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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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域引起暴亂，卻并非僅僅限于某一個特别地區。
&ldquo羅馬東部&rdquo這一被廣泛使用的名稱，不僅可以指叙利亞省，而且也可以指博斯普魯斯王國和亞美尼亞。
上述地區發生的戰争中，有3次爆發在博斯普魯斯，3次在蓬塔斯或伊伯利亞，13次在亞美尼亞，12次在叙利亞。
究其原由，則博斯普魯斯的戰争起于奧古斯都和克勞狄烏斯企圖迫使其王國統治者馴服并納貢。
此外，在亞美尼亞，除兩三次外，其餘所有的戰争（雖然起初似乎是為了争奪王位的繼承權）均繼塔裡木地區的騷亂而發生。
先是發生于王莽時期，而後在莎車王賢時期。
當公元63年柯布羅平定戰亂之後，亞美尼亞為帕西亞王子所統，喀什地區的戰争便在叙利亞邊境一帶引起戰亂，當時正是班超在西域活動的時期。
塔裡木地區的戰事引起亞美尼亞和叙利亞的動亂情況更加頻繁（28次中有17次），其餘的（11次）除兩次外，皆發生于公元前1世紀後半期，因為當時龐培的榜樣似乎激勵了伽賓尼阿斯、克拉蘇、安東尼和奧古斯都去實現恢複羅馬在東方的權力的誓言。
前面所闡述的種種情況，其意義在于這項研究探明了某些事件之間的聯系。
如：在前一個地區（天山或羅馬東部）發生戰争，後一個地區（潘諾尼亞境内的多瑙河或多瑙河下遊及萊茵河）也發生戰争；前一個地區沒有戰事，後一個地區也平靜安甯。
這足以說明亞洲的戰争與歐洲的局勢是密切相關的。
亞洲的戰争和歐洲的蠻族入侵是一系列互相關聯的事件，這一發現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因為它說明了曆史事件之間有着一種規律，而這一規律迄今未引起重視。
更重要的是，它擴展了曆史研究工作的視界。
結果證明，本書的研究方法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即便得出蠻族入侵是由中國西域和羅馬東境的戰争誘發而起這一肯定的結論，也并不意味着研究工作可以就此結束。
相反，這恰恰提出了一個新的研究課題，即如何去解釋這些事件之間的聯系。
但是，正如以前所提出的，這個問題的論述缺乏精确性，也沒有明确的中心。
此外，既然原始記載中的事件是戰争，那麼也就必須從這些戰争所造成的影響的某些特征之中去尋找對當時環境條件的解釋。
在早先發生在亞洲的有确切記載的事件中，曾有40次引起了歐洲的重大反響，此前沒有一次引起如此的結果。
可見蠻夷的入侵無疑是天山或羅馬東方戰争的結果。
這一時期的所有戰争，都是在各對抗民族之間經常發生的生存和沖突之中，特别是當這些民族的沖突導緻交戰國雙方人民之間的正常交往中斷的情況下爆發的。
當中國發動對蒙古的戰争或與西域諸國的戰争時，當羅馬入侵帕西亞和亞美尼亞時，敵對情緒遂代替了民族的交往。
無論這種越過國境的往來建立得多麼成功，要弄清遠東或近東的戰争與歐洲蠻夷起義之間的關系，就必須透徹了解人們的某些正常活動。
這種活動十分敏感地受到戰争的影響&mdash&mdash戰争一爆發，交往關系立即中斷；一旦和平得以恢複，關系也随之重新建立。
而應和這種環境和條件的人類活動和交往關系正是通商貿易。
中國人與塔裡木地區諸國、并通過他們及其他中介國家與叙利亞形成的貿易關系是舉世矚目的。
同樣，正如本書所讨論的那樣，當塔裡木的商路上發生戰争時，在帕西亞，在亞美尼亞或叙利亞邊境地區也發生了動亂。
顯然，塔裡木地區的戰争阻斷了絲路的交通，進而引起絲路沿線直至幼發拉底河流域各地的敵對行動。
例如，當亞美尼亞受制于羅馬時，帕西亞入侵亞美尼亞顯然是因為帕西亞人懷疑羅馬人企圖使與中亞的通商路線不經過帕西亞的國土而另辟新途。
