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久佚重見的施宿《東坡先生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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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原注：“按，蘇軾奏議八月十九日以端明侍讀禮書論讀漢唐正史，則六月二十六日不應已除定。
又《實録》于九月十三日再書除定州，恐六月二十六日所書或誤。
不然，六月二十六日初除州，不行，故九月十三日再除，而《實録》不能詳記所以也。
當考六月八日軾乞越州，不允；七月二十四日軾又以新知定州乞改越州，詔不允。
《政目》亦于二十六日書軾知定州。
”所考與施《譜》吻合，故知八月、九月之説皆誤。
又據《朝辭赴定州論事狀》，首署“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蘇軾”，又雲“臣已于今月二十七日出門”，故知離京在九月。
蘇軾到定州後，曾祭告故定州守韓琦于閲古堂，其《祭韓忠獻公文》首雲：“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十一月初一日乙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魏國忠獻公之靈。
”故知到達定州必在十月。
傅《録》作十二月，亦誤。
（九）紹聖四年，“閏二月，再責授瓊州别駕、昌化軍安置”。
王《譜》卻作“五月”，傅《録》作“四月”。
按：據《宋史·哲宗本紀》，是年閏二月“甲辰，蘇軾責授瓊州别駕，移昌化軍安置”。
同日，範祖禹移賓州安置，劉安世移高州安置。
又蘇軾《到昌化軍謝表》雲：“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别駕、昌化軍安置。
臣尋于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訖者。
”四月十七日爲惠州知州方子容親攜“告身”告知蘇軾之時，亦證詔命必在其前。
施《譜》作“閏二月”，是。
（十）元符元年，“時先生在儋，僦官舍數椽以居止，（董）必遣人逐出；遂買地城南，爲屋五間，土人畚土運甓以助之”。
《東坡先生墓志銘》雲：“（紹聖）四年，復以瓊州别駕，安置昌化。
……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
則買地築室，昌化土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爲屋三間。
”王《譜》引此，即謂事在紹聖四年，傅《録》同。
但據《續通鑒長編》卷四九五，董必爲廣南西路察訪，在紹聖五年（六月一日改元元符）三月；同書卷五〇八又謂元符二年四月，“詔新除工部員外郎董必送吏部與小處知州”，其原因之一，乃是“差察訪廣西，所爲多刻薄”。
據此，董必逐蘇軾事當在元符元年（紹聖五年）。
施《譜》是。
蘇軾《與鄭嘉會書》：“初僦官屋數間居之，即不佳，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污地之側，茂木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
”施《譜》雲“五間”，亦有依據。
（諸譜多據《墓志銘》作“三間”） 上舉可供糾誤者十例，下舉其詳明者兩例。
（一）熙寧四年，蘇軾出任杭州通判。
王《譜》、傅《録》皆僅言“以言事議論大不協，乞外任，除通判杭州”。
施《譜》則雲：“是年六月，先生乞補外，上批出與知州差遣，中書不可，擬通判潁州；上又批出改通判杭州。
參知政事馮京薦先生直舍人院，上不答。
”反映出神宗對蘇軾的信用，并照顧其離京外任的要求，這對了解他們君臣之間的微妙關係和當時黨争情況，有一定幫助。
（按，據《續通鑒長編》卷二一四，神宗批出改通判杭州，在熙寧三年八月條；同書卷二二〇，馮京薦蘇軾在熙寧四年二月條。
四年六月，蘇軾始赴杭。
施宿將此二事補載于此。
但首雲“是年六月”，叙述不夠嚴密。
） （二）元豐二年，關于“烏臺詩案”的記叙，施《譜》采用了《東坡烏臺詩案》的大量材料，以突出此事對蘇軾一生思想、創作的重要影響。
還特别補充當時二位宰相對此案的不同態度：“時二相吳充、王珪，充嘗爲先生緻言于上，珪則擠之雲。
”按，吳充説情，見《續通鑒長編》卷三〇一引《呂本中雜説》：吳充對神宗說：“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以堯舜爲法，而不能容一蘇軾何也？”上驚曰：“朕無他意，止欲召他對獄，考覈是非爾！行將放出也。
