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蓋烏斯 克勞狄烏斯 尼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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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盔甲。
有關此種甲胄，見伯特霍爾德·勞費爾：《中國陶俑》第一卷（芝加哥，1914年，費爾德自然曆史博物館，人類學叢刊，第十三卷），220～222頁。
(59)狄奧前揭書，第六十二章，第22節之1a。
(60)B．W．亨德森：《羅馬帝國的内戰與反叛》（倫敦，1908年）。
E．G．哈迪：《普魯塔克、塔西圖和蘇埃托尼亞斯論伽爾巴與奧紮》，載于其《羅馬史研究》，第一卷（倫敦，1910年，第二版），294～333頁；同上書第二卷載文：《四帝之年》（倫敦，1909年，第一版），130～268頁。
E．A．弗裡曼：《幾位弗雷維安·恺撒》，載于其《曆史文集》第二集（倫敦，1873年），307～339頁。
H．C．牛頓：《韋斯巴芗與提圖斯政權時期的銘文史料》（伊薩卡，紐約州，1901年）。
維南德文：《弗雷維亞斯》（206），（207），載于RECA，第六卷（1909年），2623～2695頁，2695～2729頁。
亨德森：《五位羅馬帝王：韋斯巴芗、提圖斯、多密喜安、涅爾瓦、圖拉真》（劍橋，1927年）。
(61)塔西圖在《曆史》第二章第82節中說，作為一種預防措施，韋斯巴芗向帕西亞和亞美尼亞派出使節，&ldquo以避免在軍團參與内戰之時後方空虛而遭到攻擊&rdquo。
沃羅吉斯應承韋斯巴芗派出四萬騎兵支援羅馬，見于塔西圖《曆史》第四章第51節，及蘇埃托尼亞斯：《韋斯巴西亞努斯》，第6節之4。
(62)塔西圖：《曆史》，第三章，第47～48節。
(63)塔西圖：《曆史》，第三章，第46節。
(64)塔西圖：《曆史》，第三章，第46節。
(65)塔西圖：《曆史》，第三章，第5節，第21節。
(66)塔西圖：《曆史》，第三章，第46節；第四章，第12～37節，54～79節，85～86節；第五章，第14～26節。
狄奧前揭書，第六十六章，第3節之3。
更為詳細之文獻，可見卡米爾·朱利安：《高盧史》第四卷（巴黎，1913年），199～222頁。
(67)塔西圖：《曆史》，第三章，第44～45節。
(68)J．A．M．德·莫瓦裡亞·德·梅拉：《中國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140～141頁。
亞曆山大·威利：《西域史注疏》，載于JAI，第10期（1881年），22～23頁。
E．H．帕克文：《土爾庫&mdash西徐亞部落》，載于《中國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4～125頁。
有關&ldquo都護&rdquo之職，見愛德華·沙畹：《〈後漢書〉所記西域諸國》，載于《通報》，第2卷，第8期（1907年）。
另見斯坦因文：《都護治所》，載于《亞洲腹地》（牛津，1928年），790～797頁。
(69)據《後漢書》載：&ldquo自車師前王庭随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
北道西逾蔥嶺，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rdquo見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70頁。
又見威利文，載于JAI，第10期（1881年），第21頁。
另見沙畹：《〈魏略〉所記西域諸國》，載于《通報》第6期（1905年）531頁注釋1。
格魯特：《西域》，47～48頁。
關于塔裡木地區的交通，見M．S．貝爾文：《由北京至噶什的中亞大商道》，載于PRGS，第12期（1890年），57～93頁。
費爾南德·格裡納爾德文：《土耳其斯坦之交通》，載于J．L．D．德林斯：《中亞腹地之商隊研究》，第三卷（巴黎，1898年），212～223頁。
沙畹文，載于《通報》第6期（1905年），529～535頁。
斯坦因：《中亞腹地之地理狀況及其曆史作用》，載于《地理研究》，第65期（1925年），377～403頁，473～501頁，及《古代中亞道路》（倫敦，1933年）。
歐文·拉梯摩爾：《亞洲腹地之商路》，載于《地理研究》，第72期（1928年），497～531頁。
(70)見斯文·海定：《蔥嶺》，載于《南吐蕃研究》，第八卷（斯德哥爾摩，1922年），3～88頁。
蔥嶺乃公元前1世紀中國人對塔裡木盆地以西通往西方諸國的山道之稱呼。
