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久佚重見的施宿《東坡先生年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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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推廣”即施宿序的“有以廣之”，用語一緻，證明陳振孫曾寓目此序。
《吳興掌故集》卻把這兩句緊縮爲“元之子宿推廣爲《年譜》”一句（《湖州府志》亦雲“推廣爲《年譜》”），似乎施宿作《年譜》外再無其他補益，實是誤改。
題下注出于施宿之手，還可從宋刊施本中找到内證。
卷十三《登望谼亭》題下注：“此詩墨迹乃欽宗東宮舊藏。
今在曾文清家，宿嘗刻石餘姚縣治。
”卷十六《送劉寺丞赴餘姚》題下注：“□□名撝（以下缺四十五字），蓋□□□□□□載，公守湖州行□□□□□守城赴餘姚公□□□□又即席作《南柯子》□□餞□句雲‘山雨瀟瀟過’者是也。
後題元豐二年五月十三日吳興錢氏園作。
今集中乃指他詞爲送行甫，而此詞第雲湖州，誤也。
真迹宿皆刻石餘姚縣治。
”卷二十《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題下注，記蘇軾爲楊道士二帖，“二帖書在蜀牋，筆畫甚精，宿嘗以入石雲”。
同卷《别子由三首兼别遲》題下注：“宿守都梁，得東平康師孟元祐二年三月刻二蘇所與九帖于洛陽。
”卷二十四《次韻錢穆父》題下注：“欽宗在東宮時，所藏東坡帖甚富，多有宸翰簽題，即位後出二十軸賜吳少宰元中，元中爲曾文清妹婿，以十軸歸之，今藏于元孫戶部郎樂道槃。
宿爲餘姚，嘗刻石縣齋。
”卷二十五《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詩次韻》題下注：“……宿刻此帖（指蘇軾與王晉卿都尉一帖）餘姚縣齋，汪端明刻此詩成都府治。
”卷二十七《韓康公挽詞三首》題下注：“三詩墨迹精絶，宿嘗刻石餘姚縣齋。
”這些題下注皆有“宿”自稱，是爲其手筆的鐵證。
從後面我們論及《年譜》正文時可以看到，施宿熟稔史事，對《國史》别擇精嚴，又精于碑刻，博采傳聞稗説，與題下注的全部内容正復相類，充分發揮他的專長。
題下注的内容和文風基本一緻，馮應榴懷疑“似亦有元之注”，也是缺乏根據的。
還應説明，施宿對題下注的撰述，態度十分認真，嘉定二年後，仍在陸續增補。
卷二十二《任師中挽詞》題下注雲：任師中（任伋）“曾孫希夷字伯起，圖南字伯厚，皆踵世科。
伯起今爲將作少監、太子侍講”。
按，《中興東宮官寮題名》（存《永樂大典》卷二三九）“任希夷”條雲：“嘉定四年正月，以宗正丞兼舍人。
六月，以秘書丞升兼侍講。
六月，除著作郎，仍兼。
五年十月，除將作少監，仍兼。
六年正月，兼權左司郎官。
十月，除秘書少監，仍兼。
”（《宋會要輯稿·職官》卷七：“〔嘉定〕四年正月，宗正寺丞任希夷兼太子舍人。
六月，以秘書丞兼侍講。
七年，以中書舍人兼右諭德。
”無任將作監、侍講時間。
）任希夷《宋史》有傳，後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但施宿僅雲“今爲將作少監、太子侍講”，不及以後官職，此“今”正施宿撰述之時。
這説明遲至嘉定五年十月至六年正月，施宿的題下注仍未定稿，尚在繼續訂補。
前人對此書題下注評價甚高。
