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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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五帝的時代究竟相當于考古學上的哪個時代，現在雖然還無法論定，但也不是毫無邊際。
以往在仰韶文化發現之初，不少學者以為它就是夏文化；後來覺得仰韶年代太早，又提出龍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意見，現在也還有一些學者保持這一看法。
不過從有關夏紀年的各種說法與碳14年代的比照來看，從夏人活動區域的考訂與考古學文化分布範圍的比照來看，從夏的文物典章制度與考古學文化内涵的比照來看，從夷夏關系、夏商關系與考古學文化關系的比照來看，二裡頭文化更像是夏文化。
假如這個判斷沒有大錯，那麼五帝的時代的下限就應是龍山時代。
五帝時代之始，戰争連綿不斷。
《五帝本紀》說：“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迂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
”他先是打敗炎帝，接着又擒殺蚩尤。
這種情況隻有在社會财富有所積累，社會分化日趨尖銳的情況下才能發生。
從考古學文化來看，這是仰韶後期即大約相當于公元前3500年以後的事。
所以五帝的時代的上限應不早于仰韶時代後期。
按照古史傳說，五帝的時代又可分為兩大階段，黃帝至堯以前是第一階段，堯及其以後是第二階段。
先秦儒家言必稱堯舜，《尚書》就是從《堯典》開始編纂的。
墨家常是虞夏商周連稱，把堯舜的曆史同三代相連系而與以前的曆史相區别。
在其餘各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傾向。
問題是這兩個階段能否同考古學文化相對照。
前西已經談到在仰韶時代與龍山時代之間确實有一個明顯的變化，無論從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社會的分工與分化還是從文化區系的重新組合等各方面都能看得出來。
不過允山時代有五六百年，而堯舜禹假如真是相互繼承關系，時間就會短得多。
除非不是個人的直接繼承關系，而是不同部落祥遞掌權，否則難以簡單比附。
傳說堯為陶唐氏，舜為有虞氏，堯舜的時代或稱為唐虞時代。
《孟子·萬章》引孔子的話說：“唐虞禅，夏後殷周繼，其義一也。
”意思是說，唐虞時代實行禅讓制度，而夏商周則是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家天下制度。
一禅一繼，把兩個時代區分得非常清楚。
所謂“其義一也”是說二者又有聯系，都是合乎天意即時代的要求。
《堯典》中談到那時除帝堯、帝舜外，還有由四嶽、十二牧（或曰群牧）組成的貴族議事會；有以司主為首的包括司徒、後稷、士（類似後之司寇）、工（百工）、虞、秩宗、典樂、納言等部門官員的行政組織；有刑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有軍隊并有顯赫的戰功。
這已經是一種雛形的國家了。
當然，《堯典》系後人追述，難免有記不準确而把作者當時的某些情況附麗增飾進去的地方，但也不會是向壁虛構。
隻要看看龍山時代已有很大的城（山東章丘龍山鎮城子崖的城内面積就達20多萬平方米），就知當時一定有了城鄉的分化，有了政治、軍事和文化的中心，有些兩椁一棺的大墓，墓主一定是身份很高的貴族，制銅、制玉和蛋殼黑陶等當時的高技術産業很可能有工官管理。
而當時普遍出現的亂葬坑，死者身首異處或肢體殘亂，當是酷刑的犧牲者。
如果我們能把這兩方面的材料很好地結合起來，特别是把這一階段的考古工作繼續深入地開展下去，就會更好地把我國的遠古曆史同夏商周三代的曆史更好地銜接起來，把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如何産生私有制和階級，最後出現國家的具體進程及其特點闡釋得更加清楚。
那時我們将有理由說我們所作的确實稱得上是恩格斯《起源》一書的中國續篇！ 蘇秉琦1991年4月于北京題記本卷論述中國遠古時代的曆史，是由蘇秉琦教授主編，張忠培教授、嚴文明教授共同撰寫的。
李伊萍、朱延平、朱永剛、許永傑、趙輝、戴向明、吳賢龍、劉雪英等同志也都參與了與本卷撰寫有關的一些工作。
蘇秉琦教授，生于1909年10月，河北高陽人，中國考古學會第三屆理事會理事長，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從1952年至1982年主持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工作。
自1934年起，先後主持和指導陝西寶雞鬥雞台、西安郊區、洛陽中州路、陝西華縣、河北邯鄲及洛陽王灣等遺址大規模考古發掘與調查工作，著《鬥雞台溝東區墓葬》、《鬥雞台溝東區墓葬圖說》、《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及主持編寫《洛陽中州路（西工段）》等書，并著《談“晉文化”考古》、《遼百古文化古城古國&mdash&mdash論當前考古工作重點和大課題》及《中華文明的新曙光》等論文數十篇。