有關喀什噶爾以西之道路，參見海定：《穿越亞洲》第一卷（紐約，1899年），126～142頁，及其《中亞與吐蕃》，第一卷（倫敦，1903年），14～39頁，《南吐蕃研究》，第九卷（斯德哥爾摩，1922年），1～85頁。
斯坦因：《亞洲腹地》，847～851頁。
另見赫爾曼：《中國曆史及商業地圖冊》（劍橋，麻省，哈佛－燕京研究院，1935年），17、27頁。
(71)關于這兩條大商道，見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69～170頁。
亦見威利文，載于JAI，第10期（1881年），21、39頁；格魯特：《西域》，47～48頁，92頁。
(72)E．J．拉普森文，載于CHI，第一卷（1922年），571頁，167～168頁。
在W．W．塔恩：《巴克特裡亞與印度的希臘人》（劍橋，1938年）的329～330頁及334～335頁中，作者認為，公元58年塞王莫依斯在耶魯姆河（即阿姆河）被擊敗，同年塞族的罽賓地區總督被驅逐，以上事件均發生在阿敏塔斯領導的一次希臘人起義之後。
(73)羌人于公元前62～前60年間爆發過騷亂，有關這兩次事件，參見梅拉：《中國通史》第三卷，135～140頁，167～168頁。
威利：《西羌曆史》，載于REO，第1期（1882年），436～437頁。
格魯特：《西域》，197～199頁，201～220頁。
又見沙畹文，載于《通報》，第6期（1905年），526頁之注8。
斯坦因：《中印史論》（牛津，1921年），1130～1131頁。
(74)賀拉斯：《歌集》，第三卷，第29節之26～28。
此處&ldquo塔納斯河&rdquo系錫爾河，見赫曼·舒茨所編之版本（柏林，1889年），252頁。
(75)E．J．拉普森文，載于CHI，第一卷（1922年），560～561頁，701頁，但發生的年代卻有不同說法。
有關赫馬尤斯的生平，見塔恩：《巴克特裡亞與印度的希臘人》，339～343頁，349～350頁，473頁。
在論及赫馬尤斯事迹時，令人感興趣的是，在公元前25年即赫氏消失之後，中國政府恢複了與罽賓的關系。
(76)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55頁。
(77)關于王莽在南部地區的活動，參見伯希和文，載于《通報》，第13期（1912年），459～461頁。
(78)見威利文，載于JAI，第11期（1882年），109～110頁。
沙畹文，載于《通報》，第6期（1905年），533頁注釋1；另見528、556頁。
格魯特：《西域》，177～178頁。
亦見斯坦因：《亞洲腹地》，571～572頁。
(79)威利文，載于JAI，第11期（1882年），110～111頁。
帕克文，載于《中國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30～131頁。
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55頁。
格魯特：《西域》，179～180頁。
(80)威利文，載于JAI，第11期（1882年），112頁。
另見梅拉：《中國通史》，第三卷，242頁；格魯特：《西域》，181～182頁。
(81)拉普森文，載于CHI，第一卷（1922年），576～580頁。
恩斯特·赫茲費爾德：《伊朗古代史》（倫敦，不列颠科學院，1935年），61～66頁。
(82)對于王莽業績之評價，參見胡适文：《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社會主義皇帝》，載于JNCB，第59期（1928年），218～230頁。
(83)威利文：《西羌史》，載于REO，第1期（1882年），437～438頁。
(84)卡爾·阿倫特文：《中國古代王朝編年史》，載于MSOS，第3期（1900年），71～72頁。
(85)威利文，載于REO，第1期（1882年），439頁。
雷昂·威格：《曆史論稿：自遠古至1912年間的中國政治史》（1922年），659～660頁。
(86)沙畹：《東漢西域諸國》，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55、157、196～197頁。
威格：《曆史論稿》，第一卷，659～660頁。
關于莎車的曆史，見E．H．帕克：《莎車》，載于AQR，第3卷，第21期（1906年），22～35頁。
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96～204頁。
奧瑞爾·斯坦因：《古代于阗》（牛津，1907年），86～88頁。
(87)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
威格：《曆史論稿》，第一卷，660頁。
關于鄯善的曆史，見喬治·馬卡特尼：《中國古籍中有關樓蘭（鄯善）古國之史料》，載于《地理雜志》，第21期（1903年），260～265頁。
