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成為政治革命的先導，其結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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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階下囚。
人們用這方法把這些人召集在一起，目的似乎不是要使他們彼此接近，而是使他們更清楚地看到他們彼此有何差别，他們的利益何等對立。
行會理事是否仍是毫無威信、非靠強迫不能履行其職能的政府官員，抑或他的地位和他任主要代理人的社區已經一起提高了呢？對此無人确知。
我找到一封1788年某個村莊執達員的信，他對人們選他履行行會理事的職責感到氣憤。
他說道：“這是違反行會理事職務享有的所有特權的。
”總監答複必須糾正此人的思想，“叫他明白他應把同胞們選舉他視為光榮，此外還要叫他明白，新的行會理事絲毫不同于此前冠以同一名稱的政府官員，他們應當從政府方面得到更多的尊重”。
另一方面，人們看到，當農民成為一種勢力時，教區裡重要的居民，甚至貴族，突然間與農民接近起來。
巴黎附近一個村莊的有高級裁判權的領主抱怨說，國王敕令阻止他哪怕作為普通居民參加教區議會的工作。
另一些人則同意讓他“出于對公共利益的忠誠，履行行會理事職責”。
這已為時太晚了。
随着有錢階級的人們向着農村人民靠近，試圖和他們打成一起，農村人民卻退回到他們一向的孤立狀态，據守不出。
有些教區的市議會拒絕接納領主參加；另一些市議會則十分挑剔，不願接受已緻富的平民。
下諾曼底省議會說道：“我們獲悉，許多市議會拒絕接納未在本地居住的教區的平民地産主，盡管這些人毫無疑問有參加議會的權利。
另一些議會甚至拒絕接納那些在當地沒有财産的佃農。
” 因此，甚至還在人們改動那些規定國家政府的主要法律之前，次要法律中已經充滿新奇、模糊和沖突。
原來存在的東西動搖了，可以說，再沒有一項規章制度不被中央政府宣布廢除或即将修改。
這場在法國先于政治革命而進行的對一切行政規則和一切行政習慣的突然的大規模革新，人們今天已不大提及，然而在當時，它已經是一個偉大民族的曆史上亘古未有的最大的動蕩之一。
這第一次革命對第二次革命起着異常巨大的影響，使得第二次革命不同于到那時為止世界上發生的所有同類事件，或從那時以來發生的同類事件。
英國爆發的第一次革命震撼了這個國家的整個政治結構，直至廢除了君主制，但它隻是非常表面地觸動次要法律，幾乎絲毫未改變習俗和慣例。
司法和行政保留原來的形式，照舊沿襲着昔日的習慣做法。
據說在内戰最激烈的時候，英國的12位法官仍在繼續進行一年兩次的巡回刑事法庭。
因此，一切并未同時激蕩。
革命的效果受到局限，英國社會盡管在頂層動搖，基礎卻巋然不動。
自1789年以來，我們在法國親眼看到了許多徹底改革整個政府結構的革命。
大部分是依靠暴力完成的非常突然的革命，它公開破壞現存法律。
然而，革命所産生的混亂從來既不長久也不普遍；民族的絕大部分幾乎感覺不到，有時幾乎沒有察覺。
自1789年以來，行政結構在政治結構的廢墟中始終存在。
人們改變了君主的人身或中央政權的形式；但是事務的日常進程既未中斷也未被打亂；每個人繼續在與個人相關的細小事務中，遵循他熟悉的準則和慣例；他依賴他一直習慣與之交往的次級政府，而且往往與同一些官員打交道；因為，如果說在每次革命中，政府被砍掉了腦袋，它的軀體依舊完好無損地活着；同樣的職能由同樣的行政官員執行；他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政治法規轉達他們的精神和他們的經驗。
他們以國王的名義，随後以共和國的名義，最後以皇帝的名義審判和執政。
然後，命運推動同一輪回，他們重又開始為國王、為共和國以及為皇帝審判和執政，永遠是同一些人，永遠用同一方式；因為，主子叫什麼名字與他們何幹？他們的工作不在于做公民，而在于做優秀行政官和優秀法官。
一旦初次震動平息，國内似乎也就再無什麼變動。
大革命爆發之際，政府的這個盡管是從屬的、但每日每時為每個公民所感到并以最持久最有效的方式影響着他們的福利的部分剛剛被徹底推翻：國家政府突然間更換了所有官員，更新了所有準則。
國家起初好像并未從這場大規模改革中受到大震動，但是所有法國人感受到了一種微小的特殊波動。
每個人的地位都動搖了，每個人的習慣都被打亂，每個人的職業都受到妨害。
某種正規秩序繼續支配着那些最重要最普遍的事務，但已經無人知道該聽命于誰，辦事該找誰，無人知道在那些構成每日社會生活的更細小的私人事務中該如何行動。