可是，因此而引起的戰争，即羅馬與帕西亞為争奪對亞美尼亞的控制權而發生的沖突，卻導緻了商路的新的中斷，繼而由此引起更多的新的戰争并向遠處波及。
故黑海交通之中斷使多瑙河（下遊）北岸的民族發生騷亂。
這一系列的騷亂最終變成蠻族與羅馬軍團在萊茵河上的沖突。
所以那些本來與絲綢之路無關的民族，仍然可能受到因戰争而貿易中斷的影響。
而這種貿易的中止正是由于帕西亞和羅馬之間的商業聯系遭到切斷而引起的。
在黑海之北，雖然那裡的皮毛交換與絲綢貿易情況大不相同，然而，當中國向匈奴發動進攻及戰火在中歐、米底亞和亞美尼亞蔓延時，也産生了同樣的後果。
觀察與評論 以上論述說明，中國和羅馬政府為了各自民族利益而推行的戰争政策，必然會導緻北歐各族的内部沖突及其對羅馬帝國的入侵。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上述40例戰争中，那些挑起戰争、乞求于戰争的政治家們，對其政策所産生的後果全然不知。
中國的戰争雖然是朝廷大臣們經過再三研讨之後方才發動的，這些大臣谙熟中國曆史，而且他們從曆史的經驗教訓上所作的考慮絕不比從道德原則上和當時的利益上考慮得少，但是中國曆代皇帝和他們的謀士們卻并不知道，正是由于他們的決策，使得那些聞所未聞的異國疆土戰火紛飛。
同樣，羅馬人對其在博斯普魯斯、亞美尼亞和叙利亞戰争的後果亦毫無了解。
出乎意料的是，他們在東方的戰争總在歐洲引起暴亂。
盡管東方的戰争和北歐蠻夷的進攻一再地被詩人（包括維吉爾Virgil）和史學家們在他們的著作中加以描述，然而，對于事件的關聯性所引起的評論或是反響，在這些文獻資料中卻未作任何揭示。
所以奧古斯都才會堅持要去占領亞美尼亞，盡管當時完全可以料到這樣做會在多瑙河和萊茵河産生什麼樣的實際後果。
奧古斯都的言行曆來被尊為典型的治國之道。
公正地說，統治者們一向是拘泥于自己那一代人的認識水平。
他們關注的隻是眼前的事情，并不經任何長期細緻的調查研究，就對某一危機的局勢做出決策。
因而未來的希望隻能依賴于生活中的個人努力。
而如果這些處于決定性地位上的人物不願使自己的行動成為使世界走向不幸的主要原因的話，那他就必須從人類曆史的經驗中發現出一些新的道理。
這個目标似乎是無法達到的。
&ldquo曆史&rdquo是人類經驗的記錄，而一個世紀來對曆史學的勤懇修習研究，隻是加劇了人類各民族的緊張關系。
可是，由于曆史學家們慣于循規蹈矩，固守史書的結論，所以切不可輕下斷言，認為研究曆史的可能性已經枯竭了，或者認為要搞清&ldquo曆史上實際發生了什麼事情&rdquo這個問題，隻能依賴那些迄今未曾問世的史料發現。
如前所述，雖然曆史學家們一頭紮入檔案記載之中，開始了詳細的搜尋，并以此作為自己著述的依據。
殊不知他們完全偏離了一種公元初年以來就一直是切實有效的但從未得到采納的研究方法。
研究羅馬帝國的曆史學家們都對歐洲前線戰争的史料進行了研究，用不同的形式将這些戰争按年代順序加以羅列、闡述。
實際上，萊茵河的戰争、多瑙河的戰争及近東地區的戰争是分别列在不同的欄目之中的。
這些記載僅僅被那些對某一地區感興趣的專家所使用（如有關萊茵河的記載），卻沒有看到不同地區發生的戰事的共同性和一緻性。
既然現在可以明确地看出，在許多一系列連續發生的事件中，羅馬帝國在近東、在多瑙河下遊和萊茵河地區的戰争遵循着一種完全固定的形态，那麼對萊茵河或多瑙河戰況進行研究的便捷方法，就應由孤立的觀察讓位于展示出幾個不同地區同時爆發的動亂之間的聯系。
這種揭示事件關系的方法，對于開展帝國曆史的研究來說，是十分基本的。
而且這個方法僅僅從帝國東部和北部戰事的比較之中便可得到體現。
不過，單是這二者的比較還不能使人們識别多瑙河下遊和多瑙河上遊發生的入侵的先導因素。
由此可見，對于研究羅馬帝國的曆史材料、進而了解北部邊疆的局勢、甚至對于正确評價皇帝的功過等問題，有一種十分重要的方法，這就是對整個歐亞大陸上發生的事件加以比較。