沙畹：《〈魏略〉所記西域諸國》，載于《通報》第6期（1905年），531～533頁注。
斯坦因：《羅布、鄯善及樓蘭史料》，載于《北印度》，318～345頁。
阿爾伯特·赫爾曼：《樓蘭》（萊比錫，1931年）。
(88)以上情況，見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97～198頁。
威格：《曆史論稿》，第一卷，661～663頁。
(89)關于庫車的曆史，見帕克：《古代城國庫車》，載于AQR，第3卷，第32期（1911年），141～166頁。
斯坦因：《亞洲腹地》（牛津，1928年），803～807頁。
(90)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98～200頁。
威格：《曆史論稿》，第一卷，663～664頁。
（譯者注：《後漢書·西域傳》載：&ldquo鄯善王上書，願複遣子入侍，更請都護。
都護不出，誠迫于匈奴。
天子報曰：&lsquo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南西北自在也。
&rsquo&rdquo） (91)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200頁及該頁注1。
此王國情況未明，其地理位置也不詳，沙畹僅粗略地作過一些分析。
另見約瑟夫·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第2章，113頁。
(92)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89～192頁。
亦見W．W．塔恩：《塞琉古&mdash帕西亞研究》，載于PBA，1930年，108頁。
另見伯特霍德·勞費爾：《月氏或印度&mdash西徐亞之語言》（芝加哥，1917年），6～7頁。
(93)在大量關于貴霜王國的史料中，占主要部分的是有關文學、錢币學和銘文的研究，它們記錄了丘就卻和伽膩色伽年代的資料。
盡管在具體年代上學者們尚有分歧，但比較一緻的觀點是，丘就卻一世于公元50年前就占領了喀布爾地區，威瑪·卡德菲西斯（即閻膏珍）于公元64年前征服了印度西北部，而伽膩色伽則在公元78年開始了他的統治。
(94)見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200頁。
公元46～55年間一系列事件的具體年代，資料中未詳細記錄，但較明确的是，賢于公元46年攻克庫車，他占領于阗的時間約在公元22年至公元55年的後期。
在上述期間，他還出征阿姆河，&ldquo若幹年後&rdquo丢失庫車，接着又進占了大宛。
(95)斯坦因：《亞洲腹地》，805～806頁。
(96)亦即公元25～55年這一期間之末。
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71頁。
關于公元60～61年間之事件，見171～172頁，201～204頁。
有關于阗的曆史，見阿貝爾·雷姆薩：《于阗城市史》（巴黎，1820年）。
A．F．R．霍爾勒文：《不列颠中亞文物館藏（于阗）之印中鑄币》，載于《印度文物》，第28期（1899年），46～56頁。
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71～174頁。
斯坦因：《于阗史論》，載于其《古代于阗》，151～184頁。
F．W．湯瑪斯：《古代于阗之語言》，載于《小亞細亞》第2期（1925年），251～271頁。
(97)威利文，載于REO，第1期（1882年），441～442頁。
(98)V．A．史密斯：《印度上古史》（第3版，牛津，1914年），230～235頁。
E．J．拉普森文，載于CHI，第一卷（劍橋，1922年），562、576～581頁，583頁。
(99)拉普森文，載于CHI，第一卷，583～585頁，703頁。
但這一說法所遇到的困難是，《後漢書》中記載的是威瑪·卡德菲西斯（閻膏珍）&ldquo再一次&rdquo征服了印度（《後漢書·西域傳》：閻膏珍&ldquo複滅天竺&rdquo&mdash&mdash譯者注），見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92頁。
(100)卡德菲西斯一世、二世均建都于巴爾赫，二世（閻膏珍）委派一名将領為他統治印度。
見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88頁注，192、193頁。
(101)月氏部落征服中亞開辟了羅馬帝國與印度之間的陸路商道。
丘就卻在征服喀布爾之後，即仿效晚年奧古斯都發行自己的鑄币，亦曾推出與提比略時期（公元14～38年）相似的鑄币。
見文森特·史密斯：《印度上古史》，254頁。
E．H．沃明頓：《羅馬帝國與印度之間的商業》（劍橋，1928年），296～302頁。
