因為最早的興隆窪文化陶器種類已在兩種以上，并且已普遍施用壓印紋來使得陶胎緊固，特别是制作炊器時有意在陶土中加進砂粒，證明當時已經懂得通過羼合料來改變陶土某些性能的道理。
一些筒形罐上常見對鑽的綴合孔，這一方面說明此時已掌握了陶器修補術，另一方面也反映愛惜陶器的心理，從而說明這時生産一件陶器是需要付出相當代價的。
采用泥片包模貼築的陶器成型術以及陶器的基本輪廓線，都顯示出與黃河流域廣大地區此時的文化遺存間有着相同的一面。
但同後者相比，畢竟還存在着相當的原始性，例如，此時的陶器一般采用壓印或刻劃來加固器壁，而黃河流域則已廣泛使用拍打、壓磨等更有效的辦法來達到這一目的，黃河流域此時的陶器胎壁較東北地區的一般要薄，亦與緊固器壁方法上的這種差異不無關系；再如，東北地區的陶器燒成火候也比較低，這可能是由于該地區此時還沒有專門燒制陶器的陶窯，而多是露天堆燒的緣故。
從以上情況來看，這一時期東北地區的手工業生産固然有其自己的特色，但技術水平尚不及黃河流域先進。
興隆窪文化的社會組織通過興隆窪村落得到發掘的部分，有可能了解興隆窪文化社會組織結構的一些情況。
以該村落的F2為例，人們經常活動的地方應在這座房址的兩排立柱之間，面積約為13平方米左右①，如減去竈坑及獸骨、石器、陶器等物所占面積，還有7&mdash8平方米左右。
F2居住面上遺留物品比較分散，屋内睡人之處當相對固定，該不會将餘下的所有空間占滿（考慮到有的房址内還布有窖穴，如果這裡面有的房址面積和F2相當，所餘下的空地應該更小）。
由此推測，居住在這所房址内的成員應不超過4&mdash5人。
也就是說，象F2這樣的房址應和姜寨的小房址相似②，相當于一個家庭的居所。
需要注意的是，興隆窪村落中的房址，通常都與F2一樣，不僅有炊事用具，還有生産工具，有的甚至還存在儲藏食物之窖穴（如有的窖穴内發現許多獸骨），顯示出這種家庭，在經濟上具有相當的獨立性。
興隆窪村落有一定數量的房址存在坍毀後于原地重建的現象①，這些房址的主人不在其它空地另選新址，而在原址上重建房屋，說明這些房址在各排中的位置受到有關制度的制約，因而，必須被固定在一定排列和某一排列中的一定位置。
興隆窪村落的房址有十多排，同時存在的房址至少也會有若幹排，那麼，每一排房址主人内部的某種關系當比這些人與另一排房址主人間的某種關系更為密切。
由此，我們看到，興隆窪村落至少存在着以下三級組織：相當于F2那樣同居一室包容3&mdash4人左右而可稱作家庭的單位，這是最低一級；由上述一排房址所反映的高于類似F2那樣單位的中間一級組織：由若幹排同時并存的房址組成的整個村落，這是最高一級。
如果借用民族學的概念，或可将家庭以上的倆級組織分别稱為家族和氏族。
①Jochelson：TheKoryak，partⅡ，MaterialCultureandSocialOrganization，PP．452&mdash468。
②陳鵬主編：《動物地理學》第115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族興隆窪遺址發掘簡報》圖七：2、5，《考古》1985年第10期。
前面提到在興隆窪村落附近還有一個與之相聯系的子村落，則這兩個村落的人們還會組成比上述類似氏族的集團更高一級的組織。
僅從這些情況來看，興隆窪文化先民的社會組織結構是多層次的，其中若幹個家庭雖受到統一它們的組織之制約，但從生産到生活上都已顯示出一定的獨立性。
象這樣一種較為複雜的社會結構，應該是原始社會發展到較高階段的标志。
紅山文化前段時期紅山文化這一名稱的提出始于1955年①，而由以得名的内蒙古赤峰市紅山後遺址的發掘工作則早在1935年就開始進行了②，到目前為止，圍繞這一文化所做的考古工作在東北地區是最多的，因此，這個文化的知名度也就比較高。
紅山文化所延續的時間可與本書提到的仰韶文化大略對應。
紅山文化的前段時期，指從公元前第五千紀初到第四千紀初以前這段時間，即大約相當于中原的半坡文化階段（包括廟底溝文化初期在内）。
考古學文化和居民的分布這一時期東北地區的原始居民創造的考古學文化目前已知有如下七種：紅山文化（指紅山文化前段。
本節中幾提及紅山文化而未加特别說明者，均同此理解）、趙寶溝文化、富河文化、上宅文化、新樂文化、左家山二期文化和小珠山一期文化（圖4&mdash4）。
圖4&mdash4紅山文化前段時期東北地區西南、中南部考古學文化分布圖●紅山文化前段分市區●趙寶溝文化分布區●富河文化分布區●新樂文化分布區●上宅文化分布區有關此時的紅山文化考古工作不多，已知西拉木倫河流域是它的主要分布區，趙寶溝文化則大體分布在由灤河、西拉木倫河和醫巫闾山組成的包圍圈之内，顯然，它和紅山文化在西拉木倫河以南的區域，有一個不小的共同分布面。
從目前所了解到的情況看，在紅山文化和趙寶溝文化共同分布區内，二者的村落往往相鄰對峙。
比如興隆窪一号遺址的B區即是一處紅山文化村落，這個村落或其中部分房址被廢棄的年代正值半坡文化晚期，其形成的時間當比這更早，距此村落500米的對面山坡上是屬于趙寶溝文化的小山遺址，它的廢棄時間也在半坡文化晚期之時①。
象這樣不同文化的村落相鄰而居的現象，不外乎出于以下兩種解釋：一是兩種村落的居民在定居時間上互有交錯，你來我往，也就是說，上述兩種村落所存在的時間雖同屬一個大的階段，但它們各自從開始形成到廢棄的過程并不很長，二者在時間經曆上甚至本無重合的部分，隻是留下的遺物不足以反映這短暫的時間變化，而給今人①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孔昭宸等，《内蒙古敖漢旗興隆窪遺址植物的初步報告》，《考古》1985年第10期。
②這類石器多以燧石等堅硬石料制成，從石核上産生石片和對成品的加工常用間接打制和壓削的方法，所制成的石器一般都很細小。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興隆窪遺址發掘簡報》圖四（該圖比例尺米數标錯，應分别為0、0．5和1米），《考古》1935年第10期。
以兩者同時并存的“錯覺”；二是上述兩種村落确曾有過一個平行發展、相鄰并存的階段。
從已知具有如此分布特征的兩種村落的數量來考慮，後一種可能性也許更大些。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促使紅山文化和趙室溝文化的先民采取這一特殊定居方式的原因，恐怕多半是出于經濟上的需要。
此時的西拉木倫河以北是富河文化的主要分布區，在那裡，富河文化與紅山文化的居民也存在交錯分布的區域，但這塊區域的面積目前尚不清楚。
上宅文化和新樂文化的發現範圍分别與西拉木倫河流域的西南和東南相鄰，前者目前隻見于平谷、三河兩縣的泃河流域：後者隻知在沈陽及其附近的地區。
左家山二期文化的遺址至今除吉、長地區以外，尚無确定的發現。
至于小珠山一期文化，基本上分布在丹東以西的遼東半島一帶。
考古學文化特征、階段的劃分和文化淵源紅山文化具有一個獨特的陶器群，此時它的特征是：夾砂陶為主要陶系，泥質陶亦占相當比重。
夾砂陶主要是灰褐色，最常見的紋飾是之字狀壓印紋，除延續興隆窪文化那種直線或弧線狀的之字紋外，還出現了一種弧度很大的之字紋，三、四道平行線為一組的劃紋也有一定數量，素面陶很少。
弧壁筒形罐是該陶系主要器類，其上之字紋或橫壓豎排，或豎壓橫排，兩種兼施者為數也很多，罐底多見席印紋，其他器類有斜口器等。
泥質陶最常見的是紅或灰陶的斂口缽，有相當一部分口沿外表燒成一圈桔紅色，習稱“紅頂缽”，缽多為素面，少數于口沿外施彩，彩陶圖案基本上是用直線條組成的幾何形紋，使用弧線繪彩的現象極少，彩色以紅為主，此外，還有小口鼓腹罐和大口弧腹罐等。
除小口鼓腹罐為泥條盤築外，其他陶器凡能辨明制法者，皆采用包模貼築和泥圈套接成型。
紅山文化包含兩個發展階段：早期的之字紋有很多接近興隆窪文化第三期：橫壓豎排的之字紋行與行之間往往有些重疊，不夠規整，筒形罐口沿外常見一周楔點、泥釘或短泥條等裝飾；斜口器口下無鋬：缽僅素面一種。
這一期相當于中原略早于半坡文化的一段時間，即公元前第五千紀前葉。
晚期新出現一種大口小底的筒形罐，其上橫壓豎排的之字紋趨于圖案化，十分規整，行與行之間常均勻地留有空行：一些罐的口沿開始貼一圈細而薄的附加堆紋：斜口器口下有鋬，有鋬的一側器窒較早期低矮，并出現凹弧：缽類中新見紅頂和口沿施彩的做法；小口鼓腹罐為新出現的器類。
這一期的年代當對應在半坡文化階段，較晚的遺存可至半坡文化晚期之時，亦即此期時間相當于公元前第五千紀後葉到第四千紀初期。
紅山文化的之字紋系由興隆窪文化發展而來，筒形罐也應是本地區以前的文化因素之延續：但泥質陶的出現，尤其是晚期紅頂缽和彩陶缽的流行，表明它接受了來自西南方面後崗一期文化的強烈影響。
趙寶溝文化經過發掘的遺址主要有：内蒙古敖漢旗的趙寶溝②、小山③和河北省遷安縣安新莊①，該文化陶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是：夾砂陶為主要陶系，陶色多呈灰褐或黃褐；尚有少量泥質陶，表皮或灰或黑。
陶器主要制法是包模貼築和泥圈套接。
盛行壓印或劃成的幾何紋和壓印之字紋，還有少量②鞏啟明、嚴文明：《從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會組織結構》，《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1期。
③楊虎：《試論興隆窪文化及相關問題》，《中國考古學研究&mdash&mdash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①尹達：《新石器時代》，三聯書店，1979年。
動物紋，幾何紋數量最多，且花紋繁缛，結構複雜。
器類有屬平底器的弧壁或直壁筒形罐、鼓腹罐、盂和敞口缽，屬内凹底器的橢圓底罐、尊形器和器蓋（個别橢圓底罐和尊形器為平底），屬圈足器的圈足缽和圈足圓腹罐等。
趙寶溝文化可分為三個發展階段：第一期的幾何紋較為散漫而缺乏一定之規，有的甚至隻是一些壓、劃直線的不定組合：器類有筒形罐、鼓腹罐、盂、平底缽和圈足缽。
此時大體相當于上述較半坡文化略早的階段，亦即公元前第五千紀前葉前段。
第二期的幾何紋已很發達，但斜向紋痕與橫截陶器之平面間所夾銳角的角度較小，整個器表圖案往往給人以“扁平”之感而不能一目了然：器類增加了橢圓底罐和圈足圓腹罐；筒形罐中新見個體較大者，敞口缽中還出現了相當數量的紅頂缽。
此期約當半坡文化早期，即公元前第五千紀前葉後段到後葉前段之時。
第三期幾何紋斜向紋痕與橫截陶器之平面間所夾銳角的角度較大，器表圖案明晰易識；器類方面又新出現尊形器和器蓋。
年代約與半坡文化晚期相當，即大體處在公元前第五千紀後葉後段②（圖4&mdash5）。
圖4&mdash5趙寶溝文化陶器1．尊形器；2．橢圓底罐；3．圈足缽；4．之字紋筒形罐；5．盂；6．紅頂缽；7．圓腹圈足罐。
（2．3．7．為第二期陶器，出自趙寶溝遺址；餘皆第三期陶器，出于小山遺址。
） 約以努魯兒虎山為界，趙寶溝文化有着一些地域上的差别。
其中努魯兒虎山以南至遼西走廊一帶的趙寶溝文化所産生的時間可能較早；而在其北面的該文化尚未見到早于第二期的資料。
南部趙寶溝文化最早的遺存中有與當地興隆窪文化相似的成份，故而推知，興隆窪文化應是趙寶溝文化的來源之一。
趙寶溝文化和紅山文化存在重合分布的區域，前者的夾砂陶陶質以及某些之字紋紋樣都和後者十分接近，這是兩種文化的先民長期交流的結果。
在趙寶溝文化周圍的上宅文化、富河文化和新樂文化中，都能見到趙寶溝文化某些因素的流布，反映了後者對它們的影響。
富河文化迄今所發掘過的遺址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巴林左旗的烏爾吉木倫河流域，有富河溝門①、南楊家營子①等。
其陶器都是夾砂陶：壓印之字紋為主要紋飾，大多是橫壓豎排，以篦齒狀工具壓印成的篦點之字紋别有特色，許多筒形罐口沿外貼有一周附加堆紋：器類僅有筒形罐、缽和斜口器，簡形罐占絕對多數。
興隆窪文化中也曾出現過一些通體施橫壓豎排之字紋的筒形罐，因此，興隆窪文化的一些成份應是形成富河文化的主要淵源。
至于目前發現的富河文化的年代，當在趙寶溝文化第三期之時。
上宅文化經發掘的有北京平谷縣上宅②、北埝頭③和河北省三河縣孟各莊①三處遺址。
陶器中有大量的夾砂陶和少量的泥質陶，有些夾砂陶同時還夾雜②東亞考古學會：《赤峰紅山後》，1938年。