”王珪擠之，見同書卷三四二：“元豐中，軾繫禦史獄。
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進呈，忽言‘蘇軾于陛下有不臣意’。
”即舉其詠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句以陷之。
（又見《石林詩話》卷上。
但王鞏《聞見近録》等謂此事在蘇軾貶黃州之後。
） 當然，施《譜》也有失誤之處，如嘉祐四年條“歲除，至長安”，實在江陵度歲；熙寧四年條“十一月，到杭。
時杭守沈遘”，實爲沈立；元豐二年條“十二月二十六日詔責授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實爲十二月二十八日；元豐七年條“到泗，上表乞常州居住，邸吏拘微文不肯進，乃于鼓院投之”，實爲到揚州之事；元符三年條“二月，先生以登極恩移廉州安置”，實爲四月；同條“四月，先生以生皇子恩詔授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實爲七月，等等。
這在評價施《譜》時也是需要注意的。
施《譜》的詩歌系年，也是它的重要部分。
施《跋》即專就此問題而作。
他説：“……歲月既久，始合諸家之傳以成一集，于先後有不暇深考者。
今所刊本篇目次第，蓋仍其舊，《年譜》雖稍加釐正，而各有所據，其間亦不能與之無異，覽者當自得之。
”説明其系年與一般刊本乃至《施注蘇詩》有異。
馮應榴《蘇詩合注》卷首《凡例》雲：“編年勝于分類，查本似更密于施顧本。
但《後集》五家注本編年犁然不紊，施顧本每卷排次亦撮舉大綱，最爲得當，邵長蘅《例言》中已言之。
查本細分年月，轉欠審確。
”這個評價是公允的。
施顧本作爲今存最早的完整編年詩注本，功不可滅。
施《譜》詩歌編年，經與《施注蘇詩》對勘，有很多不同，但大都似不正確，并非“釐正”，惜不知其“所據”，殊難理解，留待以後研究。
其個别詩篇系年，卻較精確，但又大都與《施注蘇詩》相同。
如鳳翔時所作《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晩》、《九月中曾題二小詩于南溪竹上，既而忘之，昨日再遊，見而録之》兩詩，查慎行、馮應榴均系于治平元年，施《譜》系于嘉祐八年，提前一年，是。
因蘇軾于治平元年十二月十七、八日罷鳳翔簽判任離去（見其《與楊濟甫書》“某隻十二月十七、八間離岐下也”），不大可能于十五日整日盤桓南溪，又于十六日過録《題南溪竹上》詩，且詩中對離任事一無反映。
又如《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勗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詩，施《譜》亦系于嘉祐八年，是。
因蘇轍和詩，在《欒城集》中亦編于《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和詩即《次韻子瞻南溪微雪》之次，《欒城集》爲蘇轍手編，當可信，但諸家注本皆誤系于治平元年。
又元豐三年蘇軾赴黃州詩，列有“至關山《梅花》、《朱陳嫁娶圖》、《宿禪智寺》、《初到黃州》”等詩。
按，《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宿禪智寺》兩詩，查慎行、馮應榴均系于到黃州後，施《譜》列于到黃州前，甚是。
前首作于岐亭（今湖北麻城）陳慥家中，正是蘇軾赴黃途中。
其《岐亭五首·序》雲：“元豐三年正月，餘始謫黃州，至岐亭北二十五裡，山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餘故人陳慥季常也。
爲留五日。
”詩即作于此時。
又據《弘治黃州府志》，黃州城内無禪智寺，而岐亭至黃州間則有禪積寺，疑即禪智寺，音近而誤，當爲蘇軾離岐亭後途中所宿，并作後一首詩。
故施《譜》編年可從。
又如通判杭州時所作“遊孤山唱和”諸作，王《譜》根據《東坡烏臺詩案》編在熙寧五年。
（《東坡烏臺詩案》“同李杞因獵出遊孤山作詩四首”條雲：“熙寧五年，軾任通判杭州，于十二月内，與發運司勾當公事大理寺丞，因獵出遊孤山，作詩四首。
”）施《譜》編在四年剛到杭州時。
按，這四首詩即《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答之》、《再和》、《遊靈隱寺得來詩，復用前韻》。
據《東坡題跋》卷三《跋文忠公送惠勤詩後》：“熙寧辛亥（四年），餘出倅錢塘，過汝陰見公（歐陽修），屢屬餘緻謝勤。
到官不及月（其《六一泉銘·叙》雲：“予到官三日，訪勤于孤山之下。
”），以臘日見勤于孤山下，則餘詩所謂‘孤山孤絶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者也。
”故施《譜》是。
