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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踱去，你的思想也跟着你走過來走過去，走過來走過去，一直不停。
然而，即使看上去無實無形的思想，也需要一個支撐點，不然它們就開始毫無意義地圍着自己轉圈子，便是思想也忍受不了這空無一物的虛無之境。
從早到晚你老是在期待着什麼，可是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
就這樣等着等着，什麼也沒有發生。
等啊等啊，想啊想啊，一直想到腦袋發痛。
什麼也沒有發生，你仍然是獨自一人，獨自一人，獨自一人。
“這樣繼續了兩個星期，這兩個星期我是置身于時間之外，置身于世界之外活過來的。
要是當時爆發了一場戰争，我也不會知道；我的世界僅限于桌子、門、床、洗臉盆、小沙發、窗戶和牆壁之間。
我老是一個勁地望着同一面牆上的同一張糊牆紙，我盯着它看的時間如此之長，以緻糊牆紙上那種鋸齒形圖案的每一根線條都像用雕刻刀深深地刻在我大腦最深的褶紋裡。
最後審訊終于開始了。
我被突如其來地叫了出去，都搞不清楚那是白天還是黑夜。
被叫之後，就給帶着穿過幾條走廊，也不知道要到哪兒去；然後，在一個什麼地方等着，也不知道是個什麼地方；突然，又站到了一張桌子前面，桌旁坐着幾個穿軍裝的人。
桌上放着一疊紙——那是檔案，不知道裡面是些什麼；接着開始提問：問題真真假假，有的明确，有的刁鑽，有的打掩護，有的設圈套；你回答問題時，别人惡毒的手指在翻動着文件，而你不知道那裡面寫的是什麼，别人惡毒的手在做着記錄，而你不知道它在寫些什麼。
不過，對我來說，在這些審訊中，最可怕的是，我永遠也猜不出，而且也無法料到，關于我的事務所辦理的業務，蓋世太保究竟已經知道了什麼，他們到底還想從我口裡掏些什麼出來？我已經給您說過，我在最後時刻，已經把一些可以構成罪證的文件通過我的女管家帶去交給了我的叔父。
可是他收到了這些文件呢，還是沒有收到？我們的那個雇員究竟洩露了多少秘密？他們到底截住了我們多少信件？這期間他們從我們代理事務的那些德國修道院裡，說不定已經從哪一個笨拙的神父那裡詐出了多少線索？他們盤問再三。
我為某某修道院買過哪些有價證券？我同哪些銀行有業務往來？我認識不認識一個名叫某某的先生？我從瑞士以及天曉得還從什麼地方收到過信沒有？因為我無法揣測他們究竟已經查明了多少情況，我的每一個回答便承擔了極其嚴重的責任。
如果我承認了他們還不知道的某件事，我就可能毫無必要地使别人遭殃；而如果我否認的事情過多，結果我就害了自己。
“然而審訊還不是最糟的。
最糟的是審訊之後回到我的虛無中去——回到那同一個房間去。
那裡還是同一張桌子，同一張床，同一個洗臉盆，同樣的糊牆紙。
因為我一旦隻身獨處，我就設法逐一回想審訊時的情景，思考着我該怎麼回答才最聰明，盤算着下一次我得說些什麼，才能打消我說不定一言不慎而引起的懷疑。
我來回考慮、反複思考、仔細檢查我向審判官說的口供中的每一句話，我重新想起他們提出的每一個問題，我作出的每一個回答。
我試圖掂量一下，我說的哪些話可能被他們記錄了下來，可我心裡明白，這種事情我是永遠也不可能猜出來，永遠也不可能知道的。
但是，這種思想，一旦在空房間裡開始運轉，就不停地在我腦子裡盤旋，一再周而複始，引起各式各樣别的聯想，連睡夢中也不得安甯。
每次蓋世太保審訊之後，我自己的思想就同樣無情地折磨我，腦子裡一再重複盤問、追究、虐待的苦刑。