①朱延平：《小山尊形器鳥魯圖試析》，《考古》，1990年第4期。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趙寶溝一号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8年第1期。
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小山遺址》，《考古》1937年第6期。
③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遷安安新莊新石器遺址調查和試掘》，《考古學集刊》4。
①朱延平：《小山尊形器鳥獸圖試析》，《考古》1990年第4期。
滑石粉。
大多數陶器著有紋飾，主要是刮抹條紋和之字紋。
器類以筒形罐最為常見，其次是各種缽類，有平底缽和圈足缽，兩者中又都有弧壁斂口和直壁敞口之分，前者中還有一些是紅頂缽。
上宅文化目前可劃分為兩個階段，年代分别與紅山文化早、晚兩期相當，紅頂缽的出現是這一文化較晚階段的标志物。
以北埝頭F5∶1代表的上宅文化之字紋筒形罐①為興隆窪文化第三期的延續物。
但抹刮條紋的大量存在，則表明該文化主體内容并非由興隆窪文化發展而來，也許這個主體内容的淵源在永定河、子牙河的下遊一帶而尚未得到揭示。
此外，上宅文化中的一些缽類與東面的趙室溝文化有關。
新樂文化目前隻有沈陽市新樂遺址經過一定規模的發掘②。
其陶器主要是砂質陶，器表常見規整均勻的豎壓橫排之字紋或弦紋，前者較多。
除少量鼓腹罐、圈足缽和斜口器外，主要的器類隻有弧壁筒形罐一種。
該文化筒形罐上之字墳很象是興隆窪文化第三期的繼承者，由此可知興隆窪文化對該文化的形成曾有過影響，另外一些陶器如鼓腹罐和圈足缽則是同趙寶溝文化進行接觸、交流後的産物。
不過，占器類多數的弧壁筒形罐和有相當比重的弦紋，足以說明構成該文化主體部分的因素應另有來源。
新樂文化的年代約與趙寶溝文化的第一或第二期相當。
左家山二期文化作為一種獨具特色的考古學文化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已被識别出來③，而經過發掘的該文化遺址目前隻有吉林省農安縣左家山一處④。
該文化陶器有夾砂陶與夾蚌陶兩類陶質，素面陶和有紋飾的各占一半，最常見的紋飾是之字紋，器類隻有筒形罐和缽。
筒形罐上之字紋往往分兩部分，靠上邊的是刻劃而成的橫劃豎排之字紋，在這以下的主體紋飾為豎壓橫排的壓印之字紋，這種紋飾風格與紅山、趙寶溝和新樂文化均有共同之處，反映此時長春一帶與東北地區西南部的聯系是較強的。
對比左家山一期文化，可知曾存在于本地區的階梯狀紋帶、鼓腹罐等文化因素此時已不見或少見，而最有生命力的是左家山一期文化中與興隆窪文化相近的成份，左家山二期文化的主要内容正是這一部分發展的繼續。
當然，除融合東北地區西南部的文化因素之外，該文化也顯示了與遼東半島原始文化相關聯的一面。
小珠山下層文化的遺址發現較多，經發掘過的主要有：遼甯省長海縣廣鹿島的小珠山、大長山島的上馬石①，東溝縣的後窪②、大崗③。
該文化陶器特征是：均為夾砂陶，其中大多數含滑石粉。
器表多具紋飾，壓印紋多于刻劃紋，前者中主要是之字狀、席狀、網狀和橫線或由這四種紋飾構成的組合圖案，後者中常見的有網狀、橫線、橫線中加短豎線以及着幹平行線為一組組成的錯向三角紋。
器類以直口筒形罐占大宗，其中許多在口下安有兩個對稱①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溝門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64年第1期。
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9年第8期。
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頭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與發掘》，《文物》1989年第8期。
①河北省文物管理處等：《河北三河縣盂各莊遺址》，《考古》1988年第5期。
②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頭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與發掘》，圖五：1，《文物》1989年第8期。
③沈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沈陽新樂遺址試掘批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4期。
沈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等：《沈陽新樂遺址第二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5年第2期。
的小耳，此外，還有少量的小口鼓腹罐、缽、杯、勺等。
相當數量壓印之字紋的存在，表明小珠山下層文化接受了來自遼河下遊原始文化的影響。
上述情況說明，紅山文化前段時期的東北地區尤其是它的南部不僅文化面貌多種多樣，而且組成一種文化的因素也往往來自多方面。
如從較大的範圍看，作為新樂文化和左家山二期文化因素之一的之字紋即來源于東北地區西南部，表明在這一時期或稍前階段，東北地區西南部的先民曾走向廣闊的東北平原，和那裡的土著居民一起創建薪的生活。
而目前所見小珠山下層文化遺址大體處在與東北平原相通的平原地區，因此在那裡見到的之字紋等因素也應是上述東北地區西南部的先民東遷後引起的連鎖反應。
可見，此時在東北相當廣的地區内，原始居民空前活躍，有分化，有融合，在新的基礎上彼此交流和相互影響，從而創造出一種生機勃勃的繁榮局面。
村落布局與房屋建築此時的村落大緻處在兩種地貌環境中，一種是在山地之間，屬此種環境的村落往往座落于坡頂之上，附近常有小溪或泉水，如趙寶溝和小山遺址是；另一種位于山地與平原間過渡地帶的矮坡或台地，附近均見較大的河流，如錯河旁的北埝頭、伊通河附近的左家山等。
趙寶溝文化的趙寶溝遺址和富河文化的富河溝門遺址都是由若幹排房址組成的村落，在上宅文化北埝頭遺址中，若幹房址組成一群，整個村落含有若幹個房址群的現象也十分明顯①，這些房址群與房址組成的排，應是同一布局構想的不同表現形式，這種房址&mdash&mdash房址群（或由房址組成的排）&mdash&mdash整個村落的三級結構與興隆窪文化時期相比，并沒有太大差别。
這時的房址皆為半地穴式建築，除上宅文化北埝頭的房址為橢圓形以外，其餘各文化最常見到的房址仍是方形或圓角方形。
東北地區西南部常見的房址面積多在20&mdash30平方米左右，這可看作是在經濟、自然等條件相差不大的地區内，一個家庭通常所占有的面積。
反映這時房屋結構進步水平的主要是對草拌泥的應用和壁柱的設置。
此時許多房址内都能見到坍下的草拌泥殘塊，有的草拌泥還帶有貼敷在木質物件上的印痕，在富河溝門一些房址中所見這種草拌泥上的印痕則明顯是木柱的痕迹。
這些現象說明以木為骨，其上敷草拌泥的木骨泥牆或木骨泥頂，至遲在這一時期已被廣泛地應用于東北地區西南部的房屋建築上。
此時東北地區西南部，尚有相當數量的房址在緊靠地穴穴壁内側栽埋木柱（發掘所見多為柱坑，有的坑中尚留有朽木痕迹），這種做法在以前的興隆窪文化中是沒有的。
這些壁柱有的被埋于四壁内側，有的隻見于一側壁，其排列都比較均勻，間距多在0.6&mdash1米左右。
壁柱的設置大約有以下幾種用途：在地穴以上築牆時，這些壁柱可起到泥牆之“木骨”的作用；同時，這些“木骨”也用來擋護穴壁，以防坍塌。
從前面提到的壁柱密度來考慮，此時的壁拄當兼有“牆骨”和“護壁”這兩種功能。
當然，這些壁柱或其中一部分還可充作承托屋頂的立柱。
由此看來，這一時期半地穴房址内壁柱的設置，主要是出于築牆、護壁和支撐屋頂的需要。
另外，此時東北地區西南部相當部分的房址已設置了門道，表明在出入口的安排上比以前有了明顯改進。
當然，這一時期不同地區的房址存在着差别，各考古學文化在房屋建築上也無不顯現出自身特點。
①張忠培：《吉林市郊古代遺址的文化類型》，圖二，《吉林大學學報》1963年第1期。
趙寶溝文化的房址平面多為方形，少數是長方形，面積一般在20平方米左右。
趙寶溝和小山的房址有一定差别。
趙寶溝的房址通常在居住面中部附近挖成一方形竈坑，坑内多留有白色灰燼。
保存較好的三座房址均為方形，居住面都由一步階梯分成上、下兩部分，二者高差約0．1&mdash0．2米，竈坑挖在上居住面，每座房址都有用來立柱的四個柱坑，一般均以竈為中心作對稱布局，上、下居住面各有兩個，柱坑間距基本相等，在下居住面與竈址相對的穴壁中間均有一個較深的窖穴。
這三座房址面積都超過一般房址，其中最大的F9為100平方米左右，該房址柱坑較大且深，最大的柱坑直徑為0．5米，深達0．52米，為使立柱穩固，柱坑底部都經夯打②。
小山發現的兩座房址都是長方形，房址中部附近有一個圓形淺坑，淺坑内有筒形罐或陶片，可能是竈址。
兩座房址有大小之别，較大的一座編号F2，其面積約33平方米，屋内留有鳥獸圖尊形陶器和刻劃人首的斧形石器等特殊人物身份的标志物（詳後），可推測這座房址應為該村落一處具有中心性質的場所。
富河溝門的富河文化房址，系順山坡傾斜之勢而建，背山的一面穴壁較高。
房址多數是方形，少數是圓形，面積通常在20平方米左右。
房址中部均有一方形竈坑，有的竈坑四壁還置立石闆加以擋護。
一些屋内尚有挖窖的現象。
最大的一座房址邊長約6米，在背山一面的穴壁内側有七個間距較為均勻的柱坑，這是僅在一側穴壁設置壁柱的實例。
發掘者由這種壁柱的位置特點推測房屋頂部可能是依山勢而呈一面坡的型式，這樣便于流水。
有的圓形房址在靠穴壁一周布有六個柱坑，發掘者推測這種房屋的屋頂可能與現在的蒙古包類似③。
北埝頭上宅文化房址為不規則橢圓形。
極少數在靠近一側的穴壁處有幾個柱坑。
竈址情況不詳，而在房址中部附近普遍有一或兩個埋在地面下的陶罐，罐内有灰、炭等物，可能是保存火種的容器①。
孟各莊的上宅文化房址為方形，保存較好的一座邊長約4．5米，貼四壁均等地埋置十六根壁柱。
居住面中央有一個0．2平方米的竈台，台高僅5厘米，台旁有保存火種的陶缽。
在南壁略偏一側沒有寬0．7米的斜坡門道②。
目前發現的新樂文化房址都是圓角長方形，中部有圓形淺竈坑。
編号為F2的房址面積最大，達95平方米，由于被焚燒，屋内留有許多炭化殘木柱，粗者直徑20厘米，細者10厘米左右。
該房址周壁有三十四個間距為0．8&mdash1米的壁柱，這些壁柱除四隅外，大部分沒有柱坑，而是擠入穴壁，立于地面。
在距四壁約1米的地方，基本上按等距埋沒一周共十一根粗大的立柱，在這一周立柱以内還有六根立柱，被埋在竈址周圍。
柱坑有深有淺，深者約1米左右，淺的隻有25&mdash30厘米，在較淺的柱坑底部常墊有石片，使得立柱更加堅實，這樣多少可以彌補柱坑淺而穩固性較差的缺陷。
這座房址面積很大，其屋頂肯定也十分厚重，故用如此之多的木柱支撐，可知房屋四壁和屋頂都十分結實、牢靠，反映了一種較高規格的建築形式，而和一般房址那種簡單的結構形成顯著差别①，很可能這是村落公用場所，或同時兼作首領居住②吉林大學考古教研室：《農安左家山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9年第2期。
③遼甯省博物館等：《長海縣廣鹿島大長山島貝丘遺址》，《考古學報》1981年第1期。
①丹東布文化局文物普查隊：《丹東市東溝縣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和試掘》，《考古》1984年第1期。
②遼甯省博物館：《遼甯東溝大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86年第4期。
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頭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與發掘》圖二，《文物》1989年第8期。
之處，系全村中心性建築（圖4&mdash6）。
生産經濟至遲在紅山文化前段時期，東北地區西南和中南部的農業生産已得到了初步的發展。