但在熙寧五年末，又列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一詩，當係誤羼。
有的詩歌編年比較審慎，如查慎行《補注東坡先生編年詩》卷首《例略》中，指責施顧注本“排纂尚有舛錯”時所舉二例：“《客位假寐》一首，鳳翔所作，而入倅杭時；《次韻曹九章》一首，黃州所作，而入守湖州時。
”此二詩施《譜》編年即付闕如，沒有勉強硬置。
因此，編年部分仍可供參考和進一步研究，但其價值不如“時事”、“出處”兩欄，似可斷言。
[1]明萬曆時康丕揚所刊《東坡先生外集》卷首亦有《年譜》，末雲：“譜先生出處歲月者幾十家，如汴陽段仲謀、清源黃德粹、五羊王宗稷、仙溪傅薦可，蓋特詳者，然皆不免差誤。
”則知明以前作譜者“幾十家”。
[2]參看劉尚榮《宋刊〈施顧注蘇詩〉考》，見《蘇軾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六輯。
[3]陳乃乾《宋長興施氏父子事迹考》（載《學林》第六輯，一九四一年四月），定施元之卒年爲淳熙元年（一一七四），似不確。
施罷贛州任在淳熙三年，有確證，見《辛稼軒年譜》。
施宿序中又説，其父“閑居”“歲久成書”以後，“而先君末年所得未及筆之書者，亦尚多有”，説“末年”，則其去世當比淳熙四年更晚。
[4]這年十一月，施宿被起用爲吉州知州，旋又罷職。
《宋會要輯稿·職官》卷七十四：嘉定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新廣東提刑常褚、新知吉州施宿，并罷新任，以臣僚言褚謀身姦邪，宿邀功避事”。
事與“舊春蒙召，未幾汰去”相仿，唯年、月不合。
[5]施注嘉定原刊本，另尚存兩部殘本，但卷帙不多（一僅四卷，中有殘缺，一僅兩卷），今藏北京圖書館。
[6]傅藻，南宋時《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黃善夫家塾本）作傅，元明時《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依據前本挖改，改爲傅藻，似是。
因傅字薦可，《詩經·召南·采蘋》：“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後有“藻薦”一詞，如張九齡《洪州西山祈雨是日輒應因賦詩言事》“遲明申藻薦，先夕旅岩扉”。
[7]《國史》一書爲南宋人所重。
如王栐《燕翼詒謀録》，即“考之《國史》、《實録》、《寶訓》、《聖政》等書”而成（見《自序》），李心傳《舊聞證誤》亦多據《國史》糾正其他史書之誤。
”原注：“按，蘇軾奏議八月十九日以端明侍讀禮書論讀漢唐正史，則六月二十六日不應已除定。
又《實録》于九月十三日再書除定州，恐六月二十六日所書或誤。
不然，六月二十六日初除州，不行，故九月十三日再除，而《實録》不能詳記所以也。
當考六月八日軾乞越州，不允；七月二十四日軾又以新知定州乞改越州，詔不允。
《政目》亦于二十六日書軾知定州。
”所考與施《譜》吻合，故知八月、九月之説皆誤。
又據《朝辭赴定州論事狀》，首署“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蘇軾”，又雲“臣已于今月二十七日出門”，故知離京在九月。
蘇軾到定州後，曾祭告故定州守韓琦于閲古堂，其《祭韓忠獻公文》首雲：“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十一月初一日乙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魏國忠獻公之靈。
”故知到達定州必在十月。
傅《録》作十二月，亦誤。
（九）紹聖四年，“閏二月，再責授瓊州别駕、昌化軍安置”。
王《譜》卻作“五月”，傅《録》作“四月”。
按：據《宋史·哲宗本紀》，是年閏二月“甲辰，蘇軾責授瓊州别駕，移昌化軍安置”。
同日，範祖禹移賓州安置，劉安世移高州安置。
又蘇軾《到昌化軍謝表》雲：“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别駕、昌化軍安置。
臣尋于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訖者。
”四月十七日爲惠州知州方子容親攜“告身”告知蘇軾之時，亦證詔命必在其前。
施《譜》作“閏二月”，是。
（十）元符元年，“時先生在儋，僦官舍數椽以居止，（董）必遣人逐出；遂買地城南，爲屋五間，土人畚土運甓以助之”。
《東坡先生墓志銘》雲：“（紹聖）四年，復以瓊州别駕，安置昌化。
……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
則買地築室，昌化土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爲屋三間。
