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滿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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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曹綸。
曾有曆史家考證曹綸隸屬漢軍正黃旗，其伯祖名瑛，曆官工部侍郎，世人殆因"曹寅""曹瑛"音近，緻相訛混，實際和正白旗包衣人曹雪芹并無關系。
從純考據和簡單的是非正誤的角度來說，曆史家的分辨自然是對的；但是若從研究當時社會心理和八旗集團内部漢族旗人的思想分化情況來看，則筆記家所記下的人們把天理教反清和曹雪芹作《紅樓夢》這兩件事聯在一起的現象，仍然是有其社會意義而值得注意的（注：不妨參看這一事例：鎮壓天理教的那彥成，碰巧正是最恨《紅樓夢》的人。
）。
我們隻要看一下，曹綸、曹福昌父子事發後，前後該管的都統、副都統祿康、裕瑞（即《棗窗閑筆》的著者，此書曾論及《紅樓夢》與曹雪芹之為人）等，皆革去宗室頂戴，即日發往東北，永不叙用，福慶、德麟、拴住等皆或革職、或罰俸，其馀參領、副參領等亦皆拿交刑部治罪；又命"直隸屯居漢軍旗人聽州縣管轄，同民人編入保甲"--這就是幹脆劃出旗外，不再當自己的爪牙看待了。
同時，豫親王裕豐，因其屬下桑堡村居住的"包衣閑散陳爽（他是此案内一重要人物）等黨惡多人，率先肆逆，于九月十五日在紫禁城内滋事"，裕豐因此罰俸十年，并通谕"各王及貝勒、貝子、公等，嗣後各将所屬包衣佐領人等留心稽查，……斷不可姑容隐匿！"（裕豐後來又因其包衣祝海慶與教犯祝現為同族，隐匿不報，革去王爵，令在"府外閑房居住，不準出門"。
裕豐就是曾作《棗窗閑筆》傳寫雪芹的裕瑞之兄，是多铎的六世孫）。
所有這些事實，都有力地說明，當時一部分八旗包衣，漢軍兵丁，宮内太監，蘇拉人等，這些統治集團下層人員或奴仆階層（教首林清就是家僮出身），都和人民一起，參加了秘密起義組織，用行動來推翻清室的統治（注：至于統治集團上層人物，也不無分化之例，如上述的豫親王裕豐，即是顯例；還有《嘯亭雜錄》詳記"犯阙"經過中，曾一再提到某些宗室對搜捕"教匪"所表現的令著者昭槤十分驚異的奇怪或冷漠态度，至言宗室原任大學士祿康為"其心實叵測"。
稍後又有覺羅常鼐，與滿人尼莽阿，歸附邪教一案。
）。
誠如嘉慶的罪己诏所說："變起一時，禍積有日"，上述的這些和人民較為接近的下層旗人，對黑暗統治壓迫的不滿和怨憤，竟至使他們終于決心參加起義反抗，這在封建時代是多麼嚴重的事态，足見這些人的思想分化是多麼積久而日趨激烈了！ 我們在這裡更能看到，清代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在他們入關後的初期，還是民族矛盾；事到乾隆一朝，問題雖然也還包括着民族矛盾，但主要矛盾已經是階級矛盾了。
八旗集團本身就是由上層旗主、旗兵來壓迫、剝削下層的。
下層旗兵和并不"披甲"當差、隻進行農業生産勞動的旗民（稱為"餘丁"），受到殘酷的專制統治和盤剝，因此用種種方式進行反抗，如逃亡，謀求出旗，抗租，乃至個人行刺統治主，最後參加有組織的武裝起義。
隻有從階級分析，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旗人分化和滿漢彙流的原因和意義。
這裡并不是要說曹雪芹"就是"曹綸的"先人"，或者曹雪芹就一定具有和曹綸一模一樣的"天理教徒思想"，而隻是來說明，要想探讨曹雪芹這樣的包衣旗人的思想面貌以及産生那種思想的各方面的根源，了解當時八旗人的分化情況是有其參考意義的：正是在那個時代的處于激劇變化中的下層旗人中間，才有可能産生像曹雪芹這樣的思想家和作家。
而值得特别提到的是，曹雪芹的一位朋友張宜泉，從他的《春柳堂詩稿》裡所流露的若幹迹象而看，就是在思想上非常"偏激"的一個漢軍或内務府包衣旗人。
關于這點，我們将在後面談到。
（注：另一滿洲小說家和邦額的事例，可供研究參證。
蔣瑞藻《花朝生筆記》說："乾隆間，有滿洲縣令和邦額者，著《夜談随錄》一書，皆鬼怪不經之事，效《聊齋志異》之轍，文筆粗犷，殊不及也。
然記陸生柟（按可參看本書第三節引者）之獄，頗持直筆，無所隐諱，亦難能矣；出彼族人手，尤不易得。
《嘯亭雜錄》雲，'和邦額此條，直為悖逆之詞，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無論劾者，可謂僥幸之至。
'又雲，'其記與狐為友者雲，與若輩為友，終為所害。
'"用意荒謬（按此當指和邦額以"狐"隐"胡"，"若輩"即指滿洲"胡人"之意）。