在上述新樂F2這個大房址中，發現有成堆的炭化谷物，這些谷物尚未脫粒，經鑒定與東北大蔥黍近似①。
該房址還出有五套配置有序的磨盤與磨棒，系用于脫粒的工具。
但同時該房址還發現榛子殼等野生植物果實的核、殼，而個别磨盤的一端也有敲砸硬果留下的小圓窩①。
因此，這些磨盤、磨棒也可能被用圖4&mdash6新樂遺址F2平、剖面（除竈以外的圓圈均為柱坑或立置木柱的痕迹） 于加工采集來的植物果實。
不過，象新樂F2出土的這種具有統一規格且加工精緻的磨盤和磨棒，理應被視作主要是加工種植農業産品的工具，盡管它們還兼有加工采集的果實的功能。
紅山文化、趙寶溝文化和上宅文化都發現相當數量的磨盤、磨棒。
磨盤一般作圓角長方形，形體扁薄、規整；磨棒橫剖面呈半圓或半個橢圓狀，兩端寬窄、厚薄均等，在經常與磨盤接觸的一面留有與磨棒長軸方向垂直的磨擦痕。
小山F2有兩套磨盤、磨棒,出土時有一件磨棒橫置在磨盤上，另一件則緊靠在另一個磨盤旁邊，兩件磨棒的長分别為31和18．5厘米，和它們一起的磨盤之寬分别是29和19厘米。
可見，這裡的磨盤、磨棒與新樂F2的一樣，也是配套有序的。
因此，可以肯定，上述三種文化的農業也都有了一定的發展。
有關當時的農業生産情況，還可從以下現象中得到了解。
與興隆窪文化時期不同，此時許多遺址都出有長且寬的大型磨制石斧，如上宅遺址TO406(5)：1這件石斧，長21、頂寬7．2、刃寬8．7、厚3．6厘米。
孟各莊和小山則都有一種兩側磨平的大型石斧，均以堅硬的玢岩制成，這種斧大都在中部殘斷，系砍伐較粗樹木時常遇到的現象。
上述這些大型石斧的功能之一，當是原始居民進行火耕農業時用之來砍倒樹木。
在紅山、趙寶溝和上宅文化中，還常見一種鞋底狀正尖刃石器，其刃部有與石器長軸平行的磨擦痕，可知是挖或刨土的工具。
趙寶溝發現的這種石器，石質不太堅硬，長和寬分别在11&mdash16和6&mdash13厘米之間，厚一般有1．4厘米，頂部都打出一個缺口，可便于插入木柄（圖4&mdash7）。
如象石鏟那樣用來挖土，則這種石器上窄下寬的體态及其尖刃就顯得有些不适，因此，它應是象現在的镢頭（或稱“鋤”）那樣被用作刨土的工具（其安柄方式系選用帶折鈎的木柄，将石器頂部插入折鈎中）②。
這種石器目前尚無統一的命名，就其功能而言，暫可稱作“石鋤”。
石鋤的存在，說明人們砍光燒盡樹木雜草後，用它來刨開土壤，以埋植谷種，可見已經脫離了那種隻将谷種撒在地表的農業階段，而顯示出一定的進步性。
大型石斧和石鋤較為普遍的發現，當說明這種有所進步的原始農作，已經曆了相當長時間的發展。
此時的收獲工具，所見隻有新樂F2的三件石刀。
均作直背弧刃，寬在4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趙寶溝一号遺址發掘簡報》圖一，《考古》1988年第1期。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②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頭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與發掘》圖三，《文物》1989年第8期。
&mdash5厘米左右，厚為0．3&mdash0．5厘米，應是綁在手上割谷穗用的“铚”。
看來，其時收獲方式是隻割取谷穗。
至于類似的石刀未見于其它遺址，或許是還流行其它非石質收割工具而不易保存，緻使難于發現的緣故。
此外，象紅山、趙寶溝和上宅文化所見獸骨的數量都明顯少于興隆窪文化，甚至用動物骨骼為原料的制骨業也不如過去興盛，上宅文化的骨器迄今隻在孟各莊遺址見到一件骨镞。
凡此，都說明狩獵活動已大為減少，這與農業的初步發展是相适應的。
原始農業的經營，通常與一定規模的集體勞作相聯系。
在對集體勞動而得到的産物進行分配時，該集體内也就會存在着與之相應的某種分配形式。
如前述新樂F2和小山F3都是村落或村落中部分房址的居民進行公共活動的場所，成堆的谷物和多套磨盤、磨棒均出于這些房屋而不見于同一遺址經過發掘的其它房屋，或許說明谷物是在全村或低于村落一級的中心處經脫殼後分配給各個家庭的。
由此可知當時的農業生産中确實包含着大量的集體勞動。
從以上這些情況來看，此時東北地區西南和中南部當已出現了一些主營種植農業的村落。
毋庸贅言，即使在這樣的村落中，采集和狩獵仍不失為重要的謀生手段，象出土于新樂F2的榛子殼和漿果果核，小山遺址中的胡桃楸，都是原始居民采集野生植物果實的例證。
至于新樂遺址所出石镞和見于許多遺址的獸骨，則說明狩獵與人們生活的密切關系。
誠然，在上述農業發達的地區，甚至同一考古學文化内部，原始居民的生産經濟也多少存在着差别。
迄今見到的上宅文化遺址都在泃河或其支流的河岸附近，這些河流在六七千年前的河水流量要比現在大得多，足可使衆多的淡水魚類在此生存。
其東面的灤河具有根寬的河床，當時河水流量無疑更為可觀，屬于南部趙寶溝文化的安新莊遺址就座落在這條河的下遊，漁業資源之豐富可想而知。
上述這些遺址都出土了一定數量的石或陶質的網墜，說明原始居民确曾在這些河流中拉網捕魚。
尤其是安新莊遺址，所見網墜之多，種類之繁（最主要的是一種在橢圓形扁平礫石兩端各打出一系繩之缺口的打制石網墜，上宅文化遺址所見亦多屬此型），足以使人們相信，在一年中的大部分季節，捕撈水産是那裡的原始居民一項十分重要的生活來源。
主要分布在山地之間的紅山文化和北部趙寶溝文化，那裡缺乏較大的河流或河床，遺址所在附近的水源多是泉水和溪流，除作為生活用水外，隻能從中獲取小而少量的魚類。
因此，在那裡的大部分地區不宜撒網捕撈，這就是在這些遺址中未曾發現網墜的原因。
而采集和狩獵所占比重則可能超過以上的地區。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東北諸考古學文化原始農業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
西拉木倫河以北的富河文化不僅缺乏能夠确認為種植農業的工具，而且遺存大量鹿骨等動物遺骸的現象，還反映它和以前的興隆窪文化的經濟狀況無太大差别，即仍以狩獵和采集為主要的謀生手段；位于廣鹿島、大長山島的小珠山一期文化遺址的堆積中往往有大量貝殼，還出土石質的魚網網墜，因此，捕撈海洋生物可能是那裡的居民一項主要的生業，而農業所占比重尚不很明顯。
總之，紅山文化前段時期的東北地區正處于農業初步發展的階段，種植農業的有無，或其比重之大小及發展程度各地有别，人們借以謀生的手段也有種種差異。
總的來看，與華北地區毗鄰的上宅文化、趙寶溝文化和紅山文化的農業發展水平較高，這說明黃河流域農業人口向東北方向的遷徙或其農業技術的傳播，可能是促成東北地區農業得到初步發展的主要動因。
至于東北其它地區，大緻可分為東北平原和其周圍地帶這兩種情況，前者如新樂文化所顯示的那樣，農業已有所發展，遼河下遊一帶經營農業的水平還可能接近于上述紅山、趙寶溝文化；後者多屬山區或高原，恐怕多數地方與富河文化類似，仍處在以漁獵和采集謀生的階段，即使對農業有所經營，其水平大概也隻相當于萌芽狀态。
手工業技術此時的手工業，主要仍是制石、制骨和制陶。
除富河文化以外，東北地區西南和中南部的磨制石器都比興隆窪文化時期明顯增多。
如在石器的種類上，除仍有前一時期就已出現的石斧、石鑿和不詳用途的餅形器外，又增加了石鋤、石锛、石刀、石矛和石镞等新的器類。
石斧因不同用途的需要而被制成多種型式，從體積大小着眼，基本上可劃分為以下三種：最常見的一種長在12&mdash16厘米左右，可謂中型斧③；前面提到的砍伐較粗樹木的石斧長多在20厘米以上，可稱大型斧①：另有一種長多在8厘米以下的窄頂寬刃石斧，應是小型斧②。
上宅、趙寶溝、新樂三種文化的磨制石器基本上都是通體磨光的，這一點與以前的興隆窪文化有些相似，而紅山文化的石斧往往僅在刃部的兩面采用磨光加工，器體其它部分則保留遍布琢痕的粗糙面，這種做法和黃河流域的半坡文化是基本一緻的。
上述地區的人們通過長期實踐，對岩石性能有了一定的了解，能根據不同用途之需要選用合适的石料來制做各類磨制石器。
比如，大型斧系用于砍伐較大樹木的專用工具，因此，多以玢岩等堅硬的石料制成。
但石質愈是堅硬，給采石、加工帶來的難度也就愈大，所以，用來砍伐小樹和去掉枝叉或隻是用于修整木材的中型斧和小型斧，就常常選用那些硬度稍差而較易于加工的石料，例如，此時常見以片麻岩這種硬度較低的石質制成的小型斧。
磨制石器在做成前需将打出的石坯先進行琢制加工，故而磨制石器的流行也反映了琢制技術的普遍運用。
此時隻琢不磨的工具主要是磨盤和磨棒，當然，有些磨盤的周邊甚至底部也經過磨制加工而顯得更為規整。
趙寶溝文化的磨盤一般采用細粒凝灰岩等含氣孔較多的石質制成，這種石料因石質較松散而便于加工，但上宅文化迄今所見磨盤均采用堅硬的石料制成。
如孟各莊遺址采∶22，呈圓角長方形，底部兩端翹起，側視如舟狀，周身琢制，石質堅硬，這件磨盤的寬和厚分别為24和6．5厘米，長達52．5厘米。
僅靠石質工具在這種堅硬的石塊上遍體鑿琢，最終制成如此之大且形制規整的磨盤，如果沒有比興隆窪文化時期進步得多的制石技術，則是難以想見的。
鑽孔術盡管在石質工具中很少見到，但其它石制品中這類例證卻較多，主要是兩面對鑽。
鑽孔外徑不足1厘米的石制品常可見到，如新樂F2出土的厚度（亦即鑽孔之深度）為1．1厘米的石珠，其鑽孔外徑卻隻有0．6厘米③；鑽孔孔徑最小的是北埝頭的一件墜飾F2∶22，厚0．3，鑽孔直徑隻有0．2厘米①。
小山F2(2):10是一件精美的斧形石器，其上縛木柄用的穿孔是此時見到的唯一一個施用單向管鑽術的實例，鑽孔起點的一面孔徑略大于另一③河北省文物管理處等：《河北三河縣孟各莊遺址》圖三，《考古》1983期。
①沈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等：《沈陽新樂遺址第二次發掘報告》圖二，《考古學報》，1985年第2期。
②沈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等：《沈陽新樂遺址第二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5年第2期。
③同上。
①現在東北地區也有與此類似的鐵質工具，主要是在山地中使用。
面，為0．7厘米，孔深2．2厘米，孔内壁可見施鑽時留下的細密的螺旋紋痕①。
這件石器的質料系堅硬的凝灰碎質岩，将2．2厘米厚的堅硬石材從一個方向鑽透，孔徑不超過0．7厘米，這不僅在當時的東北地區，就是在全國範圍内，也是比較罕見的。
此時的制石業，還有一個方面值得注意，即細石器小石片的加工。
這種小石片在舊石器晚期就已出現，而後一直興盛不衰，發展到此時，至少在趙寶溝文化和新樂文化的一些地區，制做小石片的工藝已逐漸集中為少數人掌握。
如小山F2和新樂F2都有這種小石片的集中出土處。
小山F2有兩處，共出小石片二千多件，數量多的一處與石片在一起的還有剝離石片後殘留的錐狀石核，和在剝離石片過程中修整石核台面時産生的石片屑，以及一個可能是制作石片時充當石砧的大石塊，顯然，這是一處制作石片的場所。
這些小石片與興隆窪文化中的沒有多大差别，均系嵌粘在複合工具上的“刀刃”，這樣多的石片當可做成大量複合工具，毫無疑問，這裡應是小山遺址整個村落制作石片的一個中心，這些石片或被用來做成的複合工具，大約是為同這座房屋有着某種關系的居民提供的産品。
也就是說，在小山遺址已存在一部分專門制做石片的勞動者。
類似這種專項的勞動分工，無疑有利于制石技術的提高。
因此，這是制石手工業的一大進步。
用上述石片做成的複合工具，各文化時有發現，一般是用石片嵌在骨梗上，上宅遺址出土一件“石梗”，即T0607(5)：40，系這類複合工具中的特殊者。
這件石梗石質較軟，在一側邊開有凹槽，以嵌粘刀刃，石梗長7．4、寬1．2厘米，刀刃是一個長、寬各為5和1厘米的石片①。
刀刃嵌入刀梗，需有膠類物質使其粘牢，取得和使用膠的技能，則應在比興隆窪文化還早的時期就已被掌握了。
另外，在東北地區西南和中南部屬于此時的玉制品也有一定的發現。
其種類尚少，迄今所知有屬工具類的小型锛形或鑿形器（可能被用作雕刻工具），還有玉珠等裝飾品，象新樂遺址出土的這兩類玉器都僅見于F2，說明在新樂文化中，很可能制造玉器和使用玉質工具都已被限定在一部分人之中。
制骨工藝的水平與前一時期相比，尚看不出有何重要發展，隻是在狩獵占經濟生活比重較大的富河文化和左家山二期文化那裡，所發現的骨制品種類較多一些。
