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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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宗祺兩腳懸空地騎在大梁上。

    所謂大梁,不過是根胳膊粗的木頭。

    他在蓋他家的小廚房。

     “整了你十幾年,你還這樣天真。

    我勸你不要抱多大希望。

    ”他把釘子對好了部位,揮動起釘錘。

    “這不,我也平了反,我也主持了工作——當然要比他官小得多,可也是一方之主。

    但我這就告訴你,我能不能扭轉乾坤。

    ” 咚、咚、咚!他好象很氣忿,又似乎要叫我清醒。

    我走了一上午,從我們團場到他的團場足足有四十裡路。

    陽光明淨極了,使我想起大海。

    我要到他這裡來求教那些象形文字。

    他能把我領進迷宮。

    但他剛把我領到第一道走廊,陽光就昏暗了。

     我不停地喝着茶。

    茶很酽,我好久沒有喝過這樣的茶了。

    它會把帶血的肉食化得精光。

    一杯茶就能把我從食肉動物變成人。

    文明真是奇妙!垂着竹簾的房子裡還響着呼呼的聲響。

    那是朱蜀君在為我剁餃子餡。

    有肉有面就行,為什麼非要用面包着肉才好吃?這一切我都不太習慣了。

    還有這小院:蜀葵雖然沒有開花,但已經長得很高。

    一小方平整的土地上,栽着西紅柿、辣椒、茄子的綠苗。

    黃土用筢摟得茸茸的,仿佛一條地毯。

    兩隻灰蝴蝶在漫無目的地翩飛,靠牆還有一棵小杏樹。

     這就是正常人的生活!我有一種回到家來的感覺,盡管這一切對我來說都非常陌生。

    我躺在帆布椅上,昏昏欲睡了,但又醞釀着要講話的沖動。

     羅宗祺繼續說: “我是這裡的團場長,可是給我配的搭檔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我說一件事情你就知道,這個老太婆原先是秦渠農場的黨委書記,‘文化大革命’當然一筢子全摟了進去。

    她女兒往牛棚裡給她寫信:媽,他們不讓我加入紅衛兵,咱們斷絕關系吧,哪怕暫時假裝一下也行。

    可她是怎麼回信的呢?她承認自己是徹頭徹尾的‘三反分子’,要女兒真正地——注意,不是假裝的——跟她斷絕關系,在思想上徹底劃清界限,不要‘溫情主義’,要她堅決革命到底。

    結果,一個十七歲的丫頭成了一個兇得叫人害怕的打手,據說打斷了兩個老地主的骨頭。

    你想想,一個連媽都不認的人還認得誰?隻有這樣中了邪的媽才會教育出這樣中了邪的女兒! “好。

    就是這樣一個老太婆,現在當了我的黨委書記。

    我說,讓農工們自己種點菜吧,這兒荒地多得是,業餘開點荒,調劑調劑生活也好。

    菜剛長出苗,她就派拖拉機去全犁掉了。

    我說,在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裡土地上長的一個茄子、一根黃瓜、一個西紅柿都是社會主義的财富,為什麼不讓他們種?她說,社會主義财富隻能是在國營企業裡生産的,個人生産的一律是資本主義。

    她還背了一大套語錄,我當然說不過她。

    從此,我們兩個見了面都不說話,她走東,我走西。

    老章,你想想,一個團場長,一個黨委書記,是這樣的關系,工作能搞好麼,連在二者之間取個平均數都不行,雙方的力量都抵消掉了,最終等于零。

     “從這點,我就推想小平。

    那老太婆至少還不是過去整過我的人,而小平偏偏跟整他的人在中南海裡劃一條船。

    你想想,把一群驚魂未定的人跟一群餓狼放在一條船上,會有什麼結果?而且,周總理還病着。

    哼哼!……據我看,這隻能是悲劇的繼續!” 他停下手中的錘子,居高臨下地瞅着我。

    那眼睛使我想起悲觀主義的老乏羊。

    我也悲哀地微笑了。

     “唉!”我伸了個懶腰,“‘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喂,老羅,我總覺得這場悲劇太長了,演了十幾年。

    不知道觀衆是什麼感覺,我這個演員是演乏了。

    ” “在中國,沒有觀衆,都是演員!”他斷然地說。

    “一部分演整人的人,另一部分演挨整的人,到了一定時候,又互相對換一下。

    你不過是演挨整的人演乏了而已。

    怎麼樣?你也想演演整人的人麼?……” 羅宗祺高高的個子,瘦削的身材,瘦削的長臉,如果他那對炯炯的眼睛再深一點,挺直的鼻梁再高一點,活脫是一個英國的福爾摩斯。

    一九七○年,我們一起蹲過兩年監獄,共蓋我的一床棉被,共用我的一個飯盆,因為曹學義以前的那位連隊書記,連朱蜀君送來的一根筷子也要沒收。

    在一個被窩裡凍得索索發抖的時候,我曾向他說,林彪肯定不得好死!他問我有什麼根據。

    我說什麼根據也沒有,隻覺得他象我認識的一個被槍斃的勞改犯。

    這個勞改犯外号叫“四百瓦燈泡”,也是個秃頭,兩個人臉上的法令紋和下巴都很相似。

    開心地笑了一陣,便不感到那麼冷了。

    他每天請罪有一個特别的姿勢,不是低着頭,而是歪着腦袋,仿佛在沉思。

    從他那一長串請罪詞中聽出來,一九四二年在延安他就挨過整,一九五七年包庇過“右派”,一九五九年自己也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九六六年終于被劃拉到“劉鄧資産階級司令部”。

    但他卻不知道這個“司令部”設在哪裡,指揮過什麼戰役,于是惹惱了“好!好!好!”的“革命委員會”。

    監獄裡的人都知道,如果他沒有背這麼多曆史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