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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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裡才從墨西哥度寒假回來時，收到周汝昌先生自北京來信，說他最近已把舊著《曹雪芹》一書增删修訂，改題作《曹雪芹小傳》，即将出版，要我寫一小序，以志墨緣。
他這大著要出新版的消息，不但使我高興，我想海内外所有愛好《紅樓夢》的讀者們也一定會雀躍歡迎的。
大家都明白，我們對曹雪芹這偉大作家的一生是知道得太少了。
我們不但沒有足夠的材料來寫一部完整的曹雪芹傳，就連許多最基本的傳記資料，如他的生卒年，父母到底是誰，一生大部分有什麼活動，到今天還成為争論的問題，或停留在摸索的階段。
事實上，世界幾個最偉大的文學家的生平畢竟如何，也往往令人茫茫然：像荷馬與屈原，也許是由于時代太久遠了，缺乏詳細記載；但莎士比亞（1564-1616）比曹雪芹隻早生一百多年，已近于中國的明朝末期，到今天大家對他也不是知道得很清楚，甚至有人還在說，那些戲劇都不是他作的。
也許這些大文學家在生時正由于不受統治集團和世俗的重視，才有機會獨行其是，發揮一種挑戰和反叛的精神，創作出不朽的巨著罷。
這樣說來，好像越是寫最偉大的作家的傳記，越會遭遇到最大的困難。
曹雪芹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此我希望讀者們在讀這小傳之前，首先要想到著者所面臨的是何等的一個極端棘手的難題。
可是我覺得汝昌寫這小傳時，卻采取了一種很明智的态度。
他把我們所已确知有關曹雪芹的一鱗半爪，鑲嵌熔鑄進他所處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文學藝術的環境裡，用烘雲托月的手法，襯出一幅相當可靠而可觀的遠景和輪廓來。
他所描述的清代制度，康熙、雍正、乾隆時代的政治演變和風俗習慣，都詳征史實；對于曹雪芹身世的考證，比較起來也最是審慎；大凡假設、推斷、揣測之處，也多明白指出，留待讀者判斷，好作進一步探索。
這種以嚴密的實證配合審慎的想象來靈活處理，我認為是我們目前寫曹雪芹傳唯一可取的态度。
自從"五四"時期新紅學發展以來，經過許多學者的努力，我們對《紅樓夢》和它的作者、編者和批者的研究，已進步很多了。
這其間，周汝昌先生1948年起草、1953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證》無可否認的是紅學方面一部劃時代的最重要的著作。
他挖掘史料之勤慎，論證史實之細密，都可令人敬佩。
至于對某些問題的判斷和解答，對某些資料的闡釋和運用，當然不會得到每個人的完全同意。
這本來是很自然的現象。
一個頂好的例子，是他大膽建議曹宣的名字，多年來受人責難，直到康熙時的《曹玺傳》稿被發現後，才果然得到證實。
今後紅學研究，基本上還需要大家來發掘更多的資料，并使它普遍流通，讓學術界來廣泛利用，作出各種不同的可能的解釋，互相批評，铢積寸累，棄粕存精，以求逐步接近真實。
"實事求是"首先要挖掘和知道"實事"，然後經過反複辯論，才能求得真是非。
恰如林黛玉對香菱說的："正要講究讨論，方能長進。
"汝昌在考證方面給紅學奠立了許多基礎工作，在講論方面也引起了好些啟發性的頭緒。
他自己也在不斷地精進。
這一點我不妨舉一件小事來作證。
他在初版《紅樓夢新證》裡解釋"雪芹"二字說："怕是從蘇轍《新春》詩'園父初挑雪底芹'取來的。
"後來在1964年出版的《曹雪芹》一書裡，他又加了"或範成大的'玉雪芹芽拔薤長'的詩句。
"我當時讀到這裡，就覺得這樣注釋固然顯得有理，但雪芹真正用意所本，應該還是蘇轼的《東坡八首》。
我把這意見向一些學生說過，本來想寫一篇小品來補充，因别的事情耽擱了。
後來讀到1976年汝昌的《新證》增訂本時，見他果然在這範成大的《田園》絕句下面又加了一個括符說："參看蘇轼《東坡八首》之三：'泥芹有宿根，一寸磋獨在；雪芽何時動，春鸠行可脍。
'"這小事很可看出他不斷勤奮追索的精神。
當然這裡我仍然不妨補充一下我個人的一點見解。
我為什麼說這詩才是"雪芹"之所本呢？要了解這點，必先說明蘇東坡用這"雪"和"芹"的曆史背景和象征意義。
按蘇轼在元豐二年（1079）被新政派小人告發，以所作詩文"譏切時事"，教人滅"尊君之義"，和"當官侮慢"等罪名，被逮捕下禦史台審問入獄，幾乎喪了性命。
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烏台詩案"。
此案牽連很廣，據東坡自己事後說，吏卒到他家搜抄，聲勢洶洶，他家"老幼幾怖死"，家人趕急把他的書稿全部燒毀。
親戚故人多驚散不顧。
情況頗有點像《紅樓夢》裡所描寫的抄家的恐怖局面。
我們固然不知道這一回是不是雪芹的原稿；但我想，雪芹在原稿寫到抄家時，其情況恐怕也會和東坡所描寫的抄家的恐怖局面有共同之點。