制陶術比以前有了明顯改進。
陶器的火候普遍提高，緻使陶質變得堅硬。
陶胎也都比較薄，基本不見興隆窪文化時那種厚壁厚底的陶器。
一些地區開始流行泥質陶，其中紅山文化的泥質陶比重居諸文化之首。
陶器成型方法有包模貼築和泥圈套接或泥條盤築。
對形制較為複雜的器形，先分段做出各部分，再捏合成器。
如趙寶溝文化的尊形器即是分别做好直壁的領部、弧壁的腹部和一個假圈足，再将它們兩兩捏合在一起，領與腹接縫處常見到一周戳壓紋，系将這兩部分提合在一起時留下的遺痕，見于上宅、趙寶溝和新樂文化的圈足缽，也是将分别制成的缽身與圈足相捏合而成、由于尚未發現陶器外表有繩紋或籃紋等拍印紋飾的例子，也未見陶拍或陶墊等拍打或壓磨的工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年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趙寶溝一号遺址發掘簡報》圖五：1，《考古》1988年第1期。
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圖三：1，《文物》1989年第8期。
具，因此，還很難說此時是否已采用了與黃河流域相同的使陶胎更為緊實的拍打等方法。
東北地區西南和中南部此時制陶工藝的提高，還表現為陶器種類的增加。
僅以器底而言，就有平底、圈足、假圈足、内凹底和橢圓形底等多種形式，除平底外，其它都是不見于前一時期的新内容。
紅山、趙寶溝和上宅文化的泥質紅陶或灰陶缽，顔色十分純正，火候也都很高，胎薄而質地脆硬，應該是窯燒的結果，反映此時這些文化的居民已開始建造專門的陶窯來燒制陶器。
紅頂缽的出現，則說明這種缽在窯内是幾個深在一起燒制的。
尚需提及的是，此時可能出現了專門制陶的陶工，這從後面将提到的趙寶溝文化陶器精湛的施紋工藝中是不難認識到的。
誠然，在一些文化的陶器上仍常見綴合孔，可知此時經修補再用的陶器還有一定數量，從而反映出制陶業發展水平的有限性。
但到這一時期的較晚階段，此種現象逐漸減少了。
能說明此時紡織術情況的實物資料比較缺乏，隻是了解到陶紡輪的數量比興隆窪文化時期有所增加，但它基本上還是用陶器殘片改制而成的。
用植物莖、杆、葉進行編織應是一項十分普遍的手工勞動。
許多紅山文化的筒形罐在做成後曾置于編織物上以待晾幹，緻使罐底常可留下類似席子的印痕，從這些印痕來看，編織物之經、緯多呈十字交叉狀。
綜上所述，此時的手工業技術比前一時期有了顯著發展，但各個部門發展程度不很一緻。
從總的方面來看，比同時期黃河中下遊地區尚顯得有些落後，靠近華北的東北地區西南部手工業水平較高，東北的其它地區則略遜一籌。
藝術、宗教和社會的發展陶器是原始居民展現其藝術思想的一塊重要園地。
在談到東北地區此時陶器紋飾上的藝術成就時，應将趙寶溝文化陶器的幾何紋視為其突出的代表者。
這些幾何紋均以片狀工具壓印或刻劃而成，圖案結構比較複雜。
大體有兩種主要類型：一種是由若幹組斜繞陶器外表的折線構成的主體紋飾：另一種是二方連續的幾組折線圖案單元。
趙寶溝文化第三期的幾何紋最為規整，所表現的圖案極富美感，是這種幾何紋陶器群中發展得最充分，工藝水平最成熟的代表作。
以小山F1(2)：4這件器蓋為例：先施兩條平行回歸線橫繞器蓋外表一周&mdash&mdash條在接近口沿的外表，另一條在蓋體與捉手的接合處，于這兩條線之間施四道等分器外表的斜線，再施四組等分器表的斜向回折線分别與這四道斜線相交，最後在這些線條構成的多個框框内，選擇其中一部分框框，填滿細密的通線。
其結果是，俯視器表，呈等分的四組陰陽相錯的“5”狀圖案&mdash&mdash相對的兩組内容一緻，或皆填線，或皆無填線：而相鄰的兩組恰恰是有無填線的區别。
再以F1②：18盂為例：在器表上下各施一道橫繞器壁的回歸線，再于這兩道線内施二方連續的六組幾何紋圖案單元。
這六個圖案單元恰好等分器表，各組圖案内容相同，均為雙股印痕（内填蓖點）構成的菱格與交叉斜線的組合紋飾，這六組圖案又由六個填蓖點的小菱格将它們分别隔開。
F1②:4器蓋代表趙寶溝文化幾何紋的第一種類型，F1②:18盂則是第二種類型的典型物（圖4&mdash8）。
無論哪一種類型的圖案，都反映其制作者已十分熟練地掌握和運用了等分這一概念。
趙寶溝文化幾何紋圖案有序而顯複雜，寓靜于動的風格特征及其充滿想像圖4&mdash8趙寶溝文化陶器上的幾何紋飾力的巧妙設計和精湛的施紋技藝，于此可略見一斑②。
除日用陶器上的紋飾藝術外，上述小山F2和新樂F2這兩個大而特殊的房屋還出土了罕見于一般遺迹的精美藝術品。
小山F2所見這類藝術品有兩件，一件是前面提到的F2②：10那個斧形石器。
這件石器長、寬、厚分别為18．2、5．5和2．4厘米。
稱它作斧形石器，是因為它外形和石斧完全一樣，但刃部卻十分鈍厚，且無磨擦痕等使用痕迹，所以它不是一般實用之斧。
為制作這件特殊石器，石匠專門選用了中間有一大塊紅色的堅硬石料，通體精磨，極富光澤。
由于是凝灰碎質岩，整個石器呈灰色雜黑斑，中間的紅色色塊宛如鑲嵌在灰色之中。
偏頂部一側有管鑽孔，而在略近中部處尚可看出與斧形器長軸方向垂直的安柄痕迹，此痕迹的一邊與鑽孔相切，當通過鑽孔穿繩将木柄與斧形器系牢。
說明這件石器真實用途的是在其頂端附近一面刻劃的人頭，人頭系正視形象，線條簡單，隻有面部輪廓和用短線表示的目、鼻、口①。
若使人頭正視，則必須保持斧形石器在上，木柄尾端朝下的狀态，據此可知，這件斧形器應是常被其主人高舉着的“斧杖”，系房屋主人特殊身份和高上權力的标志物（圖4&mdas
總的地貌環境是，大興安嶺、小興安嶺、張廣才嶺和長自山等主要山脈構成外圍，東北平原被環繞其中。
這一地區自舊石器時代早期開始就有人類活動，而在後來的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亦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對該地區原始文化的研究，素為學術界所重視。
現有材料表明，東北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相對目前所知舊石器時代最晚階段而言，無論其反映的生産發展還是社會之進步，都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以下述及的即是據至今考古發現材料所認識到的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曆史發展狀況。
它的起迄時間約自公元前六千紀後葉到公元前三千紀末前後，與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大緻可以對應。
興隆窪文化時期興隆窪文化時期，是迄今所見東北地區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所存在的時間，處于公元前六千紀的後半段左右，與中原的裴李崗文化和老官台文化的時間大體相當。
考古學文化的分布和階段劃分屬于這一時期的考古學文化目前隻發現兩種，即興隆窪文化和左家山一期文化。
前者主要分布于西拉木倫河流域和燕山南北，包括整個赤峰市和哲裡木盟的西南部，以及醫巫閻山到北京之間的遼西、冀東北地區。
分布在西拉木倫河流域尤其是它北半部的這種文化遺存，是該文化最典型的部分；後者的分布範圍迄今隻了解到處于第二松花江和東遼河之間的長春一帶。
興隆窪文化系因1983&mdash1986年發掘的内蒙古敖漢旗興隆窪一号遺址而得名，通過對一些遺址的了解，可将興隆窪文化的陶器所反映的這一考古學文化主要特征表述如下：制作陶器的陶土均混雜細砂，而多數筒形罐的陶上中均勻地羼入一種被砸碎的黑灰色石渣，顯然是由于筒形罐被用作炊器，為防止久燒緻裂，特做如此處理。
陶器火候不高，陶質較疏松，大部分器物的陶胎較厚，有的罐底厚達2厘米。
陶色不純，多呈灰褐或黃褐色。
皆平底器。
缽的成型是用包模貼築法，筒形罐則可能是泥圈套接而成的（也不排除部分采用包模貼築法的可能），罐底單做，采用“幫包底”的方法使之與器壁粘合在一起。
器類不外筒形罐和缽兩種，簡形罐占大多數，最常見的是敞口斜直壁的簡形罐。
陶器外表滿施紋飾，主要是用片狀工具逐一壓印而成⑤，這種壓印紋以交叉狀和之字狀（即連續折線）的紋樣所占比例最大①。
在興隆窪文化分布區内，各地的文化面貌多少有些差别。
如遼西走廊所發現的該文化陶⑤上海布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馬橋遺址第一、二次發掘》，《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
①J．K．Murray：《NcolithicChineseJadesintheFreerGalleryofArt》，Oricntation，1983．12。
片中，有一種略呈弧線狀的紋飾①，這在西拉木倫河流域是基本不見的。
興隆窪文化目前可分成三期：第一期的代表特征是，筒形罐外表普遍施交叉狀壓印紋，這種紋飾系以片狀工具在陶器表面壓下一道紋痕後，需将該工具擡離器表，變換方向再壓出另一道與前者交叉。
這樣施紋既費工時，又難使紋飾整齊美觀，故此顯得原始。
陶器口沿也不具任何附加裝飾②：第二期的筒形罐有許多施之字狀壓印紋，系以片狀工具的兩端輪換作為支點，在器表連續折壓所緻。
這種壓印方法提高了效率，且可将之字紋組成紋帶，使得紋飾圖案規整，顯然，這種之字紋是由第一期的交叉紋發展演化來的。
此外，許多筒形罐口沿外加貼一圈泥條，形成厚唇沿①；第三期的筒形罐已不見交叉紋，之字紋又十分規整，而且，之字紋筒形罐一般不加别的紋飾①（圖4&mdash1）。
興隆窪文化在其分布範圍内結束的時間并不是一緻的，在圖4&mdash1興隆窪文化的筒形陶罐（1．第一期；2．第二期；3．第三期） 非興隆窪文化分布重心的燕山一帶京、津、唐地區，晚于興隆窪文化第三期的另外一種文化遺存中，仍能見到個别屬于興隆窪文化延續的标志物②，那麼，據此可想見在西拉木倫河以北這一典型的興隆窪文化分布區内，該文化于其三期以後很可能還延續了相當一段時間。
興隆窪文化對其周圍地區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從左家山一期文化中可看出，至遲在興隆窪文化第三期時，它的文化因素已深入到東北地區腹部。
左家山一期文化目前隻有吉林省農安縣左家山遺址經過發掘，别處的發現尚不多。
該文化陶器特征為：夾砂陶和夾蚌陶兩種陶質，前者居多。
陶色不純，呈灰褐或黃褐。
多以泥圈套接法成型。
筒形罐占器類大宗，其他有鼓腹罐、缽和斜口器。
素面無紋的陶器約占一半。
有紋飾者分刻劃紋和壓印紋兩種，刻劃紋有平行線、菱狀、席狀、之字狀、人字狀和弦紋等，壓印紋則有連點線、之字狀及篦點之字狀，這些紋飾絕大多數組成橫向平行的帶狀圖案，也有不少呈平行階梯狀，後者為東北地區僅見的紋飾圖案③。
左家山一期文化中有一定數量的厚唇沿筒形罐，器表飾壓印之字狀橫向紋帶④，這種筒形罐與興隆窪文化第二或第三期者風格相似，說明左家山一期文化的時間應相當于興隆窪文化的第二到第三期，同時表明左家山一期文化接受了來自興隆窪文化的一定影響。
村落布局與房屋建築西拉木倫河流域發現的興隆窪文化居址，一般座①劉大白：《文字學概論》，1983年。
②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①摩爾根：《古代社會》，第536頁，商務印書館。
①确切地說，應将這種施紋方法稱作戳印，目令考古界習稱為“壓印”，故暫從之。
以下提到的壓印紋皆指此。
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豪古敖漢旗興隆窪遺址發揚簡報》，《考古》1985年第10期。
③李恭笃等：《一種時代偏早的原始文化類型的發現一赴遼西走廊錦縣、綏中考古調查記》圖三：4，圖五：8，《北方文物》1986年第3期。
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以内蒙古敖漢旗興隆窪遺址發掘，簡報》圖五：1、3，《考古》1985年第10期。
落在傍近水源的山坡上。
稱為興隆窪一号遺址A區的興隆窪文化村落（下稱興隆窪村落）由數列成排的房址組成，每排房址數量不等。
