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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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宗祺把幾張白紙從抽屜裡拿出來，推到我面前。
“你真是異想天開！”他神情疲憊地往藤椅上一靠，看了我一眼。
“我是一個共産黨員，怎麼能給你提供空白介紹信？” 白紙上，印章已經按規格蓋好在紙的右下方了。
信箋上部的标志和下面的印章都是他所領導的農場的。
這幾張白紙因為有了這些鮮紅的戳子而異常貴重。
我從寫字桌上拿起它，仔細地疊好，揣進棉襖懷裡的口袋，會意地說： “你不給我也沒關系。
現在外調人員滿天飛，這種空白介紹信多得路上都能揀到。
” 他的家還跟一年前我來時一模一樣。
隻是他那時蓋的小廚房已經有些殘舊了，牆皮被那場大雨淋得露出了黃色的麥稭。
屋子裡，雖然并沒有減少什麼陳設，而在我看來，卻感到蕭條了許多。
北面牆上那幅由意大利記者照的周恩來總理的遺像，像框上挂了一條黑紗，兩端垂落下來，搭在一盆沒有生氣的文竹上。
他親手繃的沙發早已失去了彈性，我坐在上面。
象跌進了一個土坑。
他本人也比一年前削瘦了，兩鬓爬滿了白發，再加上他坐在吱嘎作響的藤椅裡，更給我一股涼飕飕的感覺。
雖然是春天了，但到處都給人以涼飕飕的感覺。
上面的那一幕戲演完，他說： “你給我的信，走了五天才到。
隻有四十裡路，怎麼會走這麼長時間？我拿起信封左看右看，深怕是讓人檢查過了。
”他苦着臉笑了笑。
“你别看我現在是場長，可是還跟在監獄裡一樣，成天擔驚受怕的……” “我們從來就沒有出過監獄。
”我說。
“是呀。
”他喟然長歎，“這些年，我的嘴也成了一張臭嘴了：往壞的方面預料的事，總是一料就準；往好的方面希望的，從來沒有實現過！你還記得去年這時候我跟你說的話麼？” “怎麼不記得？不過是來得太快了點。
” “你還覺得快？我倒以為慢了。
”他懶懶地說，“這些年，我們國家就象石頭往山坡下滾似的，越滾到後來越快。
我看現在也差不多滾到底了。
” 他擡起頭，眼睛朝上，鼻翼噏動着，好象在嗅哪兒飄來的一股什麼味道。
他的眼光裡有一種曆經痛苦，備受希望的折磨，而最終惘然若失的神色。
我理解這種心情。
“是快到底了。
”我說，“不過，我總覺得會有一次運動，一次真正屬于人民的運動……” “能有什麼屬于人民的運動？”他在藤椅裡煩躁地扭動。
“這麼多年來我們都是在運動群衆，但又都說成是群衆運動。
‘真正屬于人民的運動’？那就會給扣上個‘反革命事件’！你不信，我們就走着瞧。
” “不管會被扣上個什麼‘事件’，可是真正屬于人民的運動總會來的！”我說出這些日子一直在心裡醞釀的話，“周總理逝世了，鄧小平又下了台，随着‘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展開，一批一批象你這樣的‘民主派’都會倒下來。
人民前面的屏障坍塌了，這時中國人民假如自己再不站出來說話，不走到鬥争的第一線上去，那麼我們十億中國人就再沒有資格在這個地球上生存！我們就是世界上最窩囊、最軟弱、最劣等的民族了！”說到這裡，我眼睛裡不能克制地蒙上了淚水。
“我們被欺負了十幾年，被愚弄了十幾年，被當作試驗品試驗了十幾年，難道我們在試驗失敗而緻我們于死地的時候連一聲‘疼’都喊不出來嗎？麻木到連‘疼’都喊不出來的人，那就是真正是該死的人了！……” 我的喉頭被硬塞住了，呆呆地坐在自造沙發的坑裡。
他也在藤椅裡凝然不動。
屋子裡一時異常靜谧，但又洶湧着感情的波濤，隆隆作響。
半晌，他思忖着說：“那麼，你準備怎麼辦呢？走？走到哪裡去？” “我還沒有一定的計劃。
”我盡量使自己平靜下來，冷冷一笑，“這是個混亂的年代，連國家都沒有計劃，别說個人了！我隻知道，這裡是再也呆不下去了。
‘右’跟‘翻案’兩個概念都跟我有聯系，運動一深人，我就會象七○年那樣頭一個被擰進監獄。
與其讓生命的火花在監獄裡悄悄熄掉，還不如在一次風暴中讓暴風刮滅！另一方面，你知道，六八年我從勞改隊出來，曾經傻頭傻腦地找過什麼‘劉鄧司令部’，當然，那時候隻能以失敗告終。
可是現在，我想，如果你們這些‘民主派’再不把眼睛轉向人民群衆身上，發動群衆，組織群衆，至少是支持人民群衆，還是象過去一樣等着挨打，等着人家把你們擰進監獄，而你們還要撅着屁股低頭請罪，那麼你們這些‘民主派’也是活該倒黴了！……” “哦，哦。
”他擡起一隻手，苦笑着說，“你别這樣寫我們吧，我至少還給你提供了某種方便吧……” “是的，”我下意識地摸了摸胸口。
“正因為你給我提供了某種方便，我們就可以想象：就在我們兩個坐在這裡的同時，全國正在悄悄進行多少象我們兩個在這裡做的事，說的話！我們不會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