這說不定比審訊之苦還更加殘忍，因為在審判官那兒的審訊經過一個小時總是要結束的，但是由于這種孤獨的陰險
然而，即使看上去無實無形的思想，也需要一個支撐點，不然它們就開始毫無意義地圍着自己轉圈子，便是思想也忍受不了這空無一物的虛無之境。
從早到晚你老是在期待着什麼，可是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
就這樣等着等着，什麼也沒有發生。
等啊等啊，想啊想啊，一直想到腦袋發痛。
什麼也沒有發生，你仍然是獨自一人，獨自一人，獨自一人。
“這樣繼續了兩個星期，這兩個星期我是置身于時間之外，置身于世界之外活過來的。
要是當時爆發了一場戰争，我也不會知道；我的世界僅限于桌子、門、床、洗臉盆、小沙發、窗戶和牆壁之間。
我老是一個勁地望着同一面牆上的同一張糊牆紙，我盯着它看的時間如此之長，以緻糊牆紙上那種鋸齒形圖案的每一根線條都像用雕刻刀深深地刻在我大腦最深的褶紋裡。
最後審訊終于開始了。
我被突如其來地叫了出去，都搞不清楚那是白天還是黑夜。
被叫之後，就給帶着穿過幾條走廊，也不知道要到哪兒去；然後，在一個什麼地方等着，也不知道是個什麼地方；突然，又站到了一張桌子前面，桌旁坐着幾個穿軍裝的人。
桌上放着一疊紙——那是檔案，不知道裡面是些什麼；接着開始提問：問題真真假假，有的明确，有的刁鑽，有的打掩護，有的設圈套；你回答問題時，别人惡毒的手指在翻動着文件，而你不知道那裡面寫的是什麼，别人惡毒的手在做着記錄，而你不知道它在寫些什麼。
不過，對我來說，在這些審訊中，最可怕的是，我永遠也猜不出，而且也無法料到，關于我的事務所辦理的業務，蓋世太保究竟已經知道了什麼，他們到底還想從我口裡掏些什麼出來？我已經給您說過，我在最後時刻，已經把一些可以構成罪證的文件通過我的女管家帶去交給了我的叔父。
可是他收到了這些文件呢，還是沒有收到？我們的那個雇員究竟洩露了多少秘密？他們到底截住了我們多少信件？這期間他們從我們代理事務的那些德國修道院裡，說不定已經從哪一個笨拙的神父那裡詐出了多少線索？他們盤問再三。
我為某某修道院買過哪些有價證券？我同哪些銀行有業務往來？我認識不認識一個名叫某某的先生？我從瑞士以及天曉得還從什麼地方收到過信沒有？因為我無法揣測他們究竟已經查明了多少情況，我的每一個回答便承擔了極其嚴重的責任。
如果我承認了他們還不知道的某件事，我就可能毫無必要地使别人遭殃；而如果我否認的事情過多，結果我就害了自己。
“然而審訊還不是最糟的。
最糟的是審訊之後回到我的虛無中去——回到那同一個房間去。
那裡還是同一張桌子，同一張床，同一個洗臉盆，同樣的糊牆紙。
因為我一旦隻身獨處，我就設法逐一回想審訊時的情景，思考着我該怎麼回答才最聰明，盤算着下一次我得說些什麼，才能打消我說不定一言不慎而引起的懷疑。
我來回考慮、反複思考、仔細檢查我向審判官說的口供中的每一句話，我重新想起他們提出的每一個問題，我作出的每一個回答。
我試圖掂量一下，我說的哪些話可能被他們記錄了下來，可我心裡明白，這種事情我是永遠也不可能猜出來，永遠也不可能知道的。
但是，這種思想，一旦在空房間裡開始運轉，就不停地在我腦子裡盤旋，一再周而複始，引起各式各樣别的聯想，連睡夢中也不得安甯。
每次蓋世太保審訊之後，我自己的思想就同樣無情地折磨我，腦子裡一再重複盤問、追究、虐待的苦刑。
這說不定比審訊之苦還更加殘忍，因為在審判官那兒的審訊經過一個小時總是要結束的，但是由于這種孤獨的陰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