最初定居時，人們在村落外圍挖成一圈寬約2米的壕溝，壕溝圍成直徑約170米左右的一個圓圈。
然而，壕溝和許多房址内的堆積中也存在興隆窪文化的廢棄物，壕溝本身又為興隆窪文化的房址打破，且壕溝外也出現了屬于該文化的房址⑤，這說明整個村落（或其中相當部分）在興隆窪文化之時曾經過廢棄後又重建的過程。
另外，在距此村落400米遠的一塊台地上，尚有一處較小的興隆窪文化遺址，這很可能是從屬于上述興隆窪村落的一個子村落⑥。
興隆窪村落内的房址面積大小不一，均為圓角方形或近長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築，較為常見的房址邊長多在6&mdash8米左右。
房址中間有一圓形竈坑。
居住面往往有相當部分經過砸實。
有的房址居住面上還有埋設立柱時留下的柱坑，這些柱坑一般設于竈址兩側而成對稱的兩排，每排二、三個（圖4&mdash2）。
由此推測圖4&mdash2興隆窪村落F2平、剖面（圖中六個小圈均為柱坑） 那些未發現往坑的房址大體也應在與此相近的位置立有木柱，以承架屋頂，可能是由于就地立拄而難以發現其痕迹。
地穴以上部分的建築無從推測，但從有的房址中存在被燒毀的木炭來看，地穴以上是使用了木質構件的。
所有房址皆無門道，史書和民族學資料中都不乏那種關于無門道而以梯出入的房屋之記載，如《魏書·勿吉傳》記述了勿吉人“築城穴居，屋形似冢，開口于上，以梯出入”的情況；而東北亞科利雅克人（Koryak）的穴居，則是在室内立柱上挖洞作梯，從房頂出入①，故可推之，興隆窪村落的房址在通向屋外的進出口與穴内地面間也很可能架有類似梯子之物以供出入。
另外，一些房址中還發現窖穴。
屬于左家山一期文化的左家山遺址，座落在臨河的台地上。
所發現的一座半地穴房址大緻為邊長約3米的方形，其中一邊的中部有斜坡門道。
在房址中部略偏一側設一瓢形竈坑。
立柱之柱坑共發現八個，門道兩側與房址邊相接處各有一個，其餘按等距分置在房址另外三條邊的内側，立柱直徑為20厘米左右。
在與門道相對的一條邊的外側附近還有一個口徑為66厘米的圓形坑，比房址居住面要深一些，内出有獸骨、蚌殼等物，可能是屬于該房址的一個窖穴。
生産經濟興隆窪村落的壕溝和一些房屋及坑穴中常見到動物骨骼，以鹿科動物占大宗，其它動物比例最高的是豬。
興隆窪文化分布區屬于我國動物生态地理中的溫帶森林動物群和森林草原動物群的範圍，在這個範圍内鹿科是最主要的植食性獸類，野豬也占有相當比重①。
因此，興隆窪文化先民以鹿和豬作為主要獵獲或飼養對象，與當時适于動物生存的自然條件有關。
目前尚無材料使得可能把馴養鹿的起始時間，推到像興隆窪文化那樣早的年代，豬的飼養則應以一定的農業發展作為前提，而興隆窪文化迄今尚未發現⑤同②，圖五：6。
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圖五三：12，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頭新石器遺址調查與發掘》圖五：1《文物》1989年第8期。
①吉林大學考古教研室：《農安左家山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9年第2期。
農作物的迹象，所出土的生産工具中也沒有能夠确認是屬于農業工具的（華北地區此時主營農業的先民，往往具有十分明确的農業工具）。
因此，可以認為，興隆窪文化先民即使已開始經營農業，也不會在經濟生活中占多大比重。
即是說，所發現的那些動物骨骼，絕大多數可能是被人們獵獲的野生動物之遺骸。
在興隆窪村落内發現過兩種骨魚镖，其中一種較為常見，完整者長17．5厘米，做出單排的三個倒刺（圖4&mdash3）：另一種隻發現殘品，稱骨梗石刃魚镖，系在骨梗尖端附近的一側邊槽中嵌粘圖4&mdash3興隆窪遺址出土的鋤形石器和骨魚镖1．鋤形石器；2．骨魚镖。
小石片作為刃部，同時在這部分之後也制成倒刺②。
兩種魚镖的存在和對它們的精細加工，反映出漁業在當時人們生活中是很受重視的。
象靠近渤海沿岸的遼西走廊地區，漁業的謀生意義無疑會比這裡顯得更為重要。
另外，興隆窪村落還出有一些胡桃楸的果核，以此種野生植物果實作為古人的食物，在近東和歐洲均有記載③，這說明胡桃楸也是興隆窪文化先民經常采集的植物果實。
看來，狩獵、漁業和采集很可能是興隆窪文化先民主要謀生的手段，而農業在這裡盡管可能已出現，但尚未顯示出它的重要性。
這樣一種經濟面貌，與當時黃河中下遊地區以農業為主的生産形态構成了較為明顯的差别。
手工業技術興隆窪文化時期的手工業主要是指制石、制骨和制陶這三項内容。
興隆窪文化的石器主要是打制而成。
其中最常見的是一種具有較窄的“柄部”和較寬的“刃部”而形近凸字的工具，被稱作鋤形器（圖4&mdash3）。
其刃部多樣，或寬，或窄，或一側厚另一側薄，可知用途也并非隻有一種。
個别的刃部很窄，通體較薄，其作用可能類似石鏟。
經過磨制的石器比較少，種類上主要有斧、鑿、餅形器和極少數類似雕刻器的工具。
這些石器大多數都是通身磨制，隻有個别石斧的刃部以外的器體尚留有琢制痕迹而未加磨光。
石斧一般長在10厘米左右，如用于砍樹，隻适于砍伐那些很小的樹木。
琢制的工具有磨盤和磨棒，但形态往往不很固定，磨盤隻是利用較合适的天然石塊，略加打制，再将磨面琢出，磨棒則很少見到兩端寬厚一緻的。
除上述石器外，興隆窪文化還存在被人們習稱為“細石器”④的遺物，多數是被嵌粘在複合工具邊槽（如前述骨梗石刃魚镖）中作為刃部的小石片，小石片系壓削而成，一般為厚約1毫米的長條形，長、寬分别在10&mdash18和3&mdash4毫米之間，其背面留有因剝離石片而形成的一或二道長脊棱，以緻橫斷面常作三角或梯形。
這時期的骨器制作得十分精緻，都經過磨光，在工具中所占比例也都很大。
興隆窪文化常見的骨器是各種式樣的骨錐。
象前面提到的兩類魚镖，尤其是做成骨梗石刃式的那種，為同時期其它考古學文化罕見而别具一格的骨②同①，圖九：1、2。
③朱延平：《敖漢旗興隆窪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鑒，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④楊虎：《試論興隆窪文化及相關問題》，《中國考古學研究&mdash&mdash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器。
左家山一期文化的骨、角器則主要有骨錐、骨镞、角矛等，另外，還發現鑽頭上留有螺旋狀磨擦痕的骨鑽。
此時的制陶業顯然已非最初發生的階段。
因為最早的興隆窪文化陶器種類已在兩種以上，并且已普遍施用壓印紋來使得陶胎緊固，特别是制作炊器時有意在陶土中加進砂粒，證明當時已經懂得通過羼合料來改變陶土某些性能的道理。
一些筒形罐上常見對鑽的綴合孔，這一方面說明此時已掌握了陶器修補術，另一方面也反映愛惜陶器的心理，從而說明這時生産一件陶器是需要付出相當代價的。
采用泥片包模貼築的陶器成型術以及陶器的基本輪廓線，都顯示出與黃河流域廣大地區此時的文化遺存間有着相同的一面。
但同後者相比，畢竟還存在着相當的原始性，例如，此時的陶器一般采用壓印或刻劃來加固器壁，而黃河流域則已廣泛使用拍打、壓磨等更有效的辦法來達到這一目的，黃河流域此時的陶器胎壁較東北地區的一般要薄，亦與緊固器壁方法上的這種差異不無關系；再如，東北地區的陶器燒成火候也比較低，這可能是由于該地區此時還沒有專門燒制陶器的陶窯，而多是露天堆燒的緣故。
從以上情況來看，這一時期東北地區的手工業生産固然有其自己的特色，但技術水平尚不及黃河流域先進。
興隆窪文化的社會組織通過興隆窪村落得到發掘的部分，有可能了解興隆窪文化社會組織結構的一些情況。
以該村落的F2為例，人們經常活動的地方應在這座房址的兩排立柱之間，面積約為13平方米左右①，如減去竈坑及獸骨、石器、陶器等物所占面積，還有7&mdash8平方米左右。
F2居住面上遺留物品比較分散，屋内睡人之處當相對固定，該不會将餘下的所有空間占滿（考慮到有的房址内還布有窖穴，如果這裡面有的房址面積和F2相當，所餘下的空地應該更小）。
由此推測，居住在這所房址内的成員應不超過4&mdash5人。
也就是說，象F2這樣的房址應和姜寨的小房址相似②，相當于一個家庭的居所。
需要注意的是，興隆窪村落中的房址，通常都與F2一樣，不僅有炊事用具，還有生産工具，有的甚至還存在儲藏食物之窖穴（如有的窖穴内發現許多獸骨），顯示出這種家庭，在經濟上具有相當的獨立性。
興隆窪村落有一定數量的房址存在坍毀後于原地重建的現象①，這些房址的主人不在其它空地另選新址，而在原址上重建房屋，說明這些房址在各排中的位置受到有關制度的制約，因而，必須被固定在一定排列和某一排列中的一定位置。
興隆窪村落的房址有十多排，同時存在的房址至少也會有若幹排，那麼，每一排房址主人内部的某種關系當比這些人與另一排房址主人間的某種關系更為密切。
由此，我們看到，興隆窪村落至少存在着以下三級組織：相當于F2那樣同居一室包容3&mdash4人左右而可稱作家庭的單位，這是最低一級；由上述一排房址所反映的高于類似F2那樣單位的中間一級組織：由若幹排同時并存的房址組成的整個村落，這是最高一級。
如果借用民族學的概念，或可将家庭以上的倆級組織分别稱為家族和氏族。
①Jochelson：TheKoryak，partⅡ，MaterialCultureandSocialOrganization，PP．452&mdash468。
②陳鵬主編：《動物地理學》第115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族興隆窪遺址發掘簡報》圖七：2、5，《考古》1985年第10期。
前面提到在興隆窪村落附近還有一個與之相聯系的子村落，則這兩個村落的人們還會組成比上述類似氏族的集團更高一級的組織。
僅從這些情況來看，興隆窪文化先民的社會組織結構是多層次的，其中若幹個家庭雖受到統一它們的組織之制約，但從生産到生活上都已顯示出一定的獨立性。
象這樣一種較為複雜的社會結構，應該是原始社會發展到較高階段的标志。
紅山文化前段時期紅山文化這一名稱的提出始于1955年①，而由以得名的内蒙古赤峰市紅山後遺址的發掘工作則早在1935年就開始進行了②，到目前為止，圍繞這一文化所做的考古工作在東北地區是最多的，因此，這個文化的知名度也就比較高。
紅山文化所延續的時間可與本書提到的仰韶文化大略對應。
紅山文化的前段時期，指從公元前第五千紀初到第四千紀初以前這段時間，即大約相當于中原的半坡文化階段（包括廟底溝文化初期在内）。
考古學文化和居民的分布這一時期東北地區的原始居民創造的考古學文化目前已知有如下七種：紅山文化（指紅山文化前段。
本節中幾提及紅山文化而未加特别說明者，均同此理解）、趙寶溝文化、富河文化、上宅文化、新樂文化、左家山二期文化和小珠山一期文化（圖4&mdash4）。
圖4&mdash4紅山文化前段時期東北地區西南、中南部考古學文化分布圖●紅山文化前段分市區●趙寶溝文化分布區●富河文化分布區●新樂文化分布區●上宅文化分布區有關此時的紅山文化考古工作不多，已知西拉木倫河流域是它的主要分布區，趙寶溝文化則大體分布在由灤河、西拉木倫河和醫巫闾山組成的包圍圈之内，顯然，它和紅山文化在西拉木倫河以南的區域，有一個不小的共同分布面。
從目前所了解到的情況看，在紅山文化和趙寶溝文化共同分布區内，二者的村落往往相鄰對峙。
比如興隆窪一号遺址的B區即是一處紅山文化村落，這個村落或其中部分房址被廢棄的年代正值半坡文化晚期，其形成的時間當比這更早，距此村落500米的對面山坡上是屬于趙寶溝文化的小山遺址，它的廢棄時間也在半坡文化晚期之時①。
象這樣不同文化的村落相鄰而居的現象，不外乎出于以下兩種解釋：一是兩種村落的居民在定居時間上互有交錯，你來我往，也就是說，上述兩種村落所存在的時間雖同屬一個大的階段，但它們各自從開始形成到廢棄的過程并不很長，二者在時間經曆上甚至本無重合的部分，隻是留下的遺物不足以反映這短暫的時間變化，而給今人①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孔昭宸等，《内蒙古敖漢旗興隆窪遺址植物的初步報告》，《考古》1985年第10期。
②這類石器多以燧石等堅硬石料制成，從石核上産生石片和對成品的加工常用間接打制和壓削的方法，所制成的石器一般都很細小。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興隆窪遺址發掘簡報》圖四（該圖比例尺米數标錯，應分别為0、0．5和1米），《考古》1935年第10期。