”王《譜》引此，即謂事在紹聖四年，傅《録》同。
但據《續通鑒長編》卷四九五，董必爲廣南西路察訪，在紹聖五年（六月一日改元元符）三月；同書卷五〇八又謂元符二年四月，“詔新除工部員外郎董必送吏部與小處知州”，其原因之一，乃是“差察訪廣西，所爲多刻薄”。
據此，董必逐蘇軾事當在元符元年（紹聖五年）。
施《譜》是。
蘇軾《與鄭嘉會書》：“初僦官屋數間居之，即不佳，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污地之側，茂木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
”施《譜》雲“五間”，亦有依據。
（諸譜多據《墓志銘》作“三間”） 上舉可供糾誤者十例，下舉其詳明者兩例。
（一）熙寧四年，蘇軾出任杭州通判。
王《譜》、傅《録》皆僅言“以言事議論大不協，乞外任，除通判杭州”。
施《譜》則雲：“是年六月，先生乞補外，上批出與知州差遣，中書不可，擬通判潁州；上又批出改通判杭州。
參知政事馮京薦先生直舍人院，上不答。
”反映出神宗對蘇軾的信用，并照顧其離京外任的要求，這對了解他們君臣之間的微妙關係和當時黨争情況，有一定幫助。
（按，據《續通鑒長編》卷二一四，神宗批出改通判杭州，在熙寧三年八月條；同書卷二二〇，馮京薦蘇軾在熙寧四年二月條。
四年六月，蘇軾始赴杭。
施宿將此二事補載于此。
但首雲“是年六月”，叙述不夠嚴密。
） （二）元豐二年，關于“烏臺詩案”的記叙，施《譜》采用了《東坡烏臺詩案》的大量材料，以突出此事對蘇軾一生思想、創作的重要影響。
還特别補充當時二位宰相對此案的不同態度：“時二相吳充、王珪，充嘗爲先生緻言于上，珪則擠之雲。
”按，吳充説情，見《續通鑒長編》卷三〇一引《呂本中雜説》：吳充對神宗說：“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以堯舜爲法，而不能容一蘇軾何也？”上驚曰：“朕無他意，止欲召他對獄，考覈是非爾！行將放出也。
”王珪擠之，見同書卷三四二：“元豐中，軾繫禦史獄。
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進呈，忽言‘蘇軾于陛下有不臣意’。
”即舉其詠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句以陷之。
（又見《石林詩話》卷上。
但王鞏《聞見近録》等謂此事在蘇軾貶黃州之後。
） 當然，施《譜》也有失誤之處，如嘉祐四年條“歲除，至長安”，實在江陵度歲；熙寧四年條“十一月，到杭。
時杭守沈遘”，實爲沈立；元豐二年條“十二月二十六日詔責授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實爲十二月二十八日；元豐七年條“到泗，上表乞常州居住，邸吏拘微文不肯進，乃于鼓院投之”，實爲到揚州之事；元符三年條“二月，先生以登極恩移廉州安置”，實爲四月；同條“四月，先生以生皇子恩詔授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實爲七月，等等。
這在評價施《譜》時也是需要注意的。
施《譜》的詩歌系年，也是它的重要部分。
施《跋》即專就此問題而作。
他説：“……歲月既久，始合諸家之傳以成一集，于先後有不暇深考者。
今所刊本篇目次第，蓋仍其舊，《年譜》雖稍加釐正，而各有所據，其間亦不能與之無異，覽者當自得之。
”説明其系年與一般刊本乃至《施注蘇詩》有異。
馮應榴《蘇詩合注》卷首《凡例》雲：“編年勝于分類，查本似更密于施顧本。
但《後集》五家注本編年犁然不紊，施顧本每卷排次亦撮舉大綱，最爲得當，邵長蘅《例言》中已言之。
查本細分年月，轉欠審確。
”這個評價是公允的。
施顧本作爲今存最早的完整編年詩注本，功不可滅。
施《譜》詩歌編年，經與《施注蘇詩》對勘，有很多不同，但大都似不正確，并非“釐正”，惜不知其“所據”，殊難理解，留待以後研究。
其個别詩篇系年，卻較精確，但又大都與《施注蘇詩》相同。
如鳳翔時所作《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晩》、《九月中曾題二小詩于南溪竹上，既而忘之，昨日再遊，見而録之》兩詩，查慎行、馮應榴均系于治平元年，施《譜》系于嘉祐八年，提前一年，是。
因蘇軾于治平元年十二月十七、八日罷鳳翔簽判任離去（見其《與楊濟甫書》“某隻十二月十七、八間離岐下也”），不大可能于十五日整日盤桓南溪，又于十六日過録《題南溪竹上》詩，且詩中對離任事一無反映。
又如《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勗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詩，施《譜》亦系于嘉祐八年，是。