張榕端《施注蘇詩序》雲：“又于注題之下，務闡詩旨，引事徵詩，因詩存人，使讀者得以參見當日之情事，與少陵詩史同條共貫，洵乎有功玉局而度越梅溪也。
”邵長衡《注蘇例言》雲：“《施注》佳處，每于注題之下多所發明，少或數言，多至數百言，或引事以徵詩，或因詩以存人，或援此以證彼，務闡詩旨，非取泛瀾，間亦可補正史之闕遺，即此一端，迥非諸家所及。
”王文誥亦謂“最要是題下注事”，但他把這一成績記在施元之的名下，未免抹煞施宿之功。
施注本注文分合問題應以鄭元慶之説爲勝。
他是根據傳是樓宋刊本（即宋犖本）而作出的判斷，阮元、王文誥兩人實未親見宋刊本，故而推斷失誤。
但鄭説對顧禧的作用隻字未提。
今宋刊本句中注内仍有數處標明“顧禧注”。
如卷二十《橄欖》“已輸崖蜜十分甜”句：“〔施注：《本草》：崖蜜，又名石蜜，别有土蜜、石蜜。
〔顧禧注〕記得小説：南人誇橄欖于河東人雲：此有回味。
東人雲：不若我棗。
比至你回味，我已甜久矣。
棗，一作柿。
……”又如卷三十四《立春日小集戲李端叔》“須煩李居士，重説後三三”句：“〔施注〕延一《廣清涼傳》：無著禪師遊五台山，見一寺，有童子延入。
無著問一僧雲：此處衆有幾何？答曰：前三三，後三三。
無著無對。
僧曰：既不解，速須引去。
〔顧禧雲〕此詩方叙燕遊，而遽用後三三語，讀者往往不知所謂，蓋端叔在定武幕中，特悅營妓董九者，故用九數以爲戲爾。
聞其説于強行父雲。
”這説明當顧禧對施元之注有異議或重要補充時，才標出姓氏，其他就不作明顯分别。
總上所述，施注本分注體例應該是：句中注系施元之、顧禧“共爲之”，題下注爲施宿手筆。
鑒于題下注的重要性，應該充分肯定施宿對此書的貢獻。
（三）施注本刊刻年代——所謂“嘉泰本”。
宋犖在《施注蘇詩序》中，稱其所得原刊本爲“宋嘉泰間鏤闆行世”之本，邵長衡《題舊本施注蘇詩》亦謂“鏤闆于宋嘉泰間”。
以後不少學者皆因陸遊于嘉泰二年爲該書作序，遂定爲刊刻之年。
翁方綱《蘇詩補注》卷八引桂馥語雲：“陸放翁序在嘉泰二年，此注本當刻于嘉泰初。
”伍崇曜《蘇詩補注跋》亦稱“先生（翁方綱）舊藏蘇集（即宋犖本），爲宋嘉泰槧本”。
此本現存臺灣省“中央圖書館”，其《善本書目》逕以“宋嘉泰二年淮東倉司刊本”著録。
近人亦多從此説。
其實是不正確的。
如上所述，施宿序文作于嘉定二年，嘉定五六年尚在對題下注進行補益，而新見到的施宿跋文更作于“嘉定六年中秋日”，距陸遊作序時達十一年。
這都説明嘉泰時尚未刻印。
刊刻的地點確在淮東倉司。
鄭羽在景定三年時曾取施注舊闆，修補“重梓”，其跋雲“坡詩多本，獨淮東倉司所刊，明浄端楷，爲有識所賞。
羽承乏于茲，暇日偶取觀，汰其字之漫者大小七萬一千五百七十七，計一百七十九闆，命工重梓”，明言“淮東倉司所刊”。
而嘉泰時施宿尚官紹興通判。
他何時任提舉淮東常平司，不可確考。
（陳乃乾先生定于嘉定五年至七年，不知其據）但嘉定六年他確在淮東倉司任上。
是年他曾刻王順伯《石鼓詛楚音》，并跋雲：“宿乘傳海濱，賓朋罕至，時尋翰墨，拂洗吏塵。
”末署“嘉定六年重五日吳興施宿書”。
文中“海濱”即指淮東倉司所在地泰州。
章樵《石鼓文集注》雲：“周宣王狩于岐陽，所刻《石鼓文》十篇，近世薛尚功、鄭樵各爲之音釋，王厚之考正而集録之，施宿又參以諸家之本，訂以《石鼓》籀文真刻，壽梓于淮東倉司，其辨證訓釋，蓋亦詳備。
”淮東之于施宿，正如衢州之于施元之，是他緻力于刊刻文籍之地，允有注蘇詩之刻。
（施宿序末署“嘉定二年中秋日吳興施宿書”，跋文末署“嘉定六年中秋日吳興施宿書”，與《石鼓詛楚音》跋所署，格式完全一緻。
）另據《揚州府志》：“紹興辛巳，完顔亮寇州。
（泰州）城廢。
