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政治推理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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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他不再認為是&ldquo抽象&rdquo或&ldquo理想&rdquo的人性概念也許隻不過出于學術上的興趣。
但是這種不完全的信念卻産生巨大的實際效果。
由于梅裡維爾知道他的老師們在工作室裡學習的政治學是不适當的，可又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就隻好老老實實地放棄了對白人殖民地與大英帝國其餘部分的關系這樣一個棘手問題進行有效思考的企圖。
他因此決定這個問題應當用&ldquo砍斷纜索&rdquo[44]這個單憑有限的經驗的方法來解決；由于他是緊急時期殖民部的長官，他的決定無論是錯是對都不是無關宏旨的。
布賴斯先生也許正因為腦子裡有這樣一個不完全的信念，才未能對政治學作出建設性的貢獻，而他其實是比當時其他一切人更有資格作出這種貢獻的。
他在同一篇前言中說：&ldquo我個人是個樂觀主義者，幾乎是個職業的樂觀主義者，一個人如果不下定決心盡可能從烏雲中看到藍天，那麼，政治确實是不堪忍受的。
&rdquo試想象一個化學實驗方面公認的領袖發現實驗沒有證實某一條定式，居然還自稱&ldquo下定決心&rdquo以老的和舒服的觀點看問題！ 我提倡的政治訓練課程的第二步，是從量的角度研究與至今一直作為類型研究對象的&ldquo正常人&rdquo或&ldquo一般人&rdquo相比較而存在的個人遺傳變異。
研究者如何對待這部分課程呢？每個人就其物質來說，都和另一個人在量的方面有所不同。
研究者顯然不能在頭腦裡裝進或為了思考而使用十五億人的哪怕單獨一種遺傳特質的全部變異。
一個種族過去曆史上無數種遺傳特質的相互關系他能夠弄清或記住的就更少了，因為每一分鐘都有人出生和死去。
H．G．威爾斯先生在他的《現代烏托邦》的一篇十分生動的&ldquo工具的懷疑&rdquo附錄文章裡面對了這個事實。
他的回答是，這個困難&ldquo在生活的一切實際事務中是毫不重要的，或者就除哲學和廣泛的概括外的一切而論，也是毫不重要的。
但是在哲學中卻有重大關系。
如果我早餐要兩個新鮮雞蛋，卻送上兩個未充分孵化但仍舊獨一無二的鳥蛋，那麼，它們很可能适合我的原始的生理目的。
&rdquo[45] 但是，對于政治家來說，個人的獨一無二是極其重要的，不僅是在他處理&ldquo哲學和廣泛的概括&rdquo的時候，而且在他日常生活的實際事務中。
即使家禽繁殖家在搞一個新品種的時候也不會光是要&ldquo兩個雞蛋&rdquo放在母雞肚皮底下，而對一個出奇複雜的世界上的實際結果負責的政治家要比家禽繁殖家處理更微妙的特征。
一個政治家需要兩個私人秘書，或者兩位将軍，或者兩個能獲得非國教徒和工會主義者同樣熱烈擁護的候選人，是不會單單要&ldquo兩個人&rdquo就算了事的。
不過，在這一點上，多數政治學作者似乎都暗示說，他們已經把人性描寫成仿佛一切人在一切方面都同普通人一樣，而且已經警告過他們的讀者，說他們的描寫是不精确的，這樣以後，他們就再也無能為力了。
個人差異的全部知識必須讓個人自己去體會。
比方，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在其《邏輯體系》結尾&ldquo道德科學的邏輯&rdquo一節中就暗示了這一點，而且似乎還暗示說，政治學研究者和教授所作的政治判斷和預測中任何不精确之處并不包含一個大的錯誤因素。
密爾說：&ldquo除了對個别人的自然差異以及這些差異所依據的物質環境的程度（當我們從平均數或總數研究人類時，這些是次要的）還有點不肯定以外，我認為，能幹的鑒定人多半會同意，人性的不同構成因素的總規律甚至現在就已經被充分認識，一個能幹的思想家能夠幾乎肯定地從那些規律推斷出任何一組假定的環境在一般人身上形成的特殊性格。
&rdquo 今天幾乎沒有人會同意密爾的觀點。
正因為我們覺得自己不能&ldquo幾乎肯定地&rdquo推斷出環境對性格的影響，所以才都希望在可能範圍内獲得一個比從&ldquo平均數或總數&rdquo思考人類所能得到的更精确的人的差異概念。
幸而數理生物學研究者（卡爾·皮爾遜教授是最著名的領袖）已經向我們表明，遺傳變異的事實可以如此這般地安排，使我們用不着記憶無數個孤立的例子就能記住。
皮爾遜教授等人在《生物統計學》期刊上測量了無數山毛榉葉、蝸牛的舌頭、人的頭骨等等，并在每一情況下記錄了每一群體中每一特質的變異，皮爾遜教授稱之為&ldquo觀察頻率多邊形&rdquo，但是按照對其形狀的模糊記憶，我本人管它叫&ldquo三角帽&rdquo。
下面是一張這種形狀的摹圖，根據對美國陸軍25878名新兵的實際測量繪制。