以兩者同時并存的“錯覺”；二是上述兩種村落确曾有過一個平行發展、相鄰并存的階段。
從已知具有如此分布特征的兩種村落的數量來考慮，後一種可能性也許更大些。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促使紅山文化和趙室溝文化的先民采取這一特殊定居方式的原因，恐怕多半是出于經濟上的需要。
此時的西拉木倫河以北是富河文化的主要分布區，在那裡，富河文化與紅山文化的居民也存在交錯分布的區域，但這塊區域的面積目前尚不清楚。
上宅文化和新樂文化的發現範圍分别與西拉木倫河流域的西南和東南相鄰，前者目前隻見于平谷、三河兩縣的泃河流域：後者隻知在沈陽及其附近的地區。
左家山二期文化的遺址至今除吉、長地區以外，尚無确定的發現。
至于小珠山一期文化，基本上分布在丹東以西的遼東半島一帶。
考古學文化特征、階段的劃分和文化淵源紅山文化具有一個獨特的陶器群，此時它的特征是：夾砂陶為主要陶系，泥質陶亦占相當比重。
夾砂陶主要是灰褐色，最常見的紋飾是之字狀壓印紋，除延續興隆窪文化那種直線或弧線狀的之字紋外，還出現了一種弧度很大的之字紋，三、四道平行線為一組的劃紋也有一定數量，素面陶很少。
弧壁筒形罐是該陶系主要器類，其上之字紋或橫壓豎排，或豎壓橫排，兩種兼施者為數也很多，罐底多見席印紋，其他器類有斜口器等。
泥質陶最常見的是紅或灰陶的斂口缽，有相當一部分口沿外表燒成一圈桔紅色，習稱“紅頂缽”，缽多為素面，少數于口沿外施彩，彩陶圖案基本上是用直線條組成的幾何形紋，使用弧線繪彩的現象極少，彩色以紅為主，此外，還有小口鼓腹罐和大口弧腹罐等。
除小口鼓腹罐為泥條盤築外，其他陶器凡能辨明制法者，皆采用包模貼築和泥圈套接成型。
紅山文化包含兩個發展階段：早期的之字紋有很多接近興隆窪文化第三期：橫壓豎排的之字紋行與行之間往往有些重疊，不夠規整，筒形罐口沿外常見一周楔點、泥釘或短泥條等裝飾；斜口器口下無鋬：缽僅素面一種。
這一期相當于中原略早于半坡文化的一段時間，即公元前第五千紀前葉。
晚期新出現一種大口小底的筒形罐，其上橫壓豎排的之字紋趨于圖案化，十分規整，行與行之間常均勻地留有空行：一些罐的口沿開始貼一圈細而薄的附加堆紋：斜口器口下有鋬，有鋬的一側器窒較早期低矮，并出現凹弧：缽類中新見紅頂和口沿施彩的做法；小口鼓腹罐為新出現的器類。
這一期的年代當對應在半坡文化階段，較晚的遺存可至半坡文化晚期之時，亦即此期時間相當于公元前第五千紀後葉到第四千紀初期。
紅山文化的之字紋系由興隆窪文化發展而來，筒形罐也應是本地區以前的文化因素之延續：但泥質陶的出現，尤其是晚期紅頂缽和彩陶缽的流行，表明它接受了來自西南方面後崗一期文化的強烈影響。
趙寶溝文化經過發掘的遺址主要有：内蒙古敖漢旗的趙寶溝②、小山③和河北省遷安縣安新莊①，該文化陶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是：夾砂陶為主要陶系，陶色多呈灰褐或黃褐；尚有少量泥質陶，表皮或灰或黑。
陶器主要制法是包模貼築和泥圈套接。
盛行壓印或劃成的幾何紋和壓印之字紋，還有少量②鞏啟明、嚴文明：《從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會組織結構》，《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1期。
③楊虎：《試論興隆窪文化及相關問題》，《中國考古學研究&mdash&mdash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①尹達：《新石器時代》，三聯書店，1979年。
動物紋，幾何紋數量最多，且花紋繁缛，結構複雜。
器類有屬平底器的弧壁或直壁筒形罐、鼓腹罐、盂和敞口缽，屬内凹底器的橢圓底罐、尊形器和器蓋（個别橢圓底罐和尊形器為平底），屬圈足器的圈足缽和圈足圓腹罐等。
趙寶溝文化可分為三個發展階段：第一期的幾何紋較為散漫而缺乏一定之規，有的甚至隻是一些壓、劃直線的不定組合：器類有筒形罐、鼓腹罐、盂、平底缽和圈足缽。
此時大體相當于上述較半坡文化略早的階段，亦即公元前第五千紀前葉前段。
第二期的幾何紋已很發達，但斜向紋痕與橫截陶器之平面間所夾銳角的角度較小，整個器表圖案往往給人以“扁平”之感而不能一目了然：器類增加了橢圓底罐和圈足圓腹罐；筒形罐中新見個體較大者，敞口缽中還出現了相當數量的紅頂缽。
此期約當半坡文化早期，即公元前第五千紀前葉後段到後葉前段之時。
第三期幾何紋斜向紋痕與橫截陶器之平面間所夾銳角的角度較大，器表圖案明晰易識；器類方面又新出現尊形器和器蓋。
年代約與半坡文化晚期相當，即大體處在公元前第五千紀後葉後段②（圖4&mdash5）。
圖4&mdash5趙寶溝文化陶器1．尊形器；2．橢圓底罐；3．圈足缽；4．之字紋筒形罐；5．盂；6．紅頂缽；7．圓腹圈足罐。
（2．3．7．為第二期陶器，出自趙寶溝遺址；餘皆第三期陶器，出于小山遺址。
） 約以努魯兒虎山為界，趙寶溝文化有着一些地域上的差别。
其中努魯兒虎山以南至遼西走廊一帶的趙寶溝文化所産生的時間可能較早；而在其北面的該文化尚未見到早于第二期的資料。
南部趙寶溝文化最早的遺存中有與當地興隆窪文化相似的成份，故而推知，興隆窪文化應是趙寶溝文化的來源之一。
趙寶溝文化和紅山文化存在重合分布的區域，前者的夾砂陶陶質以及某些之字紋紋樣都和後者十分接近，這是兩種文化的先民長期交流的結果。
在趙寶溝文化周圍的上宅文化、富河文化和新樂文化中，都能見到趙寶溝文化某些因素的流布，反映了後者對它們的影響。
富河文化迄今所發掘過的遺址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巴林左旗的烏爾吉木倫河流域，有富河溝門①、南楊家營子①等。
其陶器都是夾砂陶：壓印之字紋為主要紋飾，大多是橫壓豎排，以篦齒狀工具壓印成的篦點之字紋别有特色，許多筒形罐口沿外貼有一周附加堆紋：器類僅有筒形罐、缽和斜口器，簡形罐占絕對多數。
興隆窪文化中也曾出現過一些通體施橫壓豎排之字紋的筒形罐，因此，興隆窪文化的一些成份應是形成富河文化的主要淵源。
至于目前發現的富河文化的年代，當在趙寶溝文化第三期之時。
上宅文化經發掘的有北京平谷縣上宅②、北埝頭③和河北省三河縣孟各莊①三處遺址。
陶器中有大量的夾砂陶和少量的泥質陶，有些夾砂陶同時還夾雜②東亞考古學會：《赤峰紅山後》，1938年。
①朱延平：《小山尊形器鳥魯圖試析》，《考古》，1990年第4期。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趙寶溝一号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8年第1期。
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小山遺址》，《考古》1937年第6期。
③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遷安安新莊新石器遺址調查和試掘》，《考古學集刊》4。
①朱延平：《小山尊形器鳥獸圖試析》，《考古》1990年第4期。
滑石粉。
大多數陶器著有紋飾，主要是刮抹條紋和之字紋。
器類以筒形罐最為常見，其次是各種缽類，有平底缽和圈足缽，兩者中又都有弧壁斂口和直壁敞口之分，前者中還有一些是紅頂缽。
上宅文化目前可劃分為兩個階段，年代分别與紅山文化早、晚兩期相當，紅頂缽的出現是這一文化較晚階段的标志物。
以北埝頭F5∶1代表的上宅文化之字紋筒形罐①為興隆窪文化第三期的延續物。
但抹刮條紋的大量存在，則表明該文化主體内容并非由興隆窪文化發展而來，也許這個主體内容的淵源在永定河、子牙河的下遊一帶而尚未得到揭示。
此外，上宅文化中的一些缽類與東面的趙室溝文化有關。
新樂文化目前隻有沈陽市新樂遺址經過一定規模的發掘②。
其陶器主要是砂質陶，器表常見規整均勻的豎壓橫排之字紋或弦紋，前者較多。
除少量鼓腹罐、圈足缽和斜口器外，主要的器類隻有弧壁筒形罐一種。
該文化筒形罐上之字墳很象是興隆窪文化第三期的繼承者，由此可知興隆窪文化對該文化的形成曾有過影響，另外一些陶器如鼓腹罐和圈足缽則是同趙寶溝文化進行接觸、交流後的産物。
不過，占器類多數的弧壁筒形罐和有相當比重的弦紋，足以說明構成該文化主體部分的因素應另有來源。
新樂文化的年代約與趙寶溝文化的第一或第二期相當。
左家山二期文化作為一種獨具特色的考古學文化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已被識别出來③，而經過發掘的該文化遺址目前隻有吉林省農安縣左家山一處④。
該文化陶器有夾砂陶與夾蚌陶兩類陶質，素面陶和有紋飾的各占一半，最常見的紋飾是之字紋，器類隻有筒形罐和缽。
筒形罐上之字紋往往分兩部分，靠上邊的是刻劃而成的橫劃豎排之字紋，在這以下的主體紋飾為豎壓橫排的壓印之字紋，這種紋飾風格與紅山、趙寶溝和新樂文化均有共同之處，反映此時長春一帶與東北地區西南部的聯系是較強的。
對比左家山一期文化，可知曾存在于本地區的階梯狀紋帶、鼓腹罐等文化因素此時已不見或少見，而最有生命力的是左家山一期文化中與興隆窪文化相近的成份，左家山二期文化的主要内容正是這一部分發展的繼續。
當然，除融合東北地區西南部的文化因素之外，該文化也顯示了與遼東半島原始文化相關聯的一面。
小珠山下層文化的遺址發現較多，經發掘過的主要有：遼甯省長海縣廣鹿島的小珠山、大長山島的上馬石①，東溝縣的後窪②、大崗③。
該文化陶器特征是：均為夾砂陶，其中大多數含滑石粉。
器表多具紋飾，壓印紋多于刻劃紋，前者中主要是之字狀、席狀、網狀和橫線或由這四種紋飾構成的組合圖案，後者中常見的有網狀、橫線、橫線中加短豎線以及着幹平行線為一組組成的錯向三角紋。
器類以直口筒形罐占大宗，其中許多在口下安有兩個對稱①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溝門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64年第1期。
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③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9年第8期。
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頭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與發掘》，《文物》1989年第8期。
①河北省文物管理處等：《河北三河縣盂各莊遺址》，《考古》1988年第5期。
②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頭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與發掘》，圖五：1，《文物》1989年第8期。
③沈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沈陽新樂遺址試掘批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4期。
沈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等：《沈陽新樂遺址第二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5年第2期。
的小耳，此外，還有少量的小口鼓腹罐、缽、杯、勺等。
相當數量壓印之字紋的存在，表明小珠山下層文化接受了來自遼河下遊原始文化的影響。
上述情況說明，紅山文化前段時期的東北地區尤其是它的南部不僅文化面貌多種多樣，而且組成一種文化的因素也往往來自多方面。
如從較大的範圍看，作為新樂文化和左家山二期文化因素之一的之字紋即來源于東北地區西南部，表明在這一時期或稍前階段，東北地區西南部的先民曾走向廣闊的東北平原，和那裡的土著居民一起創建薪的生活。
而目前所見小珠山下層文化遺址大體處在與東北平原相通的平原地區，因此在那裡見到的之字紋等因素也應是上述東北地區西南部的先民東遷後引起的連鎖反應。