他在培養了好幾代考古學者的同時，并以考古類型學理論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論和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帝國道路等科學理論，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
張忠培教授，生于1934年8月，長沙市人，中國考古學會第三屆理事會常務理事，吉林大學教授，故宮博物院院長。
1972&mdash1987年，主持吉林大學考古專業工作。
自1958年起，先後主持或參與主持陝西華縣及渭南、吉林省吉林市郊及白城地區、年蒙古哲盟、楚紀南城、河北蔚縣及易縣和晉中地區的大規模考古調查、試掘及發掘工作，著《元君廟仰韶墓地》、《中國北方考古文集》等書，和《華縣、渭南古代遺址調查與試掘》、《中國考古學的現代與未來》、《當代考古學問題答問》、《關于馬家窯文化的幾個問題》等論文數十篇，對中國北方考古學文化譜系、史前社會制度的變遷和考古學基本理論及方法，進行了系統、深入的探索。
嚴文明教授，生于1932年10月，湖南省華容縣人，1958年于北京大學曆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并留校任教至今，現為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系主任，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國際史前學與原史學聯盟（UIPPS）常務委員。
長期從事新石器對代考古教學與研究，先後參加和主持河南洛陽王灣、山東長島北莊等數十處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發表專著《仰韶文化研究》及論文《龍山文化與龍山時代》、《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東夷文化的探索》等60餘篇。
在中國考古學研究工作發展曆程中，我們的作者不僅作了辛勤的耕耘，而且作了卓有成效的開拓工作。
他們的理論興趣更為他們的研究工作增加了活力。
本卷的完成，在極大程度上概括了遠古時代考古學研究尤其是他們本人的研究成果，他們堅持實事求是，認真地從考古學文化入手，理清了中國史前民族、文化及社會的發展脈絡。
這在以往的通史撰述中是沒有前例的。
這在考古學工作上，也是一項創舉。
本卷的出版，我相信會在我國學術工作上産生有益的影響。
秉琦教授是我的老朋友，我們有半個世紀以上的友誼。
現在我們有這樣一個合作的機會，我非常地高興。
我對于秉琦教授、忠培教授和文明教授，還有其他的同志，給予《中國通史》工作以這樣的大力支持和合作，表示不勝由衷地感謝。
白壽彜 1990年12月于北京
五帝的時代究竟相當于考古學上的哪個時代，現在雖然還無法論定，但也不是毫無邊際。
以往在仰韶文化發現之初，不少學者以為它就是夏文化；後來覺得仰韶年代太早，又提出龍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意見，現在也還有一些學者保持這一看法。
不過從有關夏紀年的各種說法與碳14年代的比照來看，從夏人活動區域的考訂與考古學文化分布範圍的比照來看，從夏的文物典章制度與考古學文化内涵的比照來看，從夷夏關系、夏商關系與考古學文化關系的比照來看，二裡頭文化更像是夏文化。
假如這個判斷沒有大錯，那麼五帝的時代的下限就應是龍山時代。
五帝時代之始，戰争連綿不斷。
《五帝本紀》說：“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迂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
”他先是打敗炎帝，接着又擒殺蚩尤。
這種情況隻有在社會财富有所積累，社會分化日趨尖銳的情況下才能發生。
從考古學文化來看，這是仰韶後期即大約相當于公元前3500年以後的事。
所以五帝的時代的上限應不早于仰韶時代後期。
按照古史傳說，五帝的時代又可分為兩大階段，黃帝至堯以前是第一階段，堯及其以後是第二階段。
先秦儒家言必稱堯舜，《尚書》就是從《堯典》開始編纂的。
墨家常是虞夏商周連稱，把堯舜的曆史同三代相連系而與以前的曆史相區别。
在其餘各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傾向。
問題是這兩個階段能否同考古學文化相對照。
前西已經談到在仰韶時代與龍山時代之間确實有一個明顯的變化，無論從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社會的分工與分化還是從文化區系的重新組合等各方面都能看得出來。
不過允山時代有五六百年，而堯舜禹假如真是相互繼承關系，時間就會短得多。
除非不是個人的直接繼承關系，而是不同部落祥遞掌權，否則難以簡單比附。
傳說堯為陶唐氏，舜為有虞氏，堯舜的時代或稱為唐虞時代。
《孟子·萬章》引孔子的話說：“唐虞禅，夏後殷周繼，其義一也。
”意思是說，唐虞時代實行禅讓制度，而夏商周則是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家天下制度。
一禅一繼，把兩個時代區分得非常清楚。
所謂“其義一也”是說二者又有聯系，都是合乎天意即時代的要求。
