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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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磨,我腦子裡的審訊卻永無休止。
在我的身邊總是隻有桌子、櫃子、床、糊牆紙、窗戶。
沒有任何使人分心的東西,沒有書,沒有報紙,沒有新來的人的臉,沒有可以寫點什麼的鉛筆,沒有一根可以拿來玩的火柴棒,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一無所有。
現在我才發現,把人單獨囚禁在大旅館的房間裡,這種辦法是多麼惡毒,對人的心理打擊是多麼緻命。
在集中營裡,你大概得用手推車去推石頭,直到雙手鮮血淋漓,鞋裡的雙腳凍壞為止。
你大概得跟二十多個人擠在一起,住在又臭又冷的鬥室裡。
然而在那兒看得見好多人的臉,那兒有田野,有手推車,有樹木,有星星,那兒總有點什麼可以瞧瞧。
而這兒呢,你身邊的東西從來也不改變,絕對不變,那可怕的一成不變。
這兒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使我擺脫我的思想、我的瘋狂的想像和我的病态的重複。
而這個恰好就是他們想要達到的目的:他們企圖用我自己的思想來窒息我,直到我喘不過氣來,那時我隻好把我的思想傾吐出來,招出口供,招出他們想要知道的一切,供出别人和材料,此外别無出路。
“我漸漸感到,在這一片虛無的可怕壓力下,我的神經開始松弛。
意識到這個危險,我就竭盡全力繃緊我的神經,緊到快要繃斷的地步,我拼命去找些事情,或者去想些事情來散散心。
為了使自己有事可做,我就試着在腦子裡重現過去背熟的東西,把它們朗誦出來,民歌啊,兒歌啊,中學裡學的荷馬史詩啊,以及民法法典的條文啊。
後來我就試着演算算術題,我在腦子裡任意加着和除着數字,但是我的記憶力在一片空虛之中什麼也抓不住。
我沒法把思想集中在什麼事情上。
想着想着就會冒出同一個思想,而且老是出現:他們知道什麼?昨天我說了什麼?下一次我該說些什麼? “這種實在難以描繪的狀況持續了四個月之久。
四個月——寫起來容易,不過才三個字!說起來也容易:四個月,一共才幾個音節。
用四分之一秒的時間,嘴唇就迅速地發出這些音:四個月!但是誰也沒法描繪、衡量,并且說清楚,在沒有空間、沒有時間的情況下,一段時間究竟拉得有多麼長,這事你向任何人也講不清楚,就是向你自己也講不清楚。
你周圍空虛一片,一片空虛,成天看見的老是桌子、床、臉盆、糊牆紙,身邊老是一片沉默,看見的老是那個看守,他把飯塞進來,連看也不看你一眼,同樣的一些思想在虛無之中老是在你腦海裡盤旋,直到你發瘋為止。
你向誰也沒法解釋,這一切是如何使我崩潰和毀滅的。
我從某些細微的征兆中極為不安地意識到,我的頭腦已經陷人混亂狀态。
起初,我被提審時,頭腦還是很清楚的,我回答問題泰然自若,深思熟慮,那種雙重的思路還在起着作用,想到哪些話該說,哪些話不該說。
而現在,就是最簡單的句子,我也隻能結結巴巴地說出來,因為我在招口供的時候,我像着了魔似的,眼睛死盯着在紙上滑來滑去記錄口供的那支筆,仿佛我想緊緊跟上我自己說的話似的。
我感覺到,我的力量漸漸支持不住,我感到這一時刻漸漸逼近:我為了救我自己,我将把我所知道的一切,說不定還有更多的東西都說出來,為了逃脫這使人窒息的虛無,我将出賣十二個人,供出他們的秘密,而我自己除了得到片刻的休息,别無所獲。
一天晚上,的确已經到了這個地步:看守恰好在我快要憋死的時候給我送飯來了,于是我忽然沖着他的背影大叫起來:‘帶我去受審!我什麼都說!我什麼都交代!我要告訴他們文件和錢在哪兒!我都說,我什麼都說!’幸虧他沒有再聽我說下去。