ABC線通過與AC線各點的距離記錄了達到各級英寸高度的新兵人數。
它表明（如虛線所示）身高在五英尺十一英寸至六英尺之間的新兵約為一千五百名，五英尺七英寸至五英尺八英寸約為四千名。
這種圖，如果單單記錄後代同母體在進化中常常不太相似這一事實的結果（就
但是這種不完全的信念卻産生巨大的實際效果。
由于梅裡維爾知道他的老師們在工作室裡學習的政治學是不适當的，可又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就隻好老老實實地放棄了對白人殖民地與大英帝國其餘部分的關系這樣一個棘手問題進行有效思考的企圖。
他因此決定這個問題應當用&ldquo砍斷纜索&rdquo[44]這個單憑有限的經驗的方法來解決；由于他是緊急時期殖民部的長官，他的決定無論是錯是對都不是無關宏旨的。
布賴斯先生也許正因為腦子裡有這樣一個不完全的信念，才未能對政治學作出建設性的貢獻，而他其實是比當時其他一切人更有資格作出這種貢獻的。
他在同一篇前言中說：&ldquo我個人是個樂觀主義者，幾乎是個職業的樂觀主義者，一個人如果不下定決心盡可能從烏雲中看到藍天，那麼，政治确實是不堪忍受的。
&rdquo試想象一個化學實驗方面公認的領袖發現實驗沒有證實某一條定式，居然還自稱&ldquo下定決心&rdquo以老的和舒服的觀點看問題！ 我提倡的政治訓練課程的第二步，是從量的角度研究與至今一直作為類型研究對象的&ldquo正常人&rdquo或&ldquo一般人&rdquo相比較而存在的個人遺傳變異。
研究者如何對待這部分課程呢？每個人就其物質來說，都和另一個人在量的方面有所不同。
研究者顯然不能在頭腦裡裝進或為了思考而使用十五億人的哪怕單獨一種遺傳特質的全部變異。
一個種族過去曆史上無數種遺傳特質的相互關系他能夠弄清或記住的就更少了，因為每一分鐘都有人出生和死去。
H．G．威爾斯先生在他的《現代烏托邦》的一篇十分生動的&ldquo工具的懷疑&rdquo附錄文章裡面對了這個事實。
他的回答是，這個困難&ldquo在生活的一切實際事務中是毫不重要的，或者就除哲學和廣泛的概括外的一切而論，也是毫不重要的。
但是在哲學中卻有重大關系。
如果我早餐要兩個新鮮雞蛋，卻送上兩個未充分孵化但仍舊獨一無二的鳥蛋，那麼，它們很可能适合我的原始的生理目的。
&rdquo[45] 但是，對于政治家來說，個人的獨一無二是極其重要的，不僅是在他處理&ldquo哲學和廣泛的概括&rdquo的時候，而且在他日常生活的實際事務中。
即使家禽繁殖家在搞一個新品種的時候也不會光是要&ldquo兩個雞蛋&rdquo放在母雞肚皮底下，而對一個出奇複雜的世界上的實際結果負責的政治家要比家禽繁殖家處理更微妙的特征。
一個政治家需要兩個私人秘書，或者兩位将軍，或者兩個能獲得非國教徒和工會主義者同樣熱烈擁護的候選人，是不會單單要&ldquo兩個人&rdquo就算了事的。
不過，在這一點上，多數政治學作者似乎都暗示說，他們已經把人性描寫成仿佛一切人在一切方面都同普通人一樣，而且已經警告過他們的讀者，說他們的描寫是不精确的，這樣以後，他們就再也無能為力了。
個人差異的全部知識必須讓個人自己去體會。
比方，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在其《邏輯體系》結尾&ldquo道德科學的邏輯&rdquo一節中就暗示了這一點，而且似乎還暗示說，政治學研究者和教授所作的政治判斷和預測中任何不精确之處并不包含一個大的錯誤因素。
密爾說：&ldquo除了對個别人的自然差異以及這些差異所依據的物質環境的程度（當我們從平均數或總數研究人類時，這些是次要的）還有點不肯定以外，我認為，能幹的鑒定人多半會同意，人性的不同構成因素的總規律甚至現在就已經被充分認識，一個能幹的思想家能夠幾乎肯定地從那些規律推斷出任何一組假定的環境在一般人身上形成的特殊性格。
&rdquo 今天幾乎沒有人會同意密爾的觀點。
正因為我們覺得自己不能&ldquo幾乎肯定地&rdquo推斷出環境對性格的影響，所以才都希望在可能範圍内獲得一個比從&ldquo平均數或總數&rdquo思考人類所能得到的更精确的人的差異概念。
幸而數理生物學研究者（卡爾·皮爾遜教授是最著名的領袖）已經向我們表明，遺傳變異的事實可以如此這般地安排，使我們用不着記憶無數個孤立的例子就能記住。
皮爾遜教授等人在《生物統計學》期刊上測量了無數山毛榉葉、蝸牛的舌頭、人的頭骨等等，并在每一情況下記錄了每一群體中每一特質的變異，皮爾遜教授稱之為&ldquo觀察頻率多邊形&rdquo，但是按照對其形狀的模糊記憶，我本人管它叫&ldquo三角帽&rdquo。
下面是一張這種形狀的摹圖，根據對美國陸軍25878名新兵的實際測量繪制。
ABC線通過與AC線各點的距離記錄了達到各級英寸高度的新兵人數。
它表明（如虛線所示）身高在五英尺十一英寸至六英尺之間的新兵約為一千五百名，五英尺七英寸至五英尺八英寸約為四千名。
這種圖，如果單單記錄後代同母體在進化中常常不太相似這一事實的結果（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