一個共産黨員，一個右派分子，在各自的道路上走了二十年，搞到
“你真是異想天開！”他神情疲憊地往藤椅上一靠，看了我一眼。
“我是一個共産黨員，怎麼能給你提供空白介紹信？” 白紙上，印章已經按規格蓋好在紙的右下方了。
信箋上部的标志和下面的印章都是他所領導的農場的。
這幾張白紙因為有了這些鮮紅的戳子而異常貴重。
我從寫字桌上拿起它，仔細地疊好，揣進棉襖懷裡的口袋，會意地說： “你不給我也沒關系。
現在外調人員滿天飛，這種空白介紹信多得路上都能揀到。
” 他的家還跟一年前我來時一模一樣。
隻是他那時蓋的小廚房已經有些殘舊了，牆皮被那場大雨淋得露出了黃色的麥稭。
屋子裡，雖然并沒有減少什麼陳設，而在我看來，卻感到蕭條了許多。
北面牆上那幅由意大利記者照的周恩來總理的遺像，像框上挂了一條黑紗，兩端垂落下來，搭在一盆沒有生氣的文竹上。
他親手繃的沙發早已失去了彈性，我坐在上面。
象跌進了一個土坑。
他本人也比一年前削瘦了，兩鬓爬滿了白發，再加上他坐在吱嘎作響的藤椅裡，更給我一股涼飕飕的感覺。
雖然是春天了，但到處都給人以涼飕飕的感覺。
上面的那一幕戲演完，他說： “你給我的信，走了五天才到。
隻有四十裡路，怎麼會走這麼長時間？我拿起信封左看右看，深怕是讓人檢查過了。
”他苦着臉笑了笑。
“你别看我現在是場長，可是還跟在監獄裡一樣，成天擔驚受怕的……” “我們從來就沒有出過監獄。
”我說。
“是呀。
”他喟然長歎，“這些年，我的嘴也成了一張臭嘴了：往壞的方面預料的事，總是一料就準；往好的方面希望的，從來沒有實現過！你還記得去年這時候我跟你說的話麼？” “怎麼不記得？不過是來得太快了點。
” “你還覺得快？我倒以為慢了。
”他懶懶地說，“這些年，我們國家就象石頭往山坡下滾似的，越滾到後來越快。
我看現在也差不多滾到底了。
” 他擡起頭，眼睛朝上，鼻翼噏動着，好象在嗅哪兒飄來的一股什麼味道。
他的眼光裡有一種曆經痛苦，備受希望的折磨，而最終惘然若失的神色。
我理解這種心情。
“是快到底了。
”我說，“不過，我總覺得會有一次運動，一次真正屬于人民的運動……” “能有什麼屬于人民的運動？”他在藤椅裡煩躁地扭動。
“這麼多年來我們都是在運動群衆，但又都說成是群衆運動。
‘真正屬于人民的運動’？那就會給扣上個‘反革命事件’！你不信，我們就走着瞧。
” “不管會被扣上個什麼‘事件’，可是真正屬于人民的運動總會來的！”我說出這些日子一直在心裡醞釀的話，“周總理逝世了，鄧小平又下了台，随着‘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展開，一批一批象你這樣的‘民主派’都會倒下來。
人民前面的屏障坍塌了，這時中國人民假如自己再不站出來說話，不走到鬥争的第一線上去，那麼我們十億中國人就再沒有資格在這個地球上生存！我們就是世界上最窩囊、最軟弱、最劣等的民族了！”說到這裡，我眼睛裡不能克制地蒙上了淚水。
“我們被欺負了十幾年，被愚弄了十幾年，被當作試驗品試驗了十幾年，難道我們在試驗失敗而緻我們于死地的時候連一聲‘疼’都喊不出來嗎？麻木到連‘疼’都喊不出來的人，那就是真正是該死的人了！……” 我的喉頭被硬塞住了，呆呆地坐在自造沙發的坑裡。
他也在藤椅裡凝然不動。
屋子裡一時異常靜谧，但又洶湧着感情的波濤，隆隆作響。
半晌，他思忖着說：“那麼，你準備怎麼辦呢？走？走到哪裡去？” “我還沒有一定的計劃。
”我盡量使自己平靜下來，冷冷一笑，“這是個混亂的年代，連國家都沒有計劃，别說個人了！我隻知道，這裡是再也呆不下去了。
‘右’跟‘翻案’兩個概念都跟我有聯系，運動一深人，我就會象七○年那樣頭一個被擰進監獄。
與其讓生命的火花在監獄裡悄悄熄掉，還不如在一次風暴中讓暴風刮滅！另一方面，你知道，六八年我從勞改隊出來，曾經傻頭傻腦地找過什麼‘劉鄧司令部’，當然，那時候隻能以失敗告終。
可是現在，我想，如果你們這些‘民主派’再不把眼睛轉向人民群衆身上，發動群衆，組織群衆，至少是支持人民群衆，還是象過去一樣等着挨打，等着人家把你們擰進監獄，而你們還要撅着屁股低頭請罪，那麼你們這些‘民主派’也是活該倒黴了！……” “哦，哦。
”他擡起一隻手，苦笑着說，“你别這樣寫我們吧，我至少還給你提供了某種方便吧……” “是的，”我下意識地摸了摸胸口。
“正因為你給我提供了某種方便，我們就可以想象：就在我們兩個坐在這裡的同時，全國正在悄悄進行多少象我們兩個在這裡做的事，說的話！我們不會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
一個共産黨員，一個右派分子，在各自的道路上走了二十年，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