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何以減輕人民負擔反而激怒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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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年來，在公共事務的舞台上，人民連片刻也未曾出現，因而人們根本不再相信人民還會走上舞台；看到人民麻木不仁，人們便認為他們是聾子；以至當人們開始關心人民的命運時，就當着他們的面大談特談，仿佛他們不在場。
人們似乎是專講給高踞人民頭上的那些人聽的，他們擔心的唯一危險是怕那些人不能完全聽懂。
那些最應害怕人民發怒的人當着人民的面高聲議論那些經常折磨人民的殘酷的、不公正行為；他們相互揭發政府機構駭人聽聞的種種罪惡，而政府機構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負擔；他們用動聽的辭令描繪人民的苦難和報酬低劣的勞動：他們試圖這樣來解救人民，結果使他們怒氣沖天。
我說的不是作家，而是政府，是政府的主要官員，是特權者本身。
大革命前13年，國王試圖廢除勞役制，他在敕令的序言中說道：“除少數幾個省（三級會議省）外，幾乎所有王國的道路都是由我們臣民中最貧窮的那一部分無償修建的。
一切負擔便全都落在那些除了雙手一無所有并且與道路隻有極其次要利害關系的人們頭上；真正有切身利益的是所有者，差不多全部是特權者，他們的财富由于修路而增長。
人們強迫窮人單獨維修道路，迫使他們無償提供時間和勞動，這樣一來便剝奪了他們抵禦貧苦饑餓的唯一手段，讓他們為有錢人的利益勞動。
” 與此同時，人們着手消除工業行會制度加給工人的種種痛苦，以國王名義宣布：“勞動權是一切财産中最神聖的财産；一切有損勞動權的法律均違背自然權利，均當被視為無效的法律；現存社會是古怪暴虐的制度，是利己、貪婪、強暴的産物。
”類似的言論很危險。
更危險的是這些話等于白說。
幾個月以後，行會和勞役制重新恢複。
據說使國王說出這種話的是蒂爾戈。
蒂爾戈的繼任者也大都照此辦理。
1780年，國王向臣民宣布今後增派軍役稅必須公開登記，他在旁注中還特地說道：“納軍役稅者已為征收軍役稅的煩惱所折磨，他們至今仍承受那些意外的增派，以至我們臣民中最窮苦的這部分人的稅額增長比例遠遠高于所有其他臣民。
”國王還不敢使捐稅負擔一律平等，不過他至少着手确立征稅平等，在已确定共同負擔的捐稅中推行。
他說道：“朕希望有錢人不會覺得受損害，他們如今被納入共同水準，他們要完納的捐稅隻不過是長期以來他們本當更加平等地承擔的那份。
” 尤其在饑荒年月，人們似乎是有意刺激群情，而不是滿足他們的需求。
一位總督為激發有錢人發善心，談到“這些所有者極不公正、為富不仁，他們所占有的一切應歸功于窮人的勞動，但是他們卻在窮人為開發他們的财産而筋疲力竭之際，任其餓死。
”國王在類似情況下也說過：“朕欲保衛人民免遭無衣無食之苦，有錢人強迫他們勞動，高興給多少報酬就給多少。
朕不能容忍一部分人聽任另一部分貪婪的人擺布。
” 直至君主制末期，不同行政權力之間存在的鬥争引起形形色色的類似現象：争論雙方一心把人民的苦難推诿給對方。
1772年在糧食流通問題上，圖盧茲高等法院與國王之間引起的那場争論尤其清楚地表明了這點。
“由于其錯誤措施，政府可能使窮人餓死，”圖盧茲高等法院說。
——“高等法院的野心和有錢人的貪婪造成了公衆的窮困，”國王反駁道。
雙方就這樣向人民頭腦中灌輸這樣的思想：他們的痛苦永遠隻應責怪上面。
這些事情在秘密函件中找不到，在公開文件中卻提到，政府和高等法院特意将這些文件大量
人們似乎是專講給高踞人民頭上的那些人聽的，他們擔心的唯一危險是怕那些人不能完全聽懂。
那些最應害怕人民發怒的人當着人民的面高聲議論那些經常折磨人民的殘酷的、不公正行為；他們相互揭發政府機構駭人聽聞的種種罪惡，而政府機構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負擔；他們用動聽的辭令描繪人民的苦難和報酬低劣的勞動：他們試圖這樣來解救人民，結果使他們怒氣沖天。
我說的不是作家，而是政府，是政府的主要官員，是特權者本身。
大革命前13年，國王試圖廢除勞役制，他在敕令的序言中說道：“除少數幾個省（三級會議省）外，幾乎所有王國的道路都是由我們臣民中最貧窮的那一部分無償修建的。
一切負擔便全都落在那些除了雙手一無所有并且與道路隻有極其次要利害關系的人們頭上；真正有切身利益的是所有者，差不多全部是特權者，他們的财富由于修路而增長。
人們強迫窮人單獨維修道路，迫使他們無償提供時間和勞動，這樣一來便剝奪了他們抵禦貧苦饑餓的唯一手段，讓他們為有錢人的利益勞動。
” 與此同時，人們着手消除工業行會制度加給工人的種種痛苦，以國王名義宣布：“勞動權是一切财産中最神聖的财産；一切有損勞動權的法律均違背自然權利，均當被視為無效的法律；現存社會是古怪暴虐的制度，是利己、貪婪、強暴的産物。
”類似的言論很危險。
更危險的是這些話等于白說。
幾個月以後，行會和勞役制重新恢複。
據說使國王說出這種話的是蒂爾戈。
蒂爾戈的繼任者也大都照此辦理。
1780年，國王向臣民宣布今後增派軍役稅必須公開登記，他在旁注中還特地說道：“納軍役稅者已為征收軍役稅的煩惱所折磨，他們至今仍承受那些意外的增派，以至我們臣民中最窮苦的這部分人的稅額增長比例遠遠高于所有其他臣民。
”國王還不敢使捐稅負擔一律平等，不過他至少着手确立征稅平等，在已确定共同負擔的捐稅中推行。
他說道：“朕希望有錢人不會覺得受損害，他們如今被納入共同水準，他們要完納的捐稅隻不過是長期以來他們本當更加平等地承擔的那份。
” 尤其在饑荒年月，人們似乎是有意刺激群情，而不是滿足他們的需求。
一位總督為激發有錢人發善心，談到“這些所有者極不公正、為富不仁，他們所占有的一切應歸功于窮人的勞動，但是他們卻在窮人為開發他們的财産而筋疲力竭之際，任其餓死。
”國王在類似情況下也說過：“朕欲保衛人民免遭無衣無食之苦，有錢人強迫他們勞動，高興給多少報酬就給多少。
朕不能容忍一部分人聽任另一部分貪婪的人擺布。
” 直至君主制末期，不同行政權力之間存在的鬥争引起形形色色的類似現象：争論雙方一心把人民的苦難推诿給對方。
1772年在糧食流通問題上，圖盧茲高等法院與國王之間引起的那場争論尤其清楚地表明了這點。
“由于其錯誤措施，政府可能使窮人餓死，”圖盧茲高等法院說。
——“高等法院的野心和有錢人的貪婪造成了公衆的窮困，”國王反駁道。
雙方就這樣向人民頭腦中灌輸這樣的思想：他們的痛苦永遠隻應責怪上面。
這些事情在秘密函件中找不到，在公開文件中卻提到，政府和高等法院特意将這些文件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