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嶺南大學
關燈
小
中
大
嶺南和中大，協和與廈大，都算是華南的文化堡壘。
若論曆史的悠久，嶺南似乎算是老大哥。
記得我在霞浦漢英中學的時代，學校曾用《英文津逮》（TheMasteryofEnglish）做課本。
這本書是廣州嶺南學校的教員編的，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嶺南的名字。
那時我一心一意想向外發展，不願長久住在家鄉，所以嶺南的名字，像廈門大學的名字一樣，很深刻地印在我的心坎裡。
環境的困難，不能讓我說走就走；等到機會來時，我已經決心北上，沒有工夫南下了。
誰料我少時沒有能力去求學的嶺南，到了15年之後，倒讓我有教書的機會呢。
1938年秋，我正在香港擔任“國際通訊社”的職務，燕大舊友陳玉符兄特到舍下來談天。
因為我們是老同學，所以他開門見山地告訴我說，他不久要往内地，他在嶺南的課程須找人接任。
他征求我的意見，問我能否幫他的忙。
言辭懇摯，卻之不恭。
他約定時間，讓我跟莊澤宣先生晤面。
莊先生是嶺南文學院院長，同時，也是文化界的先進。
他對于我在報章雜志上所發表的關于經濟史及國際問題的論文備緻嘉許。
在他及玉符兄的慫恿下，我便答應負起教學的重任。
當時我心裡的感覺，宛若英國的大史家伊頓勳爵（LordActon）的接受劍橋大學的聘任，因為伊頓年輕時想進劍橋大學讀書而沒有機會，可是到了壯年後，他卻被劍橋聘為史學教授；所不同的是，劍橋所出版的上古史、中古史及近代史四十冊輝煌的巨著，都是由他及其高足設計編輯成功；而我對于嶺南卻絲毫沒有貢獻。
嶺南大學設在廣州珠江南岸的康樂村，和市區隔離，水陸交通非常方便。
龐大的校園，整齊樸實的校舍，郁郁蒼蒼的樹木，富有城市山林之美，是安心求學的好所在。
自廣州淪陷後，嶺南即自動關門，李應林校長及三五教授即到香港來籌備複校的工作。
香港地小人多，找屋子難若登天。
幸虧嶺南是美國教會辦的學校，而大戰期間，美國和英國的關系搞得很不錯，因此，嶺南可以很順利地借用香港大學的校舍。
港大上課的時間在白天，嶺南在晚上；港大學生用的是英文圖書館，嶺南學生用的是馮平山中文圖書館，賓主相見甚歡，并沒有什麼大矛盾與大沖突的事件發生。
這是八年抗戰期間，中國教育文化界的好現象。
港大和嶺南的合作隻是這個大時代的一個小插曲而已。
嶺南的同事中，和我來往較密的是包令留先生和黃延毓兄。
包先生是美國人，高高的個子，長長的臉龐，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視眼鏡，為人刻苦耐勞，誠實可靠。
他來華三十多年，一向在嶺南大學服務，教的是西洋史的課程，對于國際問題也相當留心。
他雖然很勤力閱讀各種刊物和書籍，但他在學術上似乎沒有什麼表現。
與其說他是個學者，不如說他是個好教授更為适當。
在他的誘掖下，嶺南的一些有志有為的青年，得繼續深造，而且都有相當的成就。
他到香港兩年後，才在九龍佐敦道找到一間獨門獨院的屋子。
他經常約了同事同學們到他的家裡座談或開會。
他的太太親自制作點心，招待客人。
他的較大的兒子都在美國做事，身邊隻留了一個名叫菩蒂的小女兒。
這個幽靜雅潔的小家庭充滿着快樂和幸福。
可惜太平洋戰争爆發後，全家被日本人監禁于集中營。
當我離港赴越南的前夕，我曾冒險到集中營去探監。
他以很堅定的口氣告訴我說，戰事是對我們有利的，雖然暫時大家還須咬緊牙根，忍耐一些痛苦。
他那種視死如歸的清教徒的表情，至今仍萦回于我的腦海中。
戰後我和他通過一次信，現在恐怕已經回美退休了。
包先生有個高足黃延毓兄。
延毓兄是廣東梅縣人，詩人黃公度的孫子。
他在嶺南畢業後，曾到哈佛大學深造。
由美國回來後，便繼朱有光先生擔任嶺南的教務主任。
他的專門研究是外交史。
為人沉着，是個任重緻遠的人才。
戰後曾得中英文化協會的資助，往倫敦研究一年。
我到倫敦時，曾與他作竟夕談。
我看他的志趣與造詣，知道他有意廁身于折沖樽俎的工作。
将來國家平定後，這種人才不怕沒有獻身于社會的機會。
還有一位冼玉清女士，她是嶺南出身，對于國學和舊詩下過苦工夫。