(102)這個代理人可能便是瓦當斯。
(103)這條路線已被學術界廣泛描述過，這一事實使得對此路線的存在與使用進行讨論變得沒有必要。
有關文獻參見本書末所附參考文獻總目。
有關此種甲胄，見伯特霍爾德·勞費爾：《中國陶俑》第一卷（芝加哥，1914年，費爾德自然曆史博物館，人類學叢刊，第十三卷），220～222頁。
(59)狄奧前揭書，第六十二章，第22節之1a。
(60)B．W．亨德森：《羅馬帝國的内戰與反叛》（倫敦，1908年）。
E．G．哈迪：《普魯塔克、塔西圖和蘇埃托尼亞斯論伽爾巴與奧紮》，載于其《羅馬史研究》，第一卷（倫敦，1910年，第二版），294～333頁；同上書第二卷載文：《四帝之年》（倫敦，1909年，第一版），130～268頁。
E．A．弗裡曼：《幾位弗雷維安·恺撒》，載于其《曆史文集》第二集（倫敦，1873年），307～339頁。
H．C．牛頓：《韋斯巴芗與提圖斯政權時期的銘文史料》（伊薩卡，紐約州，1901年）。
維南德文：《弗雷維亞斯》（206），（207），載于RECA，第六卷（1909年），2623～2695頁，2695～2729頁。
亨德森：《五位羅馬帝王：韋斯巴芗、提圖斯、多密喜安、涅爾瓦、圖拉真》（劍橋，1927年）。
(61)塔西圖在《曆史》第二章第82節中說，作為一種預防措施，韋斯巴芗向帕西亞和亞美尼亞派出使節，&ldquo以避免在軍團參與内戰之時後方空虛而遭到攻擊&rdquo。
沃羅吉斯應承韋斯巴芗派出四萬騎兵支援羅馬，見于塔西圖《曆史》第四章第51節，及蘇埃托尼亞斯：《韋斯巴西亞努斯》，第6節之4。
(62)塔西圖：《曆史》，第三章，第47～48節。
(63)塔西圖：《曆史》，第三章，第46節。
(64)塔西圖：《曆史》，第三章，第46節。
(65)塔西圖：《曆史》，第三章，第5節，第21節。
(66)塔西圖：《曆史》，第三章，第46節；第四章，第12～37節，54～79節，85～86節；第五章，第14～26節。
狄奧前揭書，第六十六章，第3節之3。
更為詳細之文獻，可見卡米爾·朱利安：《高盧史》第四卷（巴黎，1913年），199～222頁。
(67)塔西圖：《曆史》，第三章，第44～45節。
(68)J．A．M．德·莫瓦裡亞·德·梅拉：《中國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140～141頁。
亞曆山大·威利：《西域史注疏》，載于JAI，第10期（1881年），22～23頁。
E．H．帕克文：《土爾庫&mdash西徐亞部落》，載于《中國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4～125頁。
有關&ldquo都護&rdquo之職，見愛德華·沙畹：《〈後漢書〉所記西域諸國》，載于《通報》，第2卷，第8期（1907年）。
另見斯坦因文：《都護治所》，載于《亞洲腹地》（牛津，1928年），790～797頁。
(69)據《後漢書》載：&ldquo自車師前王庭随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
北道西逾蔥嶺，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rdquo見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70頁。
又見威利文，載于JAI，第10期（1881年），第21頁。
另見沙畹：《〈魏略〉所記西域諸國》，載于《通報》第6期（1905年）531頁注釋1。
格魯特：《西域》，47～48頁。
關于塔裡木地區的交通，見M．S．貝爾文：《由北京至噶什的中亞大商道》，載于PRGS，第12期（1890年），57～93頁。
費爾南德·格裡納爾德文：《土耳其斯坦之交通》，載于J．L．D．德林斯：《中亞腹地之商隊研究》，第三卷（巴黎，1898年），212～223頁。
沙畹文，載于《通報》第6期（1905年），529～535頁。
斯坦因：《中亞腹地之地理狀況及其曆史作用》，載于《地理研究》，第65期（1925年），377～403頁，473～501頁，及《古代中亞道路》（倫敦，1933年）。
歐文·拉梯摩爾：《亞洲腹地之商路》，載于《地理研究》，第72期（1928年），497～531頁。
(70)見斯文·海定：《蔥嶺》，載于《南吐蕃研究》，第八卷（斯德哥爾摩，1922年），3～88頁。
蔥嶺乃公元前1世紀中國人對塔裡木盆地以西通往西方諸國的山道之稱呼。
有關喀什噶爾以西之道路，參見海定：《穿越亞洲》第一卷（紐約，1899年），126～142頁，及其《中亞與吐蕃》，第一卷（倫敦，1903年），14～39頁，《南吐蕃研究》，第九卷（斯德哥爾摩，1922年），1～85頁。
斯坦因：《亞洲腹地》，847～851頁。
另見赫爾曼：《中國曆史及商業地圖冊》（劍橋，麻省，哈佛－燕京研究院，1935年），17、27頁。
