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政治推理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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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記錄其他&ldquo偶然&rdquo變異一樣）是相當對稱的，最多的是中位數，中位數以上和以下的兩根下降曲線彼此相當一緻。
作為經驗的結果，長筒靴制造商事實上是劃這樣一根曲線，使大批靴子的長度或寬度接近中位數，中位數以上和以下的尺碼則對稱地逐漸減少。
在下一章裡，我将論述這種或者真正&ldquo劃定&rdquo，或者粗略地想象的曲線在推理中的使用。
在本章裡，我指出，第一，它們很容易被記住（部分是因為我們的視覺記憶極易保持一根黑線在白紙上畫的形象），因此我們頭腦裡能夠容納的變異的數量要比把它們當作孤立的例子記住的可能性大得多；第二，我們可以借助想象這樣的曲線對尚未出生或尚未測量的群體可能有的任何遺傳特征的變異性質有一個大緻準确的概念。
為了研究政治而将人的知識劃分的第三類也是最後一類，是人的環境以及環境對于人的性格和行為的影響的各種事實。
政治學的特殊困難就在于這個因素極不穩定和極不可靠。
人的類型及其差異的量的分布，對于隻與區區幾代人打交道的政治家來說，幾乎是永久性的。
人的環境正以日益增快的速度在改變。
每個人的遺傳本性确與另一個人不同，但是每代人的最重要差異的相對發生率還是可以預測的。
另一方面，一個人的環境同其他人的環境之間的差異卻無法用曲線表示，也無法用應急辦法記住或預測。
巴克爾曾試圖借助構成一小部分環境的氣候的影響的少數概括來解釋現代國家目前的智力曆史并預言未來的智力曆史。
但是巴克爾失敗了，以後再沒有人以他那樣的自信來研究這個問題。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在任何一個民族或階級的任何特定時候的環境裡，有些因素為全體成員構成一個共同的經曆，因而也構成一個共同的影響。
氣候就是這樣一個因素，其他如美洲的發現、印刷術的發明、工資和價格的比率都是。
一切非國教徒都受對于國教徒很少意識到的某些事情的記憶的影響，一切愛爾蘭人都受絕大多數英格蘭人力圖忘懷的事情的影響。
因此，政治研究者必須讀曆史，特别是發生在剛剛過去的那段時候、很可能影響他将在其中工作的一代人的那些事件和思想習慣的曆史。
但是，他必須經常提高警惕，不要指望他讀的東西能給予他很大的作準确預測的力量。
逢到曆史告訴他某一個試驗成功或失敗的時候，他必須永遠設法弄清楚成功或失敗在何種程度上應歸諸人的因素，在何種程度上應歸諸環境因素。
如果他能夠證明失敗是由于忽視了某些人的因素，并能明确地說明那些因素是什麼，他就能夠賦予任何一個世代中的老人借以告誡年輕人，說年輕人的思想&ldquo違反人性&rdquo的那些一再重複而無人理睬的格言以真正的意義。
但是，如果失敗的原因是心理環境，也就是說，是習慣或傳統，或者記憶，那麼，他就應該時刻提防就民族或種族&ldquo特性&rdquo作出概括。
現代政治思想中犯錯誤最多的一個原因，是将隻屬于生物遺傳的經久不變性賦予共同習慣。
就凱爾特人和條頓人或者東方和西方作出的概括足可建立一門科學，但是概括所根據的事實可能在一個世代内就消失無遺。
在過去，民族習慣改變得非常緩慢，這是因為新的生活方式很難創造出來而且隻是逐漸推廣，同時也是因為人與人或國與國之間交流思想的工具極不完善；因此關于一種民族習慣的正确報道可能在許多世紀内仍保持正确，而實際上恐怕也是如此。
但是今天，一項可使社會生活或工業生活發生巨大變化的發明在地球彼岸某一國家會像在它的起源地一樣被熱心地采用。
一個有重要事情要說的政治家第二天早晨是對五億聽衆說的，而像日本海戰役那樣的重大事件發生幾小時後就開始在幾千英裡外産生影響。
在這些新的條件下，已發生了足夠多的事情，表明不變的東方明天可能進入一個革命時期，而英國人對理性概念的冷淡或法國人的軍事野心這類習慣，在足夠強的刺激下，國家是可以像個人一樣把它們徹底抛棄的。
*** [1]洛克：《政府論上篇》，1690年，1821年版，第191頁。
[2]希披克拉底（公元前460&mdash前360？）：古希臘名醫，世稱醫學之父。
&mdash&mdash譯者 [3]蓋倫（130？&mdash200？）：古希臘名醫。
&mdash&mdash譯者 [4]1907&mdash1908年冬天，我曾在不同場合同兩個牛津大學青年研究生讨論政治學的入門法。
我對每一個研究生都建議說，讀一點心理學是有用的。
每個研究生事後都告訴我說，他已經向他的導師請教過，導師回說心理學&ldquo沒有用處&rdquo，或者是&ldquo廢話&rdquo。
一位導師&mdash&mdash一個以智力過人聞名的人&mdash&mdash據說還添加了一個妙不可言的學究氣理由，即心理學&ldquo既非科學，也非哲學&rdquo。