她的個子不高，穿着非常樸
若論曆史的悠久，嶺南似乎算是老大哥。
記得我在霞浦漢英中學的時代，學校曾用《英文津逮》（TheMasteryofEnglish）做課本。
這本書是廣州嶺南學校的教員編的，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嶺南的名字。
那時我一心一意想向外發展，不願長久住在家鄉，所以嶺南的名字，像廈門大學的名字一樣，很深刻地印在我的心坎裡。
環境的困難，不能讓我說走就走；等到機會來時，我已經決心北上，沒有工夫南下了。
誰料我少時沒有能力去求學的嶺南，到了15年之後，倒讓我有教書的機會呢。
1938年秋，我正在香港擔任“國際通訊社”的職務，燕大舊友陳玉符兄特到舍下來談天。
因為我們是老同學，所以他開門見山地告訴我說，他不久要往内地，他在嶺南的課程須找人接任。
他征求我的意見，問我能否幫他的忙。
言辭懇摯，卻之不恭。
他約定時間，讓我跟莊澤宣先生晤面。
莊先生是嶺南文學院院長，同時，也是文化界的先進。
他對于我在報章雜志上所發表的關于經濟史及國際問題的論文備緻嘉許。
在他及玉符兄的慫恿下，我便答應負起教學的重任。
當時我心裡的感覺，宛若英國的大史家伊頓勳爵（LordActon）的接受劍橋大學的聘任，因為伊頓年輕時想進劍橋大學讀書而沒有機會，可是到了壯年後，他卻被劍橋聘為史學教授；所不同的是，劍橋所出版的上古史、中古史及近代史四十冊輝煌的巨著，都是由他及其高足設計編輯成功；而我對于嶺南卻絲毫沒有貢獻。
嶺南大學設在廣州珠江南岸的康樂村，和市區隔離，水陸交通非常方便。
龐大的校園，整齊樸實的校舍，郁郁蒼蒼的樹木，富有城市山林之美，是安心求學的好所在。
自廣州淪陷後，嶺南即自動關門，李應林校長及三五教授即到香港來籌備複校的工作。
香港地小人多，找屋子難若登天。
幸虧嶺南是美國教會辦的學校，而大戰期間，美國和英國的關系搞得很不錯，因此，嶺南可以很順利地借用香港大學的校舍。
港大上課的時間在白天，嶺南在晚上；港大學生用的是英文圖書館，嶺南學生用的是馮平山中文圖書館，賓主相見甚歡，并沒有什麼大矛盾與大沖突的事件發生。
這是八年抗戰期間，中國教育文化界的好現象。
港大和嶺南的合作隻是這個大時代的一個小插曲而已。
嶺南的同事中，和我來往較密的是包令留先生和黃延毓兄。
包先生是美國人，高高的個子，長長的臉龐，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視眼鏡，為人刻苦耐勞，誠實可靠。
他來華三十多年，一向在嶺南大學服務，教的是西洋史的課程，對于國際問題也相當留心。
他雖然很勤力閱讀各種刊物和書籍，但他在學術上似乎沒有什麼表現。
與其說他是個學者，不如說他是個好教授更為适當。
在他的誘掖下，嶺南的一些有志有為的青年，得繼續深造，而且都有相當的成就。
他到香港兩年後，才在九龍佐敦道找到一間獨門獨院的屋子。
他經常約了同事同學們到他的家裡座談或開會。
他的太太親自制作點心，招待客人。
他的較大的兒子都在美國做事，身邊隻留了一個名叫菩蒂的小女兒。
這個幽靜雅潔的小家庭充滿着快樂和幸福。
可惜太平洋戰争爆發後，全家被日本人監禁于集中營。
當我離港赴越南的前夕，我曾冒險到集中營去探監。
他以很堅定的口氣告訴我說，戰事是對我們有利的，雖然暫時大家還須咬緊牙根，忍耐一些痛苦。
他那種視死如歸的清教徒的表情，至今仍萦回于我的腦海中。
戰後我和他通過一次信，現在恐怕已經回美退休了。
包先生有個高足黃延毓兄。
延毓兄是廣東梅縣人，詩人黃公度的孫子。
他在嶺南畢業後，曾到哈佛大學深造。
由美國回來後，便繼朱有光先生擔任嶺南的教務主任。
他的專門研究是外交史。
為人沉着，是個任重緻遠的人才。
戰後曾得中英文化協會的資助，往倫敦研究一年。
我到倫敦時，曾與他作竟夕談。
我看他的志趣與造詣，知道他有意廁身于折沖樽俎的工作。
将來國家平定後，這種人才不怕沒有獻身于社會的機會。
還有一位冼玉清女士，她是嶺南出身，對于國學和舊詩下過苦工夫。
她的個子不高，穿着非常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