因此，若不從任何更廣的意義上去考慮，那麼可以說，曆史比較的方法對于了解任何國家裡發生的事态都是必要的。
這種曆史比較的方法比起
&ldquo羅馬東部&rdquo這一被廣泛使用的名稱，不僅可以指叙利亞省，而且也可以指博斯普魯斯王國和亞美尼亞。
上述地區發生的戰争中，有3次爆發在博斯普魯斯，3次在蓬塔斯或伊伯利亞，13次在亞美尼亞，12次在叙利亞。
究其原由，則博斯普魯斯的戰争起于奧古斯都和克勞狄烏斯企圖迫使其王國統治者馴服并納貢。
此外，在亞美尼亞，除兩三次外，其餘所有的戰争（雖然起初似乎是為了争奪王位的繼承權）均繼塔裡木地區的騷亂而發生。
先是發生于王莽時期，而後在莎車王賢時期。
當公元63年柯布羅平定戰亂之後，亞美尼亞為帕西亞王子所統，喀什地區的戰争便在叙利亞邊境一帶引起戰亂，當時正是班超在西域活動的時期。
塔裡木地區的戰事引起亞美尼亞和叙利亞的動亂情況更加頻繁（28次中有17次），其餘的（11次）除兩次外，皆發生于公元前1世紀後半期，因為當時龐培的榜樣似乎激勵了伽賓尼阿斯、克拉蘇、安東尼和奧古斯都去實現恢複羅馬在東方的權力的誓言。
前面所闡述的種種情況，其意義在于這項研究探明了某些事件之間的聯系。
如：在前一個地區（天山或羅馬東部）發生戰争，後一個地區（潘諾尼亞境内的多瑙河或多瑙河下遊及萊茵河）也發生戰争；前一個地區沒有戰事，後一個地區也平靜安甯。
這足以說明亞洲的戰争與歐洲的局勢是密切相關的。
亞洲的戰争和歐洲的蠻族入侵是一系列互相關聯的事件，這一發現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因為它說明了曆史事件之間有着一種規律，而這一規律迄今未引起重視。
更重要的是，它擴展了曆史研究工作的視界。
結果證明，本書的研究方法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即便得出蠻族入侵是由中國西域和羅馬東境的戰争誘發而起這一肯定的結論，也并不意味着研究工作可以就此結束。
相反，這恰恰提出了一個新的研究課題，即如何去解釋這些事件之間的聯系。
但是，正如以前所提出的，這個問題的論述缺乏精确性，也沒有明确的中心。
此外，既然原始記載中的事件是戰争，那麼也就必須從這些戰争所造成的影響的某些特征之中去尋找對當時環境條件的解釋。
在早先發生在亞洲的有确切記載的事件中，曾有40次引起了歐洲的重大反響，此前沒有一次引起如此的結果。
可見蠻夷的入侵無疑是天山或羅馬東方戰争的結果。
這一時期的所有戰争，都是在各對抗民族之間經常發生的生存和沖突之中，特别是當這些民族的沖突導緻交戰國雙方人民之間的正常交往中斷的情況下爆發的。
當中國發動對蒙古的戰争或與西域諸國的戰争時，當羅馬入侵帕西亞和亞美尼亞時，敵對情緒遂代替了民族的交往。
無論這種越過國境的往來建立得多麼成功，要弄清遠東或近東的戰争與歐洲蠻夷起義之間的關系，就必須透徹了解人們的某些正常活動。
這種活動十分敏感地受到戰争的影響&mdash&mdash戰争一爆發，交往關系立即中斷；一旦和平得以恢複，關系也随之重新建立。
而應和這種環境和條件的人類活動和交往關系正是通商貿易。
中國人與塔裡木地區諸國、并通過他們及其他中介國家與叙利亞形成的貿易關系是舉世矚目的。
同樣，正如本書所讨論的那樣，當塔裡木的商路上發生戰争時，在帕西亞，在亞美尼亞或叙利亞邊境地區也發生了動亂。
顯然，塔裡木地區的戰争阻斷了絲路的交通，進而引起絲路沿線直至幼發拉底河流域各地的敵對行動。
例如，當亞美尼亞受制于羅馬時，帕西亞入侵亞美尼亞顯然是因為帕西亞人懷疑羅馬人企圖使與中亞的通商路線不經過帕西亞的國土而另辟新途。
可是，因此而引起的戰争，即羅馬與帕西亞為争奪對亞美尼亞的控制權而發生的沖突，卻導緻了商路的新的中斷，繼而由此引起更多的新的戰争并向遠處波及。
故黑海交通之中斷使多瑙河（下遊）北岸的民族發生騷亂。
這一系列的騷亂最終變成蠻族與羅馬軍團在萊茵河上的沖突。