可見，此時在東北相當廣的地區内，原始居民空前活躍，有分化，有融合，在新的基礎上彼此交流和相互影響，從而創造出一種生機勃勃的繁榮局面。
村落布局與房屋建築此時的村落大緻處在兩種地貌環境中，一種是在山地之間，屬此種環境的村落往往座落于坡頂之上，附近常有小溪或泉水，如趙寶溝和小山遺址是；另一種位于山地與平原間過渡地帶的矮坡或台地，附近均見較大的河流，如錯河旁的北埝頭、伊通河附近的左家山等。
趙寶溝文化的趙寶溝遺址和富河文化的富河溝門遺址都是由若幹排房址組成的村落，在上宅文化北埝頭遺址中，若幹房址組成一群，整個村落含有若幹個房址群的現象也十分明顯①，這些房址群與房址組成的排，應是同一布局構想的不同表現形式，這種房址&mdash&mdash房址群（或由房址組成的排）&mdash&mdash整個村落的三級結構與興隆窪文化時期相比，并沒有太大差别。
這時的房址皆為半地穴式建築，除上宅文化北埝頭的房址為橢圓形以外，其餘各文化最常見到的房址仍是方形或圓角方形。
東北地區西南部常見的房址面積多在20&mdash30平方米左右，這可看作是在經濟、自然等條件相差不大的地區内，一個家庭通常所占有的面積。
反映這時房屋結構進步水平的主要是對草拌泥的應用和壁柱的設置。
此時許多房址内都能見到坍下的草拌泥殘塊，有的草拌泥還帶有貼敷在木質物件上的印痕，在富河溝門一些房址中所見這種草拌泥上的印痕則明顯是木柱的痕迹。
這些現象說明以木為骨，其上敷草拌泥的木骨泥牆或木骨泥頂，至遲在這一時期已被廣泛地應用于東北地區西南部的房屋建築上。
此時東北地區西南部，尚有相當數量的房址在緊靠地穴穴壁内側栽埋木柱（發掘所見多為柱坑，有的坑中尚留有朽木痕迹），這種做法在以前的興隆窪文化中是沒有的。
這些壁柱有的被埋于四壁内側，有的隻見于一側壁，其排列都比較均勻，間距多在0.6&mdash1米左右。
壁柱的設置大約有以下幾種用途：在地穴以上築牆時，這些壁柱可起到泥牆之“木骨”的作用；同時，這些“木骨”也用來擋護穴壁，以防坍塌。
從前面提到的壁柱密度來考慮，此時的壁拄當兼有“牆骨”和“護壁”這兩種功能。
當然，這些壁柱或其中一部分還可充作承托屋頂的立柱。
由此看來，這一時期半地穴房址内壁柱的設置，主要是出于築牆、護壁和支撐屋頂的需要。
另外，此時東北地區西南部相當部分的房址已設置了門道，表明在出入口的安排上比以前有了明顯改進。
當然，這一時期不同地區的房址存在着差别，各考古學文化在房屋建築上也無不顯現出自身特點。
①張忠培：《吉林市郊古代遺址的文化類型》，圖二，《吉林大學學報》1963年第1期。
趙寶溝文化的房址平面多為方形，少數是長方形，面積一般在20平方米左右。
趙寶溝和小山的房址有一定差别。
趙寶溝的房址通常在居住面中部附近挖成一方形竈坑，坑内多留有白色灰燼。
保存較好的三座房址均為方形，居住面都由一步階梯分成上、下兩部分，二者高差約0．1&mdash0．2米，竈坑挖在上居住面，每座房址都有用來立柱的四個柱坑，一般均以竈為中心作對稱布局，上、下居住面各有兩個，柱坑間距基本相等，在下居住面與竈址相對的穴壁中間均有一個較深的窖穴。
這三座房址面積都超過一般房址，其中最大的F9為100平方米左右，該房址柱坑較大且深，最大的柱坑直徑為0．5米，深達0．52米，為使立柱穩固，柱坑底部都經夯打②。
小山發現的兩座房址都是長方形，房址中部附近有一個圓形淺坑，淺坑内有筒形罐或陶片，可能是竈址。
兩座房址有大小之别，較大的一座編号F2，其面積約33平方米，屋内留有鳥獸圖尊形陶器和刻劃人首的斧形石器等特殊人物身份的标志物（詳後），可推測這座房址應為該村落一處具有中心性質的場所。
富河溝門的富河文化房址，系順山坡傾斜之勢而建，背山的一面穴壁較高。
房址多數是方形，少數是圓形，面積通常在20平方米左右。
房址中部均有一方形竈坑，有的竈坑四壁還置立石闆加以擋護。
一些屋内尚有挖窖的現象。
最大的一座房址邊長約6米，在背山一面的穴壁内側有七個間距較為均勻的柱坑，這是僅在一側穴壁設置壁柱的實例。
發掘者由這種壁柱的位置特點推測房屋頂部可能是依山勢而呈一面坡的型式，這樣便于流水。
有的圓形房址在靠穴壁一周布有六個柱坑，發掘者推測這種房屋的屋頂可能與現在的蒙古包類似③。
北埝頭上宅文化房址為不規則橢圓形。
極少數在靠近一側的穴壁處有幾個柱坑。
竈址情況不詳，而在房址中部附近普遍有一或兩個埋在地面下的陶罐，罐内有灰、炭等物，可能是保存火種的容器①。
孟各莊的上宅文化房址為方形，保存較好的一座邊長約4．5米，貼四壁均等地埋置十六根壁柱。
居住面中央有一個0．2平方米的竈台，台高僅5厘米，台旁有保存火種的陶缽。
在南壁略偏一側沒有寬0．7米的斜坡門道②。
目前發現的新樂文化房址都是圓角長方形，中部有圓形淺竈坑。
編号為F2的房址面積最大，達95平方米，由于被焚燒，屋内留有許多炭化殘木柱，粗者直徑20厘米，細者10厘米左右。
該房址周壁有三十四個間距為0．8&mdash1米的壁柱，這些壁柱除四隅外，大部分沒有柱坑，而是擠入穴壁，立于地面。
在距四壁約1米的地方，基本上按等距埋沒一周共十一根粗大的立柱，在這一周立柱以内還有六根立柱，被埋在竈址周圍。
柱坑有深有淺，深者約1米左右，淺的隻有25&mdash30厘米，在較淺的柱坑底部常墊有石片，使得立柱更加堅實，這樣多少可以彌補柱坑淺而穩固性較差的缺陷。
這座房址面積很大，其屋頂肯定也十分厚重，故用如此之多的木柱支撐，可知房屋四壁和屋頂都十分結實、牢靠，反映了一種較高規格的建築形式，而和一般房址那種簡單的結構形成顯著差别①，很可能這是村落公用場所，或同時兼作首領居住②吉林大學考古教研室：《農安左家山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報》1989年第2期。
③遼甯省博物館等：《長海縣廣鹿島大長山島貝丘遺址》，《考古學報》1981年第1期。
①丹東布文化局文物普查隊：《丹東市東溝縣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和試掘》，《考古》1984年第1期。
②遼甯省博物館：《遼甯東溝大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86年第4期。
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頭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與發掘》圖二，《文物》1989年第8期。
之處，系全村中心性建築（圖4&mdash6）。
生産經濟至遲在紅山文化前段時期，東北地區西南和中南部的農業生産已得到了初步的發展。
在上述新樂F2這個大房址中，發現有成堆的炭化谷物，這些谷物尚未脫粒，經鑒定與東北大蔥黍近似①。
該房址還出有五套配置有序的磨盤與磨棒，系用于脫粒的工具。
但同時該房址還發現榛子殼等野生植物果實的核、殼，而個别磨盤的一端也有敲砸硬果留下的小圓窩①。
因此，這些磨盤、磨棒也可能被用圖4&mdash6新樂遺址F2平、剖面（除竈以外的圓圈均為柱坑或立置木柱的痕迹） 于加工采集來的植物果實。
不過，象新樂F2出土的這種具有統一規格且加工精緻的磨盤和磨棒，理應被視作主要是加工種植農業産品的工具，盡管它們還兼有加工采集的果實的功能。
紅山文化、趙寶溝文化和上宅文化都發現相當數量的磨盤、磨棒。
磨盤一般作圓角長方形，形體扁薄、規整；磨棒橫剖面呈半圓或半個橢圓狀，兩端寬窄、厚薄均等，在經常與磨盤接觸的一面留有與磨棒長軸方向垂直的磨擦痕。
小山F2有兩套磨盤、磨棒,出土時有一件磨棒橫置在磨盤上，另一件則緊靠在另一個磨盤旁邊，兩件磨棒的長分别為31和18．5厘米，和它們一起的磨盤之寬分别是29和19厘米。
可見，這裡的磨盤、磨棒與新樂F2的一樣，也是配套有序的。
因此，可以肯定，上述三種文化的農業也都有了一定的發展。
有關當時的農業生産情況，還可從以下現象中得到了解。
與興隆窪文化時期不同，此時許多遺址都出有長且寬的大型磨制石斧，如上宅遺址TO406(5)：1這件石斧，長21、頂寬7．2、刃寬8．7、厚3．6厘米。
孟各莊和小山則都有一種兩側磨平的大型石斧，均以堅硬的玢岩制成，這種斧大都在中部殘斷，系砍伐較粗樹木時常遇到的現象。
上述這些大型石斧的功能之一，當是原始居民進行火耕農業時用之來砍倒樹木。
在紅山、趙寶溝和上宅文化中，還常見一種鞋底狀正尖刃石器，其刃部有與石器長軸平行的磨擦痕，可知是挖或刨土的工具。
趙寶溝發現的這種石器，石質不太堅硬，長和寬分别在11&mdash16和6&mdash13厘米之間，厚一般有1．4厘米，頂部都打出一個缺口，可便于插入木柄（圖4&mdash7）。
如象石鏟那樣用來挖土，則這種石器上窄下寬的體态及其尖刃就顯得有些不适，因此，它應是象現在的镢頭（或稱“鋤”）那樣被用作刨土的工具（其安柄方式系選用帶折鈎的木柄，将石器頂部插入折鈎中）②。
這種石器目前尚無統一的命名，就其功能而言，暫可稱作“石鋤”。
石鋤的存在，說明人們砍光燒盡樹木雜草後，用它來刨開土壤，以埋植谷種，可見已經脫離了那種隻将谷種撒在地表的農業階段，而顯示出一定的進步性。
大型石斧和石鋤較為普遍的發現，當說明這種有所進步的原始農作，已經曆了相當長時間的發展。
此時的收獲工具，所見隻有新樂F2的三件石刀。
均作直背弧刃，寬在4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趙寶溝一号遺址發掘簡報》圖一，《考古》1988年第1期。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②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頭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與發掘》圖三，《文物》1989年第8期。
&mdash5厘米左右，厚為0．3&mdash0．5厘米，應是綁在手上割谷穗用的“铚”。
看來，其時收獲方式是隻割取谷穗。
至于類似的石刀未見于其它遺址，或許是還流行其它非石質收割工具而不易保存，緻使難于發現的緣故。
此外，象紅山、趙寶溝和上宅文化所見獸骨的數量都明顯少于興隆窪文化，甚至用動物骨骼為原料的制骨業也不如過去興盛，上宅文化的骨器迄今隻在孟各莊遺址見到一件骨镞。
凡此，都說明狩獵活動已大為減少，這與農業的初步發展是相适應的。
原始農業的經營，通常與一定規模的集體勞作相聯系。
在對集體勞動而得到的産物進行分配時，該集體内也就會存在着與之相應的某種分配形式。
如前述新樂F2和小山F3都是村落或村落中部分房址的居民進行公共活動的場所，成堆的谷物和多套磨盤、磨棒均出于這些房屋而不見于同一遺址經過發掘的其它房屋，或許說明谷物是在全村或低于村落一級的中心處經脫殼後分配給各個家庭的。
由此可知當時的農業生産中确實包含着大量的集體勞動。
從以上這些情況來看，此時東北地區西南和中南部當已出現了一些主營種植農業的村落。
毋庸贅言，即使在這樣的村落中，采集和狩獵仍不失為重要的謀生手段，象出土于新樂F2的榛子殼和漿果果核，小山遺址中的胡桃楸，都是原始居民采集野生植物果實的例證。
至于新樂遺址所出石镞和見于許多遺址的獸骨，則說明狩獵與人們生活的密切關系。
誠然，在上述農業發達的地區，甚至同一考古學文化内部，原始居民的生産經濟也多少存在着差别。
迄今見到的上宅文化遺址都在泃河或其支流的河岸附近，這些河流在六七千年前的河水流量要比現在大得多，足可使衆多的淡水魚類在此生存。
其東面的灤河具有根寬的河床，當時河水流量無疑更為可觀，屬于南部趙寶溝文化的安新莊遺址就座落在這條河的下遊，漁業資源之豐富可想而知。
上述這些遺址都出土了一定數量的石或陶質的網墜，說明原始居民确曾在這些河流中拉網捕魚。
尤其是安新莊遺址，所見網墜之多，種類之繁（最主要的是一種在橢圓形扁平礫石兩端各打出一系繩之缺口的打制石網墜，上宅文化遺址所見亦多屬此型），足以使人們相信，在一年中的大部分季節，捕撈水産是那裡的原始居民一項十分重要的生活來源。
主要分布在山地之間的紅山文化和北部趙寶溝文化，那裡缺乏較大的河流或河床，遺址所在附近的水源多是泉水和溪流，除作為生活用水外，隻能從中獲取小而少量的魚類。
因此，在那裡的大部分地區不宜撒網捕撈，這就是在這些遺址中未曾發現網墜的原因。
