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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伯樂說: “這是良心問題。

    ” 太太說: “什麼良心問題?” 馬伯樂說: “船翻了不淹死人嗎?” 太太說: “你也不看看這是什麼時候,逃起難來還怕死嗎?” “船老闆在一邊溜着縫說: “說得對呀,買一隻船做做好事,多救幾條命也是應該的。

    ” 這時候在甲闆上又有些人在罵着,在說着疙疸話。

     船老闆越聽越不入耳,又從扶梯上去,又要發表談話。

     這時候有幾位傷兵弟兄,就首先招呼着說: “聽老闆發表演說啦!” 于是果然展開了一個很肅靜的場面。

    老闆第一句就說: “我為的什麼?”而後很沉靜他說了第二句,“諸位是為的逃難,是想要從危險的地方逃到安全的地方去。

    而我呢,南京一趟。

    漢口一趟,我是為的什麼?我是為的諸位呀!換句話說,我就是為的我們的國家民族,若不然,我們何必非幹這行子不可呢?就說我這隻船吧,載點别的什麼貨物不行嗎?難道不載客人就爛到家裡了嗎?不過就是這樣,在國難的時候,有一分力量就要盡一分力量,有槍的上前線,沒槍的在後方工作。

    大家在逃難的時候,忍耐着一點,也就過去了,說三道四,于事無補,白起摩擦,那是漢奸行為。

    ” 船老闆前邊說了一大段,似乎不像演說,到了最末尾的兩句,才算抓到了一點演說的精華。

    因為從前他在家鄉的時候,作夢也沒有想到他要當衆發表演說的。

    他在家鄉當一名小跑街。

    現在他想要練習也就來不及,也不過每天讀讀報紙上的社論,多少的在那裡邊學習一點。

    國家民族的印象給他很深。

    尤其是“漢奸”那好像更深,吃飯,睡覺,也忘記不了,随時提防着總怕自己當了漢奸。

     一開口講話也總是“漢奸”‘漢奸”的,若是言語之間沒有“漢奸”這兩個字,就好像一句話裡沒有主題。

    “漢奸”這兩字不知不覺地已經成為船老闆的靈魂了。

    若沒有了“漢奸”他也就沒有靈魂了。

     他說他船上的水手不好好幹活的時候: “你這不是漢奸嗎?吃人家的飯,不給人家幹活。

    ” 他跟老婆起誓的時候,他說: “我要有那娶小老婆的心腸,我就是漢奸。

    ” 而最好玩的,而最說得活靈活現的就是從老子推到了兒子,從上一代推到下一代的那種又體貼又憐惜的口吻。

    當他回到家裡,撫摸着他的孩子玩的時候,他說: “你媽不做好事,養了你們這一群小漢奸哩!”因為他的孩子們把他的自來水筆拉下去在玩着。

     船老闆剛剛演了那篇說,下到艙底還沒有多久,就又上到甲闆上來,據說,又作了一篇星期論文。

    因為這船上有幾個青年學生,這學生之中,其中有一個是曾經住過報館的。

     當船老闆又在小扶梯上露頭,僅僅是露頭,還完全沒有開口呢,他就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