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身雜優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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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乾嘉時代人的傳聞記載，我們得以知道曹雪芹和他的封建家庭的矛盾沖突的經過。
這事情的梗概和實質意義，是比較鮮明的，但是其中的細節，卻已不可得而詳，連想象也很困難了。
說曹雪芹是和封建家庭發生了矛盾沖突并作過反抗，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那種矛盾、沖突、反抗的具體事例和表現，卻又不一定全部都是足以為今天的我們所贊美的東西。
原因是，一則曹雪芹既不是聖賢化身，也不是英雄人物，他隻是一個滿洲八旗世家出身的子弟，他的思想感情本身就是十分複雜而具有矛盾面的；二則他生活于距今兩個世紀以前的封建社會裡，當時的曆史條件、社會風氣、以至旗人階層的特殊傳統習俗，等等，都同樣對他發生相應的作用和影響，他不可能是"遊離"于時代社會之"外"的。
正因此故，借助于那時候的一般情況和一些事例，來"從旁"說明曹雪芹的問題，就不但是不得已的辦法，而且也是必要的了。
八旗人，特别是滿洲上層成員，在一切方面，都享有特權，在生活上，也受盡了"照顧"。
官高祿厚和按月領薪的有職務差事的不待更論，其餘閑散人員，也同樣是在京城内外賞給住房，近京五百裡圈内撥給地産，這還不算，又發給"口糧"，七歲以上，即給全額（六歲以下減半），喜喪年節，還另有"恩賞"（注：《紅樓夢》第五十三回，寫到賈府過年，族長賈珍派賈蓉去領年賞，領來一個"黃布口袋，上有印就是'皇恩永錫'四個大字"，"恩賜永遠春祭共二分"，就是描叙旗家過年的恩賞的事例。
）。
于是這無數的剝削、寄生者（而且他們是日益滋生繁衍的，據粗略統計，從入關初到乾隆初葉，八旗人口大約增至六七倍之多）就得以一味遊手好閑，專門考究鮮衣美食，追求各種玩好享樂之道，奢靡奇巧，蔚為風氣。
因此，他們的"收入"永遠不能供他們的耗費，不久就陷入了"貧困"之境，八旗"生計"問題（這也要分别看，其中有被剝削階級的旗人的生計破産問題，也有剝削階級的奢縱敗落的問題。
這裡主要是指後者），遂成為康、雍、乾時代（當然我們隻談到乾隆朝為止）的一件極傷腦筋的事情；朝廷累次想辦法"救濟"，諸如編制"養育兵"，豁免虧空，代贖售地，給還入官産業，赈米，賞借等等，不一而足。
單是康熙朝兩次整批的賞賜，就有一千二百萬兩之巨！其後較為零散但也是動辄數百萬兩的賞、貸、免，不可以數計。
但是，這種澆湯沃沸、火上添油的辦法不但"救"不了這些人，反而大大助長了他們的寄生倚賴性和揮霍風習。
由于這樣，便産生了大量的八旗纨袴子弟，這些"哥兒"，憑着他們的"天恩祖德"、特殊條件，一無所事，每日隻是遊蕩戲耍：飲宴，賭錢，聽戲，唱曲（注：那時叫做"唱檔子"。
乾隆詩人蔣士铨《忠雅堂詩集》有《唱檔子》詩，又有"花檔小唱"之名。
參看鄒熊《聲玉山齋詩》卷四《檔子行》所寫："華筵開，檔子來：朱繩辮發金縷鞋，長袍窄袖吳绫裁。
琵琶輕撥腕如玉，宛轉當筵歌一曲；曲中眉語目傳情，燭光照面佯羞縮。
朱門子弟易魂銷，袖底金錢席上抛……"實際則朱門子弟自己也學着唱，如《紅樓夢》中寫寶玉自彈琵琶唱"紅豆"曲，即其反映。
），嫖妓女，狎"相公"，遊春，上廟（當時北京地方幾乎一年到頭有大小廟會），鬥雞，走馬……。