"禮親王著書，安得不雲爾？抑人之度量相越，何其遠也！"（見《小說考證·續編》卷一）和邦額實亦内務府籍，永忠的詩稿中有他的題句。
）
曾有曆史家考證曹綸隸屬漢軍正黃旗，其伯祖名瑛，曆官工部侍郎，世人殆因"曹寅""曹瑛"音近，緻相訛混，實際和正白旗包衣人曹雪芹并無關系。
從純考據和簡單的是非正誤的角度來說，曆史家的分辨自然是對的；但是若從研究當時社會心理和八旗集團内部漢族旗人的思想分化情況來看，則筆記家所記下的人們把天理教反清和曹雪芹作《紅樓夢》這兩件事聯在一起的現象，仍然是有其社會意義而值得注意的（注：不妨參看這一事例：鎮壓天理教的那彥成，碰巧正是最恨《紅樓夢》的人。
）。
我們隻要看一下，曹綸、曹福昌父子事發後，前後該管的都統、副都統祿康、裕瑞（即《棗窗閑筆》的著者，此書曾論及《紅樓夢》與曹雪芹之為人）等，皆革去宗室頂戴，即日發往東北，永不叙用，福慶、德麟、拴住等皆或革職、或罰俸，其馀參領、副參領等亦皆拿交刑部治罪；又命"直隸屯居漢軍旗人聽州縣管轄，同民人編入保甲"--這就是幹脆劃出旗外，不再當自己的爪牙看待了。
同時，豫親王裕豐，因其屬下桑堡村居住的"包衣閑散陳爽（他是此案内一重要人物）等黨惡多人，率先肆逆，于九月十五日在紫禁城内滋事"，裕豐因此罰俸十年，并通谕"各王及貝勒、貝子、公等，嗣後各将所屬包衣佐領人等留心稽查，……斷不可姑容隐匿！"（裕豐後來又因其包衣祝海慶與教犯祝現為同族，隐匿不報，革去王爵，令在"府外閑房居住，不準出門"。
裕豐就是曾作《棗窗閑筆》傳寫雪芹的裕瑞之兄，是多铎的六世孫）。
所有這些事實，都有力地說明，當時一部分八旗包衣，漢軍兵丁，宮内太監，蘇拉人等，這些統治集團下層人員或奴仆階層（教首林清就是家僮出身），都和人民一起，參加了秘密起義組織，用行動來推翻清室的統治（注：至于統治集團上層人物，也不無分化之例，如上述的豫親王裕豐，即是顯例；還有《嘯亭雜錄》詳記"犯阙"經過中，曾一再提到某些宗室對搜捕"教匪"所表現的令著者昭槤十分驚異的奇怪或冷漠态度，至言宗室原任大學士祿康為"其心實叵測"。
稍後又有覺羅常鼐，與滿人尼莽阿，歸附邪教一案。
）。
誠如嘉慶的罪己诏所說："變起一時，禍積有日"，上述的這些和人民較為接近的下層旗人，對黑暗統治壓迫的不滿和怨憤，竟至使他們終于決心參加起義反抗，這在封建時代是多麼嚴重的事态，足見這些人的思想分化是多麼積久而日趨激烈了！ 我們在這裡更能看到，清代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在他們入關後的初期，還是民族矛盾；事到乾隆一朝，問題雖然也還包括着民族矛盾，但主要矛盾已經是階級矛盾了。
八旗集團本身就是由上層旗主、旗兵來壓迫、剝削下層的。
下層旗兵和并不"披甲"當差、隻進行農業生産勞動的旗民（稱為"餘丁"），受到殘酷的專制統治和盤剝，因此用種種方式進行反抗，如逃亡，謀求出旗，抗租，乃至個人行刺統治主，最後參加有組織的武裝起義。
隻有從階級分析，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旗人分化和滿漢彙流的原因和意義。
這裡并不是要說曹雪芹"就是"曹綸的"先人"，或者曹雪芹就一定具有和曹綸一模一樣的"天理教徒思想"，而隻是來說明，要想探讨曹雪芹這樣的包衣旗人的思想面貌以及産生那種思想的各方面的根源，了解當時八旗人的分化情況是有其參考意義的：正是在那個時代的處于激劇變化中的下層旗人中間，才有可能産生像曹雪芹這樣的思想家和作家。
而值得特别提到的是，曹雪芹的一位朋友張宜泉，從他的《春柳堂詩稿》裡所流露的若幹迹象而看，就是在思想上非常"偏激"的一個漢軍或内務府包衣旗人。
關于這點，我們将在後面談到。
（注：另一滿洲小說家和邦額的事例，可供研究參證。
蔣瑞藻《花朝生筆記》說："乾隆間，有滿洲縣令和邦額者，著《夜談随錄》一書，皆鬼怪不經之事，效《聊齋志異》之轍，文筆粗犷，殊不及也。
然記陸生柟（按可參看本書第三節引者）之獄，頗持直筆，無所隐諱，亦難能矣；出彼族人手，尤不易得。
《嘯亭雜錄》雲，'和邦額此條，直為悖逆之詞，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無論劾者，可謂僥幸之至。
'又雲，'其記與狐為友者雲，與若輩為友，終為所害。
'"用意荒謬（按此當指和邦額以"狐"隐"胡"，"若輩"即指滿洲"胡人"之意）。
"禮親王著書，安得不雲爾？抑人之度量相越，何其遠也！"（見《小說考證·續編》卷一）和邦額實亦内務府籍，永忠的詩稿中有他的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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