開禧丙寅權守趙逢始修築，守翁潾、何郯繼之。
六七年間，才甓二裡餘。
朝（廷）以委提舉茶鹽事施宿。
工竣，視舊增五之一。
”從開禧二年丙寅（一二〇六），中經“六七年”，正是嘉定五六年，足證其時施宿在任。
又，據餘嘉錫考證，施宿“實死于嘉定六年之冬”（《四庫提要辨證》卷七，詳下），即死于淮東倉司任上，施注本的刊刻當不能晚于其後。
而施跋作于是年中秋，則施注本亦不能于此前刻成。
據此，宋刊原本擬定名爲“宋嘉定六年淮東倉司刊本”。
（四）施注本流傳不廣的原因。
《宋會要輯稿·職官》卷七十五：嘉定七年正月“二十一日，直秘閣施宿罷職與祠祿，以中書舍人範之柔言其昨任淮東運判，刻剝亭戶，規圖出剩，以濟其私”。
同書《職官》卷七十六又雲：嘉定“十五年十月十九日詔，施宿特與改正，追復朝請大夫，以其女（原脫）安人妾施氏自陳，故父宿昨任淮東提舉日，但知盡忠報國，討究弊源，撙節浮費，不顧怨仇，悉皆痛革，是以取怨于僚屬，有忤于交承，不幸身死，謗議起于仇人，誣合傾擠。
死及百日，忽（原誤作勿）緻臣僚論父鹽政及修城事。
于父死一年之後，行下抄籍，一家骨肉星散，狼狽暴露，故父靈柩，亦皆封閉，寡妻弱子無所赴愬。
……去年八月内明堂赦恩，及今年正月内受寶大赦，念妾等存沒銜寃，迄今九載”。
根據這兩條材料，參考餘嘉錫的考證，排比施宿晚年及死後有關事項，作時間表如下： 嘉定六年中秋 《注東坡先生詩》開雕（據施《跋》） 六年十月間 施宿卒（據“死及百日”被劾上推） 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施宿被臣僚彈劾（據《宋會要輯稿》；與該書另一條言“身死”後被誣亦相符。
） 七年冬 施宿家被抄籍（據“父死一年之後，行下抄籍”推算） 十五年十月十九日 施宿改正、追復（據《宋會要輯稿》。
上距七年冬，正好首尾“九載”） 這説明施注本的刻印離施宿之死相距甚近，僅二三個月，施宿生前恐未必親見此書；此書甫即竣工而全家即遭抄籍，連“靈柩亦皆封閉”，刻成之書亦不免受損。
而且，在施宿的罪狀中，除了貪污鹽款和修城款外，還直接涉及本書。
周密《癸辛雜識·别集上》“施武子被劾”條雲： 宿晚爲淮東倉曹，時有故舊在言路，因書遺以番葡萄。
歸院相會，出以薦酒。
有問知所自，憾其不己緻也。
劾之，無以蔽罪。
宿嘗以其父所注坡詩刻之倉司，有所識傅穉，字漢孺（原注：湖州人），窮乏相投，善歐書，遂俾書之，鋟闆，以賙其歸。
因摭此事，坐以贓私。
傅穉是施宿的同鄉，施宿等于嘉泰二年修《嘉泰會稽志》時，傅于浙東安撫使司校正書籍，參與其事。
（見《嘉泰會稽志》跋末）至此“窮乏相投”而寫施注上闆，施宿卻因此而被彈劾治罪，施注本的厄運當亦意料中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五四雲：“嘉泰中，宿官餘姚，嘗以是書（指施注蘇詩）刊版，緣是遭論罷，故傳本頗稀。
”指出“傳本頗稀”是由于“遭論罷”，是正確的，惜語焉不詳，且時間和地點皆誤。
（施宿任餘姚知縣在慶元初，見孫應時《餘姚縣義役記》，嘉泰時宿任紹興通判。
）宋犖本確是魯殿靈光，吉光片羽，今存台灣，懷想不已[5]。
二、施《譜》正文的特點和價值 施宿《年譜》的重現，使現存南宋人所作蘇軾年譜增至三種。
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今首見于《東坡七集》本；傅藻《東坡紀年録》，首見于《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
