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與失竊
關燈
小
中
大
在一個地方住