(71)關于這兩條大商道，見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69～170頁。
亦見威利文，載于JAI，第10期（1881年），21、39頁；格魯特：《西域》，47～48頁，92頁。
(72)E．J．拉普森文，載于CHI，第一卷（1922年），571頁，167～168頁。
在W．W．塔恩：《巴克特裡亞與印度的希臘人》（劍橋，1938年）的329～330頁及334～335頁中，作者認為，公元58年塞王莫依斯在耶魯姆河（即阿姆河）被擊敗，同年塞族的罽賓地區總督被驅逐，以上事件均發生在阿敏塔斯領導的一次希臘人起義之後。
(73)羌人于公元前62～前60年間爆發過騷亂，有關這兩次事件，參見梅拉：《中國通史》第三卷，135～140頁，167～168頁。
威利：《西羌曆史》，載于REO，第1期（1882年），436～437頁。
格魯特：《西域》，197～199頁，201～220頁。
又見沙畹文，載于《通報》，第6期（1905年），526頁之注8。
斯坦因：《中印史論》（牛津，1921年），1130～1131頁。
(74)賀拉斯：《歌集》，第三卷，第29節之26～28。
此處&ldquo塔納斯河&rdquo系錫爾河，見赫曼·舒茨所編之版本（柏林，1889年），252頁。
(75)E．J．拉普森文，載于CHI，第一卷（1922年），560～561頁，701頁，但發生的年代卻有不同說法。
有關赫馬尤斯的生平，見塔恩：《巴克特裡亞與印度的希臘人》，339～343頁，349～350頁，473頁。
在論及赫馬尤斯事迹時，令人感興趣的是，在公元前25年即赫氏消失之後，中國政府恢複了與罽賓的關系。
(76)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55頁。
(77)關于王莽在南部地區的活動，參見伯希和文，載于《通報》，第13期（1912年），459～461頁。
(78)見威利文，載于JAI，第11期（1882年），109～110頁。
沙畹文，載于《通報》，第6期（1905年），533頁注釋1；另見528、556頁。
格魯特：《西域》，177～178頁。
亦見斯坦因：《亞洲腹地》，571～572頁。
(79)威利文，載于JAI，第11期（1882年），110～111頁。
帕克文，載于《中國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30～131頁。
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55頁。
格魯特：《西域》，179～180頁。
(80)威利文，載于JAI，第11期（1882年），112頁。
另見梅拉：《中國通史》，第三卷，242頁；格魯特：《西域》，181～182頁。
(81)拉普森文，載于CHI，第一卷（1922年），576～580頁。
恩斯特·赫茲費爾德：《伊朗古代史》（倫敦，不列颠科學院，1935年），61～66頁。
(82)對于王莽業績之評價，參見胡适文：《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社會主義皇帝》，載于JNCB，第59期（1928年），218～230頁。
(83)威利文：《西羌史》，載于REO，第1期（1882年），437～438頁。
(84)卡爾·阿倫特文：《中國古代王朝編年史》，載于MSOS，第3期（1900年），71～72頁。
(85)威利文，載于REO，第1期（1882年），439頁。
雷昂·威格：《曆史論稿：自遠古至1912年間的中國政治史》（1922年），659～660頁。
(86)沙畹：《東漢西域諸國》，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55、157、196～197頁。
威格：《曆史論稿》，第一卷，659～660頁。
關于莎車的曆史，見E．H．帕克：《莎車》，載于AQR，第3卷，第21期（1906年），22～35頁。
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96～204頁。
奧瑞爾·斯坦因：《古代于阗》（牛津，1907年），86～88頁。
(87)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
威格：《曆史論稿》，第一卷，660頁。
關于鄯善的曆史，見喬治·馬卡特尼：《中國古籍中有關樓蘭（鄯善）古國之史料》，載于《地理雜志》，第21期（1903年），260～265頁。
沙畹：《〈魏略〉所記西域諸國》，載于《通報》第6期（1905年），531～533頁注。
斯坦因：《羅布、鄯善及樓蘭史料》，載于《北印度》，318～345頁。
阿爾伯特·赫爾曼：《樓蘭》（萊比錫，1931年）。