說不定他也不想聽我說——
在我的身邊總是隻有桌子、櫃子、床、糊牆紙、窗戶。
沒有任何使人分心的東西,沒有書,沒有報紙,沒有新來的人的臉,沒有可以寫點什麼的鉛筆,沒有一根可以拿來玩的火柴棒,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一無所有。
現在我才發現,把人單獨囚禁在大旅館的房間裡,這種辦法是多麼惡毒,對人的心理打擊是多麼緻命。
在集中營裡,你大概得用手推車去推石頭,直到雙手鮮血淋漓,鞋裡的雙腳凍壞為止。
你大概得跟二十多個人擠在一起,住在又臭又冷的鬥室裡。
然而在那兒看得見好多人的臉,那兒有田野,有手推車,有樹木,有星星,那兒總有點什麼可以瞧瞧。
而這兒呢,你身邊的東西從來也不改變,絕對不變,那可怕的一成不變。
這兒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使我擺脫我的思想、我的瘋狂的想像和我的病态的重複。
而這個恰好就是他們想要達到的目的:他們企圖用我自己的思想來窒息我,直到我喘不過氣來,那時我隻好把我的思想傾吐出來,招出口供,招出他們想要知道的一切,供出别人和材料,此外别無出路。
“我漸漸感到,在這一片虛無的可怕壓力下,我的神經開始松弛。
意識到這個危險,我就竭盡全力繃緊我的神經,緊到快要繃斷的地步,我拼命去找些事情,或者去想些事情來散散心。
為了使自己有事可做,我就試着在腦子裡重現過去背熟的東西,把它們朗誦出來,民歌啊,兒歌啊,中學裡學的荷馬史詩啊,以及民法法典的條文啊。
後來我就試着演算算術題,我在腦子裡任意加着和除着數字,但是我的記憶力在一片空虛之中什麼也抓不住。
我沒法把思想集中在什麼事情上。
想着想着就會冒出同一個思想,而且老是出現:他們知道什麼?昨天我說了什麼?下一次我該說些什麼? “這種實在難以描繪的狀況持續了四個月之久。
四個月——寫起來容易,不過才三個字!說起來也容易:四個月,一共才幾個音節。
用四分之一秒的時間,嘴唇就迅速地發出這些音:四個月!但是誰也沒法描繪、衡量,并且說清楚,在沒有空間、沒有時間的情況下,一段時間究竟拉得有多麼長,這事你向任何人也講不清楚,就是向你自己也講不清楚。
你周圍空虛一片,一片空虛,成天看見的老是桌子、床、臉盆、糊牆紙,身邊老是一片沉默,看見的老是那個看守,他把飯塞進來,連看也不看你一眼,同樣的一些思想在虛無之中老是在你腦海裡盤旋,直到你發瘋為止。
你向誰也沒法解釋,這一切是如何使我崩潰和毀滅的。
我從某些細微的征兆中極為不安地意識到,我的頭腦已經陷人混亂狀态。
起初,我被提審時,頭腦還是很清楚的,我回答問題泰然自若,深思熟慮,那種雙重的思路還在起着作用,想到哪些話該說,哪些話不該說。
而現在,就是最簡單的句子,我也隻能結結巴巴地說出來,因為我在招口供的時候,我像着了魔似的,眼睛死盯着在紙上滑來滑去記錄口供的那支筆,仿佛我想緊緊跟上我自己說的話似的。
我感覺到,我的力量漸漸支持不住,我感到這一時刻漸漸逼近:我為了救我自己,我将把我所知道的一切,說不定還有更多的東西都說出來,為了逃脫這使人窒息的虛無,我将出賣十二個人,供出他們的秘密,而我自己除了得到片刻的休息,别無所獲。
一天晚上,的确已經到了這個地步:看守恰好在我快要憋死的時候給我送飯來了,于是我忽然沖着他的背影大叫起來:‘帶我去受審!我什麼都說!我什麼都交代!我要告訴他們文件和錢在哪兒!我都說,我什麼都說!’幸虧他沒有再聽我說下去。
說不定他也不想聽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