既然國家的各個部分沒有一處保持平衡，最後一擊便使它整個動搖起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動蕩和最可怕的混亂。
人們用這方法把這些人召集在一起，目的似乎不是要使他們彼此接近，而是使他們更清楚地看到他們彼此有何差别，他們的利益何等對立。
行會理事是否仍是毫無威信、非靠強迫不能履行其職能的政府官員，抑或他的地位和他任主要代理人的社區已經一起提高了呢？對此無人确知。
我找到一封1788年某個村莊執達員的信，他對人們選他履行行會理事的職責感到氣憤。
他說道：“這是違反行會理事職務享有的所有特權的。
”總監答複必須糾正此人的思想，“叫他明白他應把同胞們選舉他視為光榮，此外還要叫他明白，新的行會理事絲毫不同于此前冠以同一名稱的政府官員，他們應當從政府方面得到更多的尊重”。
另一方面，人們看到，當農民成為一種勢力時，教區裡重要的居民，甚至貴族，突然間與農民接近起來。
巴黎附近一個村莊的有高級裁判權的領主抱怨說，國王敕令阻止他哪怕作為普通居民參加教區議會的工作。
另一些人則同意讓他“出于對公共利益的忠誠，履行行會理事職責”。
這已為時太晚了。
随着有錢階級的人們向着農村人民靠近，試圖和他們打成一起，農村人民卻退回到他們一向的孤立狀态，據守不出。
有些教區的市議會拒絕接納領主參加；另一些市議會則十分挑剔，不願接受已緻富的平民。
下諾曼底省議會說道：“我們獲悉，許多市議會拒絕接納未在本地居住的教區的平民地産主，盡管這些人毫無疑問有參加議會的權利。
另一些議會甚至拒絕接納那些在當地沒有财産的佃農。
” 因此，甚至還在人們改動那些規定國家政府的主要法律之前，次要法律中已經充滿新奇、模糊和沖突。
原來存在的東西動搖了，可以說，再沒有一項規章制度不被中央政府宣布廢除或即将修改。
這場在法國先于政治革命而進行的對一切行政規則和一切行政習慣的突然的大規模革新，人們今天已不大提及，然而在當時，它已經是一個偉大民族的曆史上亘古未有的最大的動蕩之一。
這第一次革命對第二次革命起着異常巨大的影響，使得第二次革命不同于到那時為止世界上發生的所有同類事件，或從那時以來發生的同類事件。
英國爆發的第一次革命震撼了這個國家的整個政治結構，直至廢除了君主制，但它隻是非常表面地觸動次要法律，幾乎絲毫未改變習俗和慣例。
司法和行政保留原來的形式，照舊沿襲着昔日的習慣做法。
據說在内戰最激烈的時候，英國的12位法官仍在繼續進行一年兩次的巡回刑事法庭。
因此，一切并未同時激蕩。
革命的效果受到局限，英國社會盡管在頂層動搖，基礎卻巋然不動。
自1789年以來，我們在法國親眼看到了許多徹底改革整個政府結構的革命。
大部分是依靠暴力完成的非常突然的革命，它公開破壞現存法律。
然而，革命所産生的混亂從來既不長久也不普遍；民族的絕大部分幾乎感覺不到，有時幾乎沒有察覺。
自1789年以來，行政結構在政治結構的廢墟中始終存在。
人們改變了君主的人身或中央政權的形式；但是事務的日常進程既未中斷也未被打亂；每個人繼續在與個人相關的細小事務中，遵循他熟悉的準則和慣例；他依賴他一直習慣與之交往的次級政府，而且往往與同一些官員打交道；因為，如果說在每次革命中，政府被砍掉了腦袋，它的軀體依舊完好無損地活着；同樣的職能由同樣的行政官員執行；他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政治法規轉達他們的精神和他們的經驗。
他們以國王的名義，随後以共和國的名義，最後以皇帝的名義審判和執政。
然後，命運推動同一輪回，他們重又開始為國王、為共和國以及為皇帝審判和執政，永遠是同一些人，永遠用同一方式；因為，主子叫什麼名字與他們何幹？他們的工作不在于做公民，而在于做優秀行政官和優秀法官。
一旦初次震動平息，國内似乎也就再無什麼變動。
大革命爆發之際，政府的這個盡管是從屬的、但每日每時為每個公民所感到并以最持久最有效的方式影響着他們的福利的部分剛剛被徹底推翻：國家政府突然間更換了所有官員，更新了所有準則。
國家起初好像并未從這場大規模改革中受到大震動，但是所有法國人感受到了一種微小的特殊波動。
每個人的地位都動搖了，每個人的習慣都被打亂，每個人的職業都受到妨害。
某種正規秩序繼續支配着那些最重要最普遍的事務，但已經無人知道該聽命于誰，辦事該找誰，無人知道在那些構成每日社會生活的更細小的私人事務中該如何行動。
既然國家的各個部分沒有一處保持平衡，最後一擊便使它整個動搖起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動蕩和最可怕的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