(88)以上情況，見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97～198頁。
威格：《曆史論稿》，第一卷，661～663頁。
(89)關于庫車的曆史，見帕克：《古代城國庫車》，載于AQR，第3卷，第32期（1911年），141～166頁。
斯坦因：《亞洲腹地》（牛津，1928年），803～807頁。
(90)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98～200頁。
威格：《曆史論稿》，第一卷，663～664頁。
（譯者注：《後漢書·西域傳》載：&ldquo鄯善王上書，願複遣子入侍，更請都護。
都護不出，誠迫于匈奴。
天子報曰：&lsquo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南西北自在也。
&rsquo&rdquo） (91)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200頁及該頁注1。
此王國情況未明，其地理位置也不詳，沙畹僅粗略地作過一些分析。
另見約瑟夫·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第2章，113頁。
(92)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89～192頁。
亦見W．W．塔恩：《塞琉古&mdash帕西亞研究》，載于PBA，1930年，108頁。
另見伯特霍德·勞費爾：《月氏或印度&mdash西徐亞之語言》（芝加哥，1917年），6～7頁。
(93)在大量關于貴霜王國的史料中，占主要部分的是有關文學、錢币學和銘文的研究，它們記錄了丘就卻和伽膩色伽年代的資料。
盡管在具體年代上學者們尚有分歧，但比較一緻的觀點是，丘就卻一世于公元50年前就占領了喀布爾地區，威瑪·卡德菲西斯（即閻膏珍）于公元64年前征服了印度西北部，而伽膩色伽則在公元78年開始了他的統治。
(94)見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200頁。
公元46～55年間一系列事件的具體年代，資料中未詳細記錄，但較明确的是，賢于公元46年攻克庫車，他占領于阗的時間約在公元22年至公元55年的後期。
在上述期間，他還出征阿姆河，&ldquo若幹年後&rdquo丢失庫車，接着又進占了大宛。
(95)斯坦因：《亞洲腹地》，805～806頁。
(96)亦即公元25～55年這一期間之末。
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71頁。
關于公元60～61年間之事件，見171～172頁，201～204頁。
有關于阗的曆史，見阿貝爾·雷姆薩：《于阗城市史》（巴黎，1820年）。
A．F．R．霍爾勒文：《不列颠中亞文物館藏（于阗）之印中鑄币》，載于《印度文物》，第28期（1899年），46～56頁。
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71～174頁。
斯坦因：《于阗史論》，載于其《古代于阗》，151～184頁。
F．W．湯瑪斯：《古代于阗之語言》，載于《小亞細亞》第2期（1925年），251～271頁。
(97)威利文，載于REO，第1期（1882年），441～442頁。
(98)V．A．史密斯：《印度上古史》（第3版，牛津，1914年），230～235頁。
E．J．拉普森文，載于CHI，第一卷（劍橋，1922年），562、576～581頁，583頁。
(99)拉普森文，載于CHI，第一卷，583～585頁，703頁。
但這一說法所遇到的困難是，《後漢書》中記載的是威瑪·卡德菲西斯（閻膏珍）&ldquo再一次&rdquo征服了印度（《後漢書·西域傳》：閻膏珍&ldquo複滅天竺&rdquo&mdash&mdash譯者注），見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92頁。
(100)卡德菲西斯一世、二世均建都于巴爾赫，二世（閻膏珍）委派一名将領為他統治印度。
見沙畹文，載于《通報》，第8期（1907年），188頁注，192、193頁。
(101)月氏部落征服中亞開辟了羅馬帝國與印度之間的陸路商道。
丘就卻在征服喀布爾之後，即仿效晚年奧古斯都發行自己的鑄币，亦曾推出與提比略時期（公元14～38年）相似的鑄币。
見文森特·史密斯：《印度上古史》，254頁。
E．H．沃明頓：《羅馬帝國與印度之間的商業》（劍橋，1928年），296～302頁。
(102)這個代理人可能便是瓦當斯。
(103)這條路線已被學術界廣泛描述過，這一事實使得對此路線的存在與使用進行讨論變得沒有必要。
有關文獻參見本書末所附參考文獻總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