而采集和狩獵所占比重則可能超過以上的地區。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東北諸考古學文化原始農業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
西拉木倫河以北的富河文化不僅缺乏能夠确認為種植農業的工具，而且遺存大量鹿骨等動物遺骸的現象，還反映它和以前的興隆窪文化的經濟狀況無太大差别，即仍以狩獵和采集為主要的謀生手段；位于廣鹿島、大長山島的小珠山一期文化遺址的堆積中往往有大量貝殼，還出土石質的魚網網墜，因此，捕撈海洋生物可能是那裡的居民一項主要的生業，而農業所占比重尚不很明顯。
總之，紅山文化前段時期的東北地區正處于農業初步發展的階段，種植農業的有無，或其比重之大小及發展程度各地有别，人們借以謀生的手段也有種種差異。
總的來看，與華北地區毗鄰的上宅文化、趙寶溝文化和紅山文化的農業發展水平較高，這說明黃河流域農業人口向東北方向的遷徙或其農業技術的傳播，可能是促成東北地區農業得到初步發展的主要動因。
至于東北其它地區，大緻可分為東北平原和其周圍地帶這兩種情況，前者如新樂文化所顯示的那樣，農業已有所發展，遼河下遊一帶經營農業的水平還可能接近于上述紅山、趙寶溝文化；後者多屬山區或高原，恐怕多數地方與富河文化類似，仍處在以漁獵和采集謀生的階段，即使對農業有所經營，其水平大概也隻相當于萌芽狀态。
手工業技術此時的手工業，主要仍是制石、制骨和制陶。
除富河文化以外，東北地區西南和中南部的磨制石器都比興隆窪文化時期明顯增多。
如在石器的種類上，除仍有前一時期就已出現的石斧、石鑿和不詳用途的餅形器外，又增加了石鋤、石锛、石刀、石矛和石镞等新的器類。
石斧因不同用途的需要而被制成多種型式，從體積大小着眼，基本上可劃分為以下三種：最常見的一種長在12&mdash16厘米左右，可謂中型斧③；前面提到的砍伐較粗樹木的石斧長多在20厘米以上，可稱大型斧①：另有一種長多在8厘米以下的窄頂寬刃石斧，應是小型斧②。
上宅、趙寶溝、新樂三種文化的磨制石器基本上都是通體磨光的，這一點與以前的興隆窪文化有些相似，而紅山文化的石斧往往僅在刃部的兩面采用磨光加工，器體其它部分則保留遍布琢痕的粗糙面，這種做法和黃河流域的半坡文化是基本一緻的。
上述地區的人們通過長期實踐，對岩石性能有了一定的了解，能根據不同用途之需要選用合适的石料來制做各類磨制石器。
比如，大型斧系用于砍伐較大樹木的專用工具，因此，多以玢岩等堅硬的石料制成。
但石質愈是堅硬，給采石、加工帶來的難度也就愈大，所以，用來砍伐小樹和去掉枝叉或隻是用于修整木材的中型斧和小型斧，就常常選用那些硬度稍差而較易于加工的石料，例如，此時常見以片麻岩這種硬度較低的石質制成的小型斧。
磨制石器在做成前需将打出的石坯先進行琢制加工，故而磨制石器的流行也反映了琢制技術的普遍運用。
此時隻琢不磨的工具主要是磨盤和磨棒，當然，有些磨盤的周邊甚至底部也經過磨制加工而顯得更為規整。
趙寶溝文化的磨盤一般采用細粒凝灰岩等含氣孔較多的石質制成，這種石料因石質較松散而便于加工，但上宅文化迄今所見磨盤均采用堅硬的石料制成。
如孟各莊遺址采∶22，呈圓角長方形，底部兩端翹起，側視如舟狀，周身琢制，石質堅硬，這件磨盤的寬和厚分别為24和6．5厘米，長達52．5厘米。
僅靠石質工具在這種堅硬的石塊上遍體鑿琢，最終制成如此之大且形制規整的磨盤，如果沒有比興隆窪文化時期進步得多的制石技術，則是難以想見的。
鑽孔術盡管在石質工具中很少見到，但其它石制品中這類例證卻較多，主要是兩面對鑽。
鑽孔外徑不足1厘米的石制品常可見到，如新樂F2出土的厚度（亦即鑽孔之深度）為1．1厘米的石珠，其鑽孔外徑卻隻有0．6厘米③；鑽孔孔徑最小的是北埝頭的一件墜飾F2∶22，厚0．3，鑽孔直徑隻有0．2厘米①。
小山F2(2):10是一件精美的斧形石器，其上縛木柄用的穿孔是此時見到的唯一一個施用單向管鑽術的實例，鑽孔起點的一面孔徑略大于另一③河北省文物管理處等：《河北三河縣孟各莊遺址》圖三，《考古》1983期。
①沈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等：《沈陽新樂遺址第二次發掘報告》圖二，《考古學報》，1985年第2期。
②沈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等：《沈陽新樂遺址第二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5年第2期。
③同上。
①現在東北地區也有與此類似的鐵質工具，主要是在山地中使用。
面，為0．7厘米，孔深2．2厘米，孔内壁可見施鑽時留下的細密的螺旋紋痕①。
這件石器的質料系堅硬的凝灰碎質岩，将2．2厘米厚的堅硬石材從一個方向鑽透，孔徑不超過0．7厘米，這不僅在當時的東北地區，就是在全國範圍内，也是比較罕見的。
此時的制石業，還有一個方面值得注意，即細石器小石片的加工。
這種小石片在舊石器晚期就已出現，而後一直興盛不衰，發展到此時，至少在趙寶溝文化和新樂文化的一些地區，制做小石片的工藝已逐漸集中為少數人掌握。
如小山F2和新樂F2都有這種小石片的集中出土處。
小山F2有兩處，共出小石片二千多件，數量多的一處與石片在一起的還有剝離石片後殘留的錐狀石核，和在剝離石片過程中修整石核台面時産生的石片屑，以及一個可能是制作石片時充當石砧的大石塊，顯然，這是一處制作石片的場所。
這些小石片與興隆窪文化中的沒有多大差别，均系嵌粘在複合工具上的“刀刃”，這樣多的石片當可做成大量複合工具，毫無疑問，這裡應是小山遺址整個村落制作石片的一個中心，這些石片或被用來做成的複合工具，大約是為同這座房屋有着某種關系的居民提供的産品。
也就是說，在小山遺址已存在一部分專門制做石片的勞動者。
類似這種專項的勞動分工，無疑有利于制石技術的提高。
因此，這是制石手工業的一大進步。
用上述石片做成的複合工具，各文化時有發現，一般是用石片嵌在骨梗上，上宅遺址出土一件“石梗”，即T0607(5)：40，系這類複合工具中的特殊者。
這件石梗石質較軟，在一側邊開有凹槽，以嵌粘刀刃，石梗長7．4、寬1．2厘米，刀刃是一個長、寬各為5和1厘米的石片①。
刀刃嵌入刀梗，需有膠類物質使其粘牢，取得和使用膠的技能，則應在比興隆窪文化還早的時期就已被掌握了。
另外，在東北地區西南和中南部屬于此時的玉制品也有一定的發現。
其種類尚少，迄今所知有屬工具類的小型锛形或鑿形器（可能被用作雕刻工具），還有玉珠等裝飾品，象新樂遺址出土的這兩類玉器都僅見于F2，說明在新樂文化中，很可能制造玉器和使用玉質工具都已被限定在一部分人之中。
制骨工藝的水平與前一時期相比，尚看不出有何重要發展，隻是在狩獵占經濟生活比重較大的富河文化和左家山二期文化那裡，所發現的骨制品種類較多一些。
制陶術比以前有了明顯改進。
陶器的火候普遍提高，緻使陶質變得堅硬。
陶胎也都比較薄，基本不見興隆窪文化時那種厚壁厚底的陶器。
一些地區開始流行泥質陶，其中紅山文化的泥質陶比重居諸文化之首。
陶器成型方法有包模貼築和泥圈套接或泥條盤築。
對形制較為複雜的器形，先分段做出各部分，再捏合成器。
如趙寶溝文化的尊形器即是分别做好直壁的領部、弧壁的腹部和一個假圈足，再将它們兩兩捏合在一起，領與腹接縫處常見到一周戳壓紋，系将這兩部分提合在一起時留下的遺痕，見于上宅、趙寶溝和新樂文化的圈足缽，也是将分别制成的缽身與圈足相捏合而成、由于尚未發現陶器外表有繩紋或籃紋等拍印紋飾的例子，也未見陶拍或陶墊等拍打或壓磨的工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年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趙寶溝一号遺址發掘簡報》圖五：1，《考古》1988年第1期。
①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圖三：1，《文物》1989年第8期。
具，因此，還很難說此時是否已采用了與黃河流域相同的使陶胎更為緊實的拍打等方法。
東北地區西南和中南部此時制陶工藝的提高，還表現為陶器種類的增加。
僅以器底而言，就有平底、圈足、假圈足、内凹底和橢圓形底等多種形式，除平底外，其它都是不見于前一時期的新内容。
紅山、趙寶溝和上宅文化的泥質紅陶或灰陶缽，顔色十分純正，火候也都很高，胎薄而質地脆硬，應該是窯燒的結果，反映此時這些文化的居民已開始建造專門的陶窯來燒制陶器。
紅頂缽的出現，則說明這種缽在窯内是幾個深在一起燒制的。
尚需提及的是，此時可能出現了專門制陶的陶工，這從後面将提到的趙寶溝文化陶器精湛的施紋工藝中是不難認識到的。
誠然，在一些文化的陶器上仍常見綴合孔，可知此時經修補再用的陶器還有一定數量，從而反映出制陶業發展水平的有限性。
但到這一時期的較晚階段，此種現象逐漸減少了。
能說明此時紡織術情況的實物資料比較缺乏，隻是了解到陶紡輪的數量比興隆窪文化時期有所增加，但它基本上還是用陶器殘片改制而成的。
用植物莖、杆、葉進行編織應是一項十分普遍的手工勞動。
許多紅山文化的筒形罐在做成後曾置于編織物上以待晾幹，緻使罐底常可留下類似席子的印痕，從這些印痕來看，編織物之經、緯多呈十字交叉狀。
綜上所述，此時的手工業技術比前一時期有了顯著發展，但各個部門發展程度不很一緻。
從總的方面來看，比同時期黃河中下遊地區尚顯得有些落後，靠近華北的東北地區西南部手工業水平較高，東北的其它地區則略遜一籌。
藝術、宗教和社會的發展陶器是原始居民展現其藝術思想的一塊重要園地。
在談到東北地區此時陶器紋飾上的藝術成就時，應将趙寶溝文化陶器的幾何紋視為其突出的代表者。
這些幾何紋均以片狀工具壓印或刻劃而成，圖案結構比較複雜。
大體有兩種主要類型：一種是由若幹組斜繞陶器外表的折線構成的主體紋飾：另一種是二方連續的幾組折線圖案單元。
趙寶溝文化第三期的幾何紋最為規整，所表現的圖案極富美感，是這種幾何紋陶器群中發展得最充分，工藝水平最成熟的代表作。
以小山F1(2)：4這件器蓋為例：先施兩條平行回歸線橫繞器蓋外表一周&mdash&mdash條在接近口沿的外表，另一條在蓋體與捉手的接合處，于這兩條線之間施四道等分器外表的斜線，再施四組等分器表的斜向回折線分别與這四道斜線相交，最後在這些線條構成的多個框框内，選擇其中一部分框框，填滿細密的通線。
其結果是，俯視器表，呈等分的四組陰陽相錯的“5”狀圖案&mdash&mdash相對的兩組内容一緻，或皆填線，或皆無填線：而相鄰的兩組恰恰是有無填線的區别。
再以F1②：18盂為例：在器表上下各施一道橫繞器壁的回歸線，再于這兩道線内施二方連續的六組幾何紋圖案單元。
這六個圖案單元恰好等分器表，各組圖案内容相同，均為雙股印痕（内填蓖點）構成的菱格與交叉斜線的組合紋飾，這六組圖案又由六個填蓖點的小菱格将它們分别隔開。
F1②:4器蓋代表趙寶溝文化幾何紋的第一種類型，F1②:18盂則是第二種類型的典型物（圖4&mdash8）。
無論哪一種類型的圖案，都反映其制作者已十分熟練地掌握和運用了等分這一概念。
趙寶溝文化幾何紋圖案有序而顯複雜，寓靜于動的風格特征及其充滿想像圖4&mdash8趙寶溝文化陶器上的幾何紋飾力的巧妙設計和精湛的施紋技藝，于此可略見一斑②。
除日用陶器上的紋飾藝術外，上述小山F2和新樂F2這兩個大而特殊的房屋還出土了罕見于一般遺迹的精美藝術品。
小山F2所見這類藝術品有兩件，一件是前面提到的F2②：10那個斧形石器。
這件石器長、寬、厚分别為18．2、5．5和2．4厘米。
稱它作斧形石器，是因為它外形和石斧完全一樣，但刃部卻十分鈍厚，且無磨擦痕等使用痕迹，所以它不是一般實用之斧。
為制作這件特殊石器，石匠專門選用了中間有一大塊紅色的堅硬石料，通體精磨，極富光澤。
由于是凝灰碎質岩，整個石器呈灰色雜黑斑，中間的紅色色塊宛如鑲嵌在灰色之中。
偏頂部一側有管鑽孔，而在略近中部處尚可看出與斧形器長軸方向垂直的安柄痕迹，此痕迹的一邊與鑽孔相切，當通過鑽孔穿繩将木柄與斧形器系牢。
說明這件石器真實用途的是在其頂端附近一面刻劃的人頭，人頭系正視形象，線條簡單，隻有面部輪廓和用短線表示的目、鼻、口①。
若使人頭正視，則必須保持斧形石器在上，木柄尾端朝下的狀态，據此可知，這件斧形器應是常被其主人高舉着的“斧杖”，系房屋主人特殊身份和高上權力的标志物（圖4&md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