《堯典》中談到那時除帝堯、帝舜外，還有由四嶽、十二牧（或曰群牧）組成的貴族議事會；有以司主為首的包括司徒、後稷、士（類似後之司寇）、工（百工）、虞、秩宗、典樂、納言等部門官員的行政組織；有刑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有軍隊并有顯赫的戰功。
這已經是一種雛形的國家了。
當然，《堯典》系後人追述，難免有記不準确而把作者當時的某些情況附麗增飾進去的地方，但也不會是向壁虛構。
隻要看看龍山時代已有很大的城（山東章丘龍山鎮城子崖的城内面積就達20多萬平方米），就知當時一定有了城鄉的分化，有了政治、軍事和文化的中心，有些兩椁一棺的大墓，墓主一定是身份很高的貴族，制銅、制玉和蛋殼黑陶等當時的高技術産業很可能有工官管理。
而當時普遍出現的亂葬坑，死者身首異處或肢體殘亂，當是酷刑的犧牲者。
如果我們能把這兩方面的材料很好地結合起來，特别是把這一階段的考古工作繼續深入地開展下去，就會更好地把我國的遠古曆史同夏商周三代的曆史更好地銜接起來，把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如何産生私有制和階級，最後出現國家的具體進程及其特點闡釋得更加清楚。
那時我們将有理由說我們所作的确實稱得上是恩格斯《起源》一書的中國續篇！ 蘇秉琦1991年4月于北京題記本卷論述中國遠古時代的曆史，是由蘇秉琦教授主編，張忠培教授、嚴文明教授共同撰寫的。
李伊萍、朱延平、朱永剛、許永傑、趙輝、戴向明、吳賢龍、劉雪英等同志也都參與了與本卷撰寫有關的一些工作。
蘇秉琦教授，生于1909年10月，河北高陽人，中國考古學會第三屆理事會理事長，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從1952年至1982年主持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工作。
自1934年起，先後主持和指導陝西寶雞鬥雞台、西安郊區、洛陽中州路、陝西華縣、河北邯鄲及洛陽王灣等遺址大規模考古發掘與調查工作，著《鬥雞台溝東區墓葬》、《鬥雞台溝東區墓葬圖說》、《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及主持編寫《洛陽中州路（西工段）》等書，并著《談“晉文化”考古》、《遼百古文化古城古國&mdash&mdash論當前考古工作重點和大課題》及《中華文明的新曙光》等論文數十篇。
他在培養了好幾代考古學者的同時，并以考古類型學理論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論和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帝國道路等科學理論，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
張忠培教授，生于1934年8月，長沙市人，中國考古學會第三屆理事會常務理事，吉林大學教授，故宮博物院院長。
1972&mdash1987年，主持吉林大學考古專業工作。
自1958年起，先後主持或參與主持陝西華縣及渭南、吉林省吉林市郊及白城地區、年蒙古哲盟、楚紀南城、河北蔚縣及易縣和晉中地區的大規模考古調查、試掘及發掘工作，著《元君廟仰韶墓地》、《中國北方考古文集》等書，和《華縣、渭南古代遺址調查與試掘》、《中國考古學的現代與未來》、《當代考古學問題答問》、《關于馬家窯文化的幾個問題》等論文數十篇，對中國北方考古學文化譜系、史前社會制度的變遷和考古學基本理論及方法，進行了系統、深入的探索。
嚴文明教授，生于1932年10月，湖南省華容縣人，1958年于北京大學曆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并留校任教至今，現為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系主任，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國際史前學與原史學聯盟（UIPPS）常務委員。
長期從事新石器對代考古教學與研究，先後參加和主持河南洛陽王灣、山東長島北莊等數十處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發表專著《仰韶文化研究》及論文《龍山文化與龍山時代》、《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東夷文化的探索》等60餘篇。
在中國考古學研究工作發展曆程中，我們的作者不僅作了辛勤的耕耘，而且作了卓有成效的開拓工作。
他們的理論興趣更為他們的研究工作增加了活力。
本卷的完成，在極大程度上概括了遠古時代考古學研究尤其是他們本人的研究成果，他們堅持實事求是，認真地從考古學文化入手，理清了中國史前民族、文化及社會的發展脈絡。
這在以往的通史撰述中是沒有前例的。
這在考古學工作上，也是一項創舉。
本卷的出版，我相信會在我國學術工作上産生有益的影響。
秉琦教授是我的老朋友，我們有半個世紀以上的友誼。
現在我們有這樣一個合作的機會，我非常地高興。
我對于秉琦教授、忠培教授和文明教授，還有其他的同志，給予《中國通史》工作以這樣的大力支持和合作，表示不勝由衷地感謝。
白壽彜 1990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