他們招朋引友，到了一起，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正是如《紅樓夢》中所寫的，講說些什麼"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誰家的丫頭标緻，誰家的酒席豐盛，
這事情的梗概和實質意義，是比較鮮明的，但是其中的細節，卻已不可得而詳，連想象也很困難了。
說曹雪芹是和封建家庭發生了矛盾沖突并作過反抗，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那種矛盾、沖突、反抗的具體事例和表現，卻又不一定全部都是足以為今天的我們所贊美的東西。
原因是，一則曹雪芹既不是聖賢化身，也不是英雄人物，他隻是一個滿洲八旗世家出身的子弟，他的思想感情本身就是十分複雜而具有矛盾面的；二則他生活于距今兩個世紀以前的封建社會裡，當時的曆史條件、社會風氣、以至旗人階層的特殊傳統習俗，等等，都同樣對他發生相應的作用和影響，他不可能是"遊離"于時代社會之"外"的。
正因此故，借助于那時候的一般情況和一些事例，來"從旁"說明曹雪芹的問題，就不但是不得已的辦法，而且也是必要的了。
八旗人，特别是滿洲上層成員，在一切方面，都享有特權，在生活上，也受盡了"照顧"。
官高祿厚和按月領薪的有職務差事的不待更論，其餘閑散人員，也同樣是在京城内外賞給住房，近京五百裡圈内撥給地産，這還不算，又發給"口糧"，七歲以上，即給全額（六歲以下減半），喜喪年節，還另有"恩賞"（注：《紅樓夢》第五十三回，寫到賈府過年，族長賈珍派賈蓉去領年賞，領來一個"黃布口袋，上有印就是'皇恩永錫'四個大字"，"恩賜永遠春祭共二分"，就是描叙旗家過年的恩賞的事例。
）。
于是這無數的剝削、寄生者（而且他們是日益滋生繁衍的，據粗略統計，從入關初到乾隆初葉，八旗人口大約增至六七倍之多）就得以一味遊手好閑，專門考究鮮衣美食，追求各種玩好享樂之道，奢靡奇巧，蔚為風氣。
因此，他們的"收入"永遠不能供他們的耗費，不久就陷入了"貧困"之境，八旗"生計"問題（這也要分别看，其中有被剝削階級的旗人的生計破産問題，也有剝削階級的奢縱敗落的問題。
這裡主要是指後者），遂成為康、雍、乾時代（當然我們隻談到乾隆朝為止）的一件極傷腦筋的事情；朝廷累次想辦法"救濟"，諸如編制"養育兵"，豁免虧空，代贖售地，給還入官産業，赈米，賞借等等，不一而足。
單是康熙朝兩次整批的賞賜，就有一千二百萬兩之巨！其後較為零散但也是動辄數百萬兩的賞、貸、免，不可以數計。
但是，這種澆湯沃沸、火上添油的辦法不但"救"不了這些人，反而大大助長了他們的寄生倚賴性和揮霍風習。
由于這樣，便産生了大量的八旗纨袴子弟，這些"哥兒"，憑着他們的"天恩祖德"、特殊條件，一無所事，每日隻是遊蕩戲耍：飲宴，賭錢，聽戲，唱曲（注：那時叫做"唱檔子"。
乾隆詩人蔣士铨《忠雅堂詩集》有《唱檔子》詩，又有"花檔小唱"之名。
參看鄒熊《聲玉山齋詩》卷四《檔子行》所寫："華筵開，檔子來：朱繩辮發金縷鞋，長袍窄袖吳绫裁。
琵琶輕撥腕如玉，宛轉當筵歌一曲；曲中眉語目傳情，燭光照面佯羞縮。
朱門子弟易魂銷，袖底金錢席上抛……"實際則朱門子弟自己也學着唱，如《紅樓夢》中寫寶玉自彈琵琶唱"紅豆"曲，即其反映。
），嫖妓女，狎"相公"，遊春，上廟（當時北京地方幾乎一年到頭有大小廟會），鬥雞，走馬……。
他們招朋引友，到了一起，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正是如《紅樓夢》中所寫的，講說些什麼"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誰家的丫頭标緻，誰家的酒席豐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