王宗稷，五羊人，字伯言，紹興中曾至黃州；傅藻，仙溪人，字薦可[6]。
其他所知皆甚少。
王《譜》無序、跋，傅《録》有跋，自稱其書是在段仲謀《行紀》、黃德粹《系譜》兩書基礎上編撰而成。
施《譜》有序有跋
《吳興掌故集》卻把這兩句緊縮爲“元之子宿推廣爲《年譜》”一句（《湖州府志》亦雲“推廣爲《年譜》”），似乎施宿作《年譜》外再無其他補益，實是誤改。
題下注出于施宿之手，還可從宋刊施本中找到内證。
卷十三《登望谼亭》題下注：“此詩墨迹乃欽宗東宮舊藏。
今在曾文清家，宿嘗刻石餘姚縣治。
”卷十六《送劉寺丞赴餘姚》題下注：“□□名撝（以下缺四十五字），蓋□□□□□□載，公守湖州行□□□□□守城赴餘姚公□□□□又即席作《南柯子》□□餞□句雲‘山雨瀟瀟過’者是也。
後題元豐二年五月十三日吳興錢氏園作。
今集中乃指他詞爲送行甫，而此詞第雲湖州，誤也。
真迹宿皆刻石餘姚縣治。
”卷二十《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題下注，記蘇軾爲楊道士二帖，“二帖書在蜀牋，筆畫甚精，宿嘗以入石雲”。
同卷《别子由三首兼别遲》題下注：“宿守都梁，得東平康師孟元祐二年三月刻二蘇所與九帖于洛陽。
”卷二十四《次韻錢穆父》題下注：“欽宗在東宮時，所藏東坡帖甚富，多有宸翰簽題，即位後出二十軸賜吳少宰元中，元中爲曾文清妹婿，以十軸歸之，今藏于元孫戶部郎樂道槃。
宿爲餘姚，嘗刻石縣齋。
”卷二十五《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詩次韻》題下注：“……宿刻此帖（指蘇軾與王晉卿都尉一帖）餘姚縣齋，汪端明刻此詩成都府治。
”卷二十七《韓康公挽詞三首》題下注：“三詩墨迹精絶，宿嘗刻石餘姚縣齋。
”這些題下注皆有“宿”自稱，是爲其手筆的鐵證。
從後面我們論及《年譜》正文時可以看到，施宿熟稔史事，對《國史》别擇精嚴，又精于碑刻，博采傳聞稗説，與題下注的全部内容正復相類，充分發揮他的專長。
題下注的内容和文風基本一緻，馮應榴懷疑“似亦有元之注”，也是缺乏根據的。
還應説明，施宿對題下注的撰述，態度十分認真，嘉定二年後，仍在陸續增補。
卷二十二《任師中挽詞》題下注雲：任師中（任伋）“曾孫希夷字伯起，圖南字伯厚，皆踵世科。
伯起今爲將作少監、太子侍講”。
按，《中興東宮官寮題名》（存《永樂大典》卷二三九）“任希夷”條雲：“嘉定四年正月，以宗正丞兼舍人。
六月，以秘書丞升兼侍講。
六月，除著作郎，仍兼。
五年十月，除將作少監，仍兼。
六年正月，兼權左司郎官。
十月，除秘書少監，仍兼。
”（《宋會要輯稿·職官》卷七：“〔嘉定〕四年正月，宗正寺丞任希夷兼太子舍人。
六月，以秘書丞兼侍講。
七年，以中書舍人兼右諭德。
”無任將作監、侍講時間。
）任希夷《宋史》有傳，後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但施宿僅雲“今爲將作少監、太子侍講”，不及以後官職，此“今”正施宿撰述之時。
這説明遲至嘉定五年十月至六年正月，施宿的題下注仍未定稿，尚在繼續訂補。
前人對此書題下注評價甚高。
張榕端《施注蘇詩序》雲：“又于注題之下，務闡詩旨，引事徵詩，因詩存人，使讀者得以參見當日之情事，與少陵詩史同條共貫，洵乎有功玉局而度越梅溪也。
”邵長衡《注蘇例言》雲：“《施注》佳處，每于注題之下多所發明，少或數言，多至數百言，或引事以徵詩，或因詩以存人，或援此以證彼，務闡詩旨，非取泛瀾，間亦可補正史之闕遺，即此一端，迥非諸家所及。