因蘇轍和詩，在《欒城集》中亦編于《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和詩即《次韻子瞻南溪微雪》之次，《欒城集》爲蘇轍手編，當可信，但諸家注本皆誤系于治平元年。
又元豐三年蘇軾赴黃州詩，列有“至關山《梅花》、《朱陳嫁娶圖》、《宿禪智寺》、《初到黃州》”等詩。
按，《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宿禪智寺》兩詩，查慎行、馮應榴均系于到黃州後，施《譜》列于到黃州前，甚是。
前首作于岐亭（今湖北麻城）陳慥家中，正是蘇軾赴黃途中。
其《岐亭五首·序》雲：“元豐三年正月，餘始謫黃州，至岐亭北二十五裡，山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餘故人陳慥季常也。
爲留五日。
”詩即作于此時。
又據《弘治黃州府志》，黃州城内無禪智寺，而岐亭至黃州間則有禪積寺，疑即禪智寺，音近而誤，當爲蘇軾離岐亭後途中所宿，并作後一首詩。
故施《譜》編年可從。
又如通判杭州時所作“遊孤山唱和”諸作，王《譜》根據《東坡烏臺詩案》編在熙寧五年。
（《東坡烏臺詩案》“同李杞因獵出遊孤山作詩四首”條雲：“熙寧五年，軾任通判杭州，于十二月内，與發運司勾當公事大理寺丞，因獵出遊孤山，作詩四首。
”）施《譜》編在四年剛到杭州時。
按，這四首詩即《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答之》、《再和》、《遊靈隱寺得來詩，復用前韻》。
據《東坡題跋》卷三《跋文忠公送惠勤詩後》：“熙寧辛亥（四年），餘出倅錢塘，過汝陰見公（歐陽修），屢屬餘緻謝勤。
到官不及月（其《六一泉銘·叙》雲：“予到官三日，訪勤于孤山之下。
”），以臘日見勤于孤山下，則餘詩所謂‘孤山孤絶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者也。
”故施《譜》是。
但在熙寧五年末，又列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一詩，當係誤羼。
有的詩歌編年比較審慎，如查慎行《補注東坡先生編年詩》卷首《例略》中，指責施顧注本“排纂尚有舛錯”時所舉二例：“《客位假寐》一首，鳳翔所作，而入倅杭時；《次韻曹九章》一首，黃州所作，而入守湖州時。
”此二詩施《譜》編年即付闕如，沒有勉強硬置。
因此，編年部分仍可供參考和進一步研究，但其價值不如“時事”、“出處”兩欄，似可斷言。
[1]明萬曆時康丕揚所刊《東坡先生外集》卷首亦有《年譜》，末雲：“譜先生出處歲月者幾十家，如汴陽段仲謀、清源黃德粹、五羊王宗稷、仙溪傅薦可，蓋特詳者，然皆不免差誤。
”則知明以前作譜者“幾十家”。
[2]參看劉尚榮《宋刊〈施顧注蘇詩〉考》，見《蘇軾研究專集》，《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六輯。
[3]陳乃乾《宋長興施氏父子事迹考》（載《學林》第六輯，一九四一年四月），定施元之卒年爲淳熙元年（一一七四），似不確。
施罷贛州任在淳熙三年，有確證，見《辛稼軒年譜》。
施宿序中又説，其父“閑居”“歲久成書”以後，“而先君末年所得未及筆之書者，亦尚多有”，説“末年”，則其去世當比淳熙四年更晚。
[4]這年十一月，施宿被起用爲吉州知州，旋又罷職。
《宋會要輯稿·職官》卷七十四：嘉定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新廣東提刑常褚、新知吉州施宿，并罷新任，以臣僚言褚謀身姦邪，宿邀功避事”。
事與“舊春蒙召，未幾汰去”相仿，唯年、月不合。
[5]施注嘉定原刊本，另尚存兩部殘本，但卷帙不多（一僅四卷，中有殘缺，一僅兩卷），今藏北京圖書館。
[6]傅藻，南宋時《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黃善夫家塾本）作傅，元明時《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依據前本挖改，改爲傅藻，似是。
因傅字薦可，《詩經·召南·采蘋》：“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後有“藻薦”一詞，如張九齡《洪州西山祈雨是日輒應因賦詩言事》“遲明申藻薦，先夕旅岩扉”。
[7]《國史》一書爲南宋人所重。
如王栐《燕翼詒謀録》，即“考之《國史》、《實録》、《寶訓》、《聖政》等書”而成（見《自序》），李心傳《舊聞證誤》亦多據《國史》糾正其他史書之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