而汝昌在本書中寫到明清時代抄家的情況時，也正好有類似的舉例，《新證》增訂本引《永憲錄》也有"幼兒怖死"的例子。
蘇轼在禦史台的獄裡坐了四個多月的監牢，舊傳禦史台植有柏樹，上有烏數
他這大著要出新版的消息，不但使我高興，我想海内外所有愛好《紅樓夢》的讀者們也一定會雀躍歡迎的。
大家都明白，我們對曹雪芹這偉大作家的一生是知道得太少了。
我們不但沒有足夠的材料來寫一部完整的曹雪芹傳，就連許多最基本的傳記資料，如他的生卒年，父母到底是誰，一生大部分有什麼活動，到今天還成為争論的問題，或停留在摸索的階段。
事實上，世界幾個最偉大的文學家的生平畢竟如何，也往往令人茫茫然：像荷馬與屈原，也許是由于時代太久遠了，缺乏詳細記載；但莎士比亞（1564-1616）比曹雪芹隻早生一百多年，已近于中國的明朝末期，到今天大家對他也不是知道得很清楚，甚至有人還在說，那些戲劇都不是他作的。
也許這些大文學家在生時正由于不受統治集團和世俗的重視，才有機會獨行其是，發揮一種挑戰和反叛的精神，創作出不朽的巨著罷。
這樣說來，好像越是寫最偉大的作家的傳記，越會遭遇到最大的困難。
曹雪芹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此我希望讀者們在讀這小傳之前，首先要想到著者所面臨的是何等的一個極端棘手的難題。
可是我覺得汝昌寫這小傳時，卻采取了一種很明智的态度。
他把我們所已确知有關曹雪芹的一鱗半爪，鑲嵌熔鑄進他所處的社會、政治、文化和文學藝術的環境裡，用烘雲托月的手法，襯出一幅相當可靠而可觀的遠景和輪廓來。
他所描述的清代制度，康熙、雍正、乾隆時代的政治演變和風俗習慣，都詳征史實；對于曹雪芹身世的考證，比較起來也最是審慎；大凡假設、推斷、揣測之處，也多明白指出，留待讀者判斷，好作進一步探索。
這種以嚴密的實證配合審慎的想象來靈活處理，我認為是我們目前寫曹雪芹傳唯一可取的态度。
自從"五四"時期新紅學發展以來，經過許多學者的努力，我們對《紅樓夢》和它的作者、編者和批者的研究，已進步很多了。
這其間，周汝昌先生1948年起草、1953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證》無可否認的是紅學方面一部劃時代的最重要的著作。
他挖掘史料之勤慎，論證史實之細密，都可令人敬佩。
至于對某些問題的判斷和解答，對某些資料的闡釋和運用，當然不會得到每個人的完全同意。
這本來是很自然的現象。
一個頂好的例子，是他大膽建議曹宣的名字，多年來受人責難，直到康熙時的《曹玺傳》稿被發現後，才果然得到證實。
今後紅學研究，基本上還需要大家來發掘更多的資料，并使它普遍流通，讓學術界來廣泛利用，作出各種不同的可能的解釋，互相批評，铢積寸累，棄粕存精，以求逐步接近真實。
"實事求是"首先要挖掘和知道"實事"，然後經過反複辯論，才能求得真是非。
恰如林黛玉對香菱說的："正要講究讨論，方能長進。
"汝昌在考證方面給紅學奠立了許多基礎工作，在講論方面也引起了好些啟發性的頭緒。
他自己也在不斷地精進。
這一點我不妨舉一件小事來作證。
他在初版《紅樓夢新證》裡解釋"雪芹"二字說："怕是從蘇轍《新春》詩'園父初挑雪底芹'取來的。
"後來在1964年出版的《曹雪芹》一書裡，他又加了"或範成大的'玉雪芹芽拔薤長'的詩句。
"我當時讀到這裡，就覺得這樣注釋固然顯得有理，但雪芹真正用意所本，應該還是蘇轼的《東坡八首》。
我把這意見向一些學生說過，本來想寫一篇小品來補充，因别的事情耽擱了。
後來讀到1976年汝昌的《新證》增訂本時，見他果然在這範成大的《田園》絕句下面又加了一個括符說："參看蘇轼《東坡八首》之三：'泥芹有宿根，一寸磋獨在；雪芽何時動，春鸠行可脍。
'"這小事很可看出他不斷勤奮追索的精神。
當然這裡我仍然不妨補充一下我個人的一點見解。
我為什麼說這詩才是"雪芹"之所本呢？要了解這點，必先說明蘇東坡用這"雪"和"芹"的曆史背景和象征意義。
按蘇轼在元豐二年（1079）被新政派小人告發，以所作詩文"譏切時事"，教人滅"尊君之義"，和"當官侮慢"等罪名，被逮捕下禦史台審問入獄，幾乎喪了性命。
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烏台詩案"。
此案牽連很廣，據東坡自己事後說，吏卒到他家搜抄，聲勢洶洶，他家"老幼幾怖死"，家人趕急把他的書稿全部燒毀。
親戚故人多驚散不顧。
情況頗有點像《紅樓夢》裡所描寫的抄家的恐怖局面。
我們固然不知道這一回是不是雪芹的原稿；但我想，雪芹在原稿寫到抄家時，其情況恐怕也會和東坡所描寫的抄家的恐怖局面有共同之點。
而汝昌在本書中寫到明清時代抄家的情況時，也正好有類似的舉例，《新證》增訂本引《永憲錄》也有"幼兒怖死"的例子。
蘇轼在禦史台的獄裡坐了四個多月的監牢，舊傳禦史台植有柏樹，上有烏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