”王文誥亦謂“最要是題下注事”，但他把這一成績記在施元之的名下，未免抹煞施宿之功。
施注本注文分合問題應以鄭元慶之説爲勝。
他是根據傳是樓宋刊本（即宋犖本）而作出的判斷，阮元、王文誥兩人實未親見宋刊本，故而推斷失誤。
但鄭説對顧禧的作用隻字未提。
今宋刊本句中注内仍有數處標明“顧禧注”。
如卷二十《橄欖》“已輸崖蜜十分甜”句：“〔施注：《本草》：崖蜜，又名石蜜，别有土蜜、石蜜。
〔顧禧注〕記得小説：南人誇橄欖于河東人雲：此有回味。
東人雲：不若我棗。
比至你回味，我已甜久矣。
棗，一作柿。
……”又如卷三十四《立春日小集戲李端叔》“須煩李居士，重説後三三”句：“〔施注〕延一《廣清涼傳》：無著禪師遊五台山，見一寺，有童子延入。
無著問一僧雲：此處衆有幾何？答曰：前三三，後三三。
無著無對。
僧曰：既不解，速須引去。
〔顧禧雲〕此詩方叙燕遊，而遽用後三三語，讀者往往不知所謂，蓋端叔在定武幕中，特悅營妓董九者，故用九數以爲戲爾。
聞其説于強行父雲。
”這説明當顧禧對施元之注有異議或重要補充時，才標出姓氏，其他就不作明顯分别。
總上所述，施注本分注體例應該是：句中注系施元之、顧禧“共爲之”，題下注爲施宿手筆。
鑒于題下注的重要性，應該充分肯定施宿對此書的貢獻。
（三）施注本刊刻年代——所謂“嘉泰本”。
宋犖在《施注蘇詩序》中，稱其所得原刊本爲“宋嘉泰間鏤闆行世”之本，邵長衡《題舊本施注蘇詩》亦謂“鏤闆于宋嘉泰間”。
以後不少學者皆因陸遊于嘉泰二年爲該書作序，遂定爲刊刻之年。
翁方綱《蘇詩補注》卷八引桂馥語雲：“陸放翁序在嘉泰二年，此注本當刻于嘉泰初。
”伍崇曜《蘇詩補注跋》亦稱“先生（翁方綱）舊藏蘇集（即宋犖本），爲宋嘉泰槧本”。
此本現存臺灣省“中央圖書館”，其《善本書目》逕以“宋嘉泰二年淮東倉司刊本”著録。
近人亦多從此説。
其實是不正確的。
如上所述，施宿序文作于嘉定二年，嘉定五六年尚在對題下注進行補益，而新見到的施宿跋文更作于“嘉定六年中秋日”，距陸遊作序時達十一年。
這都説明嘉泰時尚未刻印。
刊刻的地點確在淮東倉司。
鄭羽在景定三年時曾取施注舊闆，修補“重梓”，其跋雲“坡詩多本，獨淮東倉司所刊，明浄端楷，爲有識所賞。
羽承乏于茲，暇日偶取觀，汰其字之漫者大小七萬一千五百七十七，計一百七十九闆，命工重梓”，明言“淮東倉司所刊”。
而嘉泰時施宿尚官紹興通判。
他何時任提舉淮東常平司，不可確考。
（陳乃乾先生定于嘉定五年至七年，不知其據）但嘉定六年他確在淮東倉司任上。
是年他曾刻王順伯《石鼓詛楚音》，并跋雲：“宿乘傳海濱，賓朋罕至，時尋翰墨，拂洗吏塵。
”末署“嘉定六年重五日吳興施宿書”。
文中“海濱”即指淮東倉司所在地泰州。
章樵《石鼓文集注》雲：“周宣王狩于岐陽，所刻《石鼓文》十篇，近世薛尚功、鄭樵各爲之音釋，王厚之考正而集録之，施宿又參以諸家之本，訂以《石鼓》籀文真刻，壽梓于淮東倉司，其辨證訓釋，蓋亦詳備。
”淮東之于施宿，正如衢州之于施元之，是他緻力于刊刻文籍之地，允有注蘇詩之刻。
（施宿序末署“嘉定二年中秋日吳興施宿書”，跋文末署“嘉定六年中秋日吳興施宿書”，與《石鼓詛楚音》跋所署，格式完全一緻。
）另據《揚州府志》：“紹興辛巳，完顔亮寇州。
（泰州）城廢。
開禧丙寅權守趙逢始修築，守翁潾、何郯繼之。
六七年間，才甓二裡餘。
朝（廷）以委提舉茶鹽事施宿。
工竣，視舊增五之一。
”從開禧二年丙寅（一二〇六），中經“六七年”，正是嘉定五六年，足證其時施宿在任。
又，據餘嘉錫考證，施宿“實死于嘉定六年之冬”（《四庫提要辨證》卷七，詳下），即死于淮東倉司任上，施注本的刊刻當不能晚于其後。
而施跋作于是年中秋，則施注本亦不能于此前刻成。
據此，宋刊原本擬定名爲“宋嘉定六年淮東倉司刊本”。
（四）施注本流傳不廣的原因。
《宋會要輯稿·職官》卷七十五：嘉定七年正月“二十一日，直秘閣施宿罷職與祠祿，以中書舍人範之柔言其昨任淮東運判，刻剝亭戶，規圖出剩，以濟其私”。
同書《職官》卷七十六又雲：嘉定“十五年十月十九日詔，施宿特與改正，追復朝請大夫，以其女（原脫）安人妾施氏自陳，故父宿昨任淮東提舉日，但知盡忠報國，討究弊源，撙節浮費，不顧怨仇，悉皆痛革，是以取怨于僚屬，有忤于交承，不幸身死，謗議起于仇人，誣合傾擠。
死及百日，忽（原誤作勿）緻臣僚論父鹽政及修城事。
于父死一年之後，行下抄籍，一家骨肉星散，狼狽暴露，故父靈柩，亦皆封閉，寡妻弱子無所赴愬。
……去年八月内明堂赦恩，及今年正月内受寶大赦，念妾等存沒銜寃，迄今九載”。
根據這兩條材料，參考餘嘉錫的考證，排比施宿晚年及死後有關事項，作時間表如下： 嘉定六年中秋 《注東坡先生詩》開雕（據施《跋》） 六年十月間 施宿卒（據“死及百日”被劾上推） 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施宿被臣僚彈劾（據《宋會要輯稿》；與該書另一條言“身死”後被誣亦相符。
） 七年冬 施宿家被抄籍（據“父死一年之後，行下抄籍”推算） 十五年十月十九日 施宿改正、追復（據《宋會要輯稿》。
上距七年冬，正好首尾“九載”） 這説明施注本的刻印離施宿之死相距甚近，僅二三個月，施宿生前恐未必親見此書；此書甫即竣工而全家即遭抄籍，連“靈柩亦皆封閉”，刻成之書亦不免受損。
而且，在施宿的罪狀中，除了貪污鹽款和修城款外，還直接涉及本書。
周密《癸辛雜識·别集上》“施武子被劾”條雲： 宿晚爲淮東倉曹，時有故舊在言路，因書遺以番葡萄。
歸院相會，出以薦酒。
有問知所自，憾其不己緻也。
劾之，無以蔽罪。
宿嘗以其父所注坡詩刻之倉司，有所識傅穉，字漢孺（原注：湖州人），窮乏相投，善歐書，遂俾書之，鋟闆，以賙其歸。
因摭此事，坐以贓私。
傅穉是施宿的同鄉，施宿等于嘉泰二年修《嘉泰會稽志》時，傅于浙東安撫使司校正書籍，參與其事。
（見《嘉泰會稽志》跋末）至此“窮乏相投”而寫施注上闆，施宿卻因此而被彈劾治罪，施注本的厄運當亦意料中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五四雲：“嘉泰中，宿官餘姚，嘗以是書（指施注蘇詩）刊版，緣是遭論罷，故傳本頗稀。
”指出“傳本頗稀”是由于“遭論罷”，是正確的，惜語焉不詳，且時間和地點皆誤。
（施宿任餘姚知縣在慶元初，見孫應時《餘姚縣義役記》，嘉泰時宿任紹興通判。
）宋犖本確是魯殿靈光，吉光片羽，今存台灣，懷想不已[5]。
二、施《譜》正文的特點和價值 施宿《年譜》的重現，使現存南宋人所作蘇軾年譜增至三種。
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今首見于《東坡七集》本；傅藻《東坡紀年録》，首見于《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
王宗稷，五羊人，字伯言，紹興中曾至黃州；傅藻，仙溪人，字薦可[6]。
其他所知皆甚少。
王《譜》無序、跋，傅《録》有跋，自稱其書是在段仲謀《行紀》、黃德粹《系譜》兩書基礎上編撰而成。
施《譜》有序有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