所以那些本來與絲綢之路無關的民族，仍然可能受到因戰争而貿易中斷的影響。
而這種貿易的中止正是由于帕西亞和羅馬之間的商業聯系遭到切斷而引起的。
在黑海之北，雖然那裡的皮毛交換與絲綢貿易情況大不相同，然而，當中國向匈奴發動進攻及戰火在中歐、米底亞和亞美尼亞蔓延時，也産生了同樣的後果。
觀察與評論 以上論述說明，中國和羅馬政府為了各自民族利益而推行的戰争政策，必然會導緻北歐各族的内部沖突及其對羅馬帝國的入侵。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上述40例戰争中，那些挑起戰争、乞求于戰争的政治家們，對其政策所産生的後果全然不知。
中國的戰争雖然是朝廷大臣們經過再三研讨之後方才發動的，這些大臣谙熟中國曆史，而且他們從曆史的經驗教訓上所作的考慮絕不比從道德原則上和當時的利益上考慮得少，但是中國曆代皇帝和他們的謀士們卻并不知道，正是由于他們的決策，使得那些聞所未聞的異國疆土戰火紛飛。
同樣，羅馬人對其在博斯普魯斯、亞美尼亞和叙利亞戰争的後果亦毫無了解。
出乎意料的是，他們在東方的戰争總在歐洲引起暴亂。
盡管東方的戰争和北歐蠻夷的進攻一再地被詩人（包括維吉爾Virgil）和史學家們在他們的著作中加以描述，然而，對于事件的關聯性所引起的評論或是反響，在這些文獻資料中卻未作任何揭示。
所以奧古斯都才會堅持要去占領亞美尼亞，盡管當時完全可以料到這樣做會在多瑙河和萊茵河産生什麼樣的實際後果。
奧古斯都的言行曆來被尊為典型的治國之道。
公正地說，統治者們一向是拘泥于自己那一代人的認識水平。
他們關注的隻是眼前的事情，并不經任何長期細緻的調查研究，就對某一危機的局勢做出決策。
因而未來的希望隻能依賴于生活中的個人努力。
而如果這些處于決定性地位上的人物不願使自己的行動成為使世界走向不幸的主要原因的話，那他就必須從人類曆史的經驗中發現出一些新的道理。
這個目标似乎是無法達到的。
&ldquo曆史&rdquo是人類經驗的記錄，而一個世紀來對曆史學的勤懇修習研究，隻是加劇了人類各民族的緊張關系。
可是，由于曆史學家們慣于循規蹈矩，固守史書的結論，所以切不可輕下斷言，認為研究曆史的可能性已經枯竭了，或者認為要搞清&ldquo曆史上實際發生了什麼事情&rdquo這個問題，隻能依賴那些迄今未曾問世的史料發現。
如前所述，雖然曆史學家們一頭紮入檔案記載之中，開始了詳細的搜尋，并以此作為自己著述的依據。
殊不知他們完全偏離了一種公元初年以來就一直是切實有效的但從未得到采納的研究方法。
研究羅馬帝國的曆史學家們都對歐洲前線戰争的史料進行了研究，用不同的形式将這些戰争按年代順序加以羅列、闡述。
實際上，萊茵河的戰争、多瑙河的戰争及近東地區的戰争是分别列在不同的欄目之中的。
這些記載僅僅被那些對某一地區感興趣的專家所使用（如有關萊茵河的記載），卻沒有看到不同地區發生的戰事的共同性和一緻性。
既然現在可以明确地看出，在許多一系列連續發生的事件中，羅馬帝國在近東、在多瑙河下遊和萊茵河地區的戰争遵循着一種完全固定的形态，那麼對萊茵河或多瑙河戰況進行研究的便捷方法，就應由孤立的觀察讓位于展示出幾個不同地區同時爆發的動亂之間的聯系。
這種揭示事件關系的方法，對于開展帝國曆史的研究來說，是十分基本的。
而且這個方法僅僅從帝國東部和北部戰事的比較之中便可得到體現。
不過，單是這二者的比較還不能使人們識别多瑙河下遊和多瑙河上遊發生的入侵的先導因素。
由此可見，對于研究羅馬帝國的曆史材料、進而了解北部邊疆的局勢、甚至對于正确評價皇帝的功過等問題，有一種十分重要的方法，這就是對整個歐亞大陸上發生的事件加以比較。
因此，若不從任何更廣的意義上去考慮，那麼可以說，曆史比較的方法對于了解任何國家裡發生的事态都是必要的。
這種曆史比較的方法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