[5]托勒密：公元前二世紀古希臘天文學家。
&mdash&mdash譯者 [6]喻殖民地和宗主國斷絕關系。
&mdash&mdash譯者 [7]《現代烏托邦》第381頁。
作為經驗的結果，長筒靴制造商事實上是劃這樣一根曲線，使大批靴子的長度或寬度接近中位數，中位數以上和以下的尺碼則對稱地逐漸減少。
在下一章裡，我将論述這種或者真正&ldquo劃定&rdquo，或者粗略地想象的曲線在推理中的使用。
在本章裡，我指出，第一，它們很容易被記住（部分是因為我們的視覺記憶極易保持一根黑線在白紙上畫的形象），因此我們頭腦裡能夠容納的變異的數量要比把它們當作孤立的例子記住的可能性大得多；第二，我們可以借助想象這樣的曲線對尚未出生或尚未測量的群體可能有的任何遺傳特征的變異性質有一個大緻準确的概念。
為了研究政治而将人的知識劃分的第三類也是最後一類，是人的環境以及環境對于人的性格和行為的影響的各種事實。
政治學的特殊困難就在于這個因素極不穩定和極不可靠。
人的類型及其差異的量的分布，對于隻與區區幾代人打交道的政治家來說，幾乎是永久性的。
人的環境正以日益增快的速度在改變。
每個人的遺傳本性确與另一個人不同，但是每代人的最重要差異的相對發生率還是可以預測的。
另一方面，一個人的環境同其他人的環境之間的差異卻無法用曲線表示，也無法用應急辦法記住或預測。
巴克爾曾試圖借助構成一小部分環境的氣候的影響的少數概括來解釋現代國家目前的智力曆史并預言未來的智力曆史。
但是巴克爾失敗了，以後再沒有人以他那樣的自信來研究這個問題。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在任何一個民族或階級的任何特定時候的環境裡，有些因素為全體成員構成一個共同的經曆，因而也構成一個共同的影響。
氣候就是這樣一個因素，其他如美洲的發現、印刷術的發明、工資和價格的比率都是。
一切非國教徒都受對于國教徒很少意識到的某些事情的記憶的影響，一切愛爾蘭人都受絕大多數英格蘭人力圖忘懷的事情的影響。
因此，政治研究者必須讀曆史，特别是發生在剛剛過去的那段時候、很可能影響他将在其中工作的一代人的那些事件和思想習慣的曆史。
但是，他必須經常提高警惕，不要指望他讀的東西能給予他很大的作準确預測的力量。
逢到曆史告訴他某一個試驗成功或失敗的時候，他必須永遠設法弄清楚成功或失敗在何種程度上應歸諸人的因素，在何種程度上應歸諸環境因素。
如果他能夠證明失敗是由于忽視了某些人的因素，并能明确地說明那些因素是什麼，他就能夠賦予任何一個世代中的老人借以告誡年輕人，說年輕人的思想&ldquo違反人性&rdquo的那些一再重複而無人理睬的格言以真正的意義。
但是，如果失敗的原因是心理環境，也就是說，是習慣或傳統，或者記憶，那麼，他就應該時刻提防就民族或種族&ldquo特性&rdquo作出概括。
現代政治思想中犯錯誤最多的一個原因，是将隻屬于生物遺傳的經久不變性賦予共同習慣。
就凱爾特人和條頓人或者東方和西方作出的概括足可建立一門科學，但是概括所根據的事實可能在一個世代内就消失無遺。
在過去，民族習慣改變得非常緩慢，這是因為新的生活方式很難創造出來而且隻是逐漸推廣，同時也是因為人與人或國與國之間交流思想的工具極不完善；因此關于一種民族習慣的正确報道可能在許多世紀内仍保持正确，而實際上恐怕也是如此。
但是今天，一項可使社會生活或工業生活發生巨大變化的發明在地球彼岸某一國家會像在它的起源地一樣被熱心地采用。
一個有重要事情要說的政治家第二天早晨是對五億聽衆說的，而像日本海戰役那樣的重大事件發生幾小時後就開始在幾千英裡外産生影響。
在這些新的條件下，已發生了足夠多的事情，表明不變的東方明天可能進入一個革命時期，而英國人對理性概念的冷淡或法國人的軍事野心這類習慣，在足夠強的刺激下，國家是可以像個人一樣把它們徹底抛棄的。
*** [1]洛克：《政府論上篇》，1690年，1821年版，第191頁。
[2]希披克拉底（公元前460&mdash前360？）：古希臘名醫，世稱醫學之父。
&mdash&mdash譯者 [3]蓋倫（130？&mdash200？）：古希臘名醫。
&mdash&mdash譯者 [4]1907&mdash1908年冬天，我曾在不同場合同兩個牛津大學青年研究生讨論政治學的入門法。
我對每一個研究生都建議說，讀一點心理學是有用的。
每個研究生事後都告訴我說，他已經向他的導師請教過，導師回說心理學&ldquo沒有用處&rdquo，或者是&ldquo廢話&rdquo。
一位導師&mdash&mdash一個以智力過人聞名的人&mdash&mdash據說還添加了一個妙不可言的學究氣理由，即心理學&ldquo既非科學，也非哲學&rdquo。
[5]托勒密：公元前二世紀古希臘天文學家。
&mdash&mdash譯者 [6]喻殖民地和宗主國斷絕關系。
&mdash&mdash譯者 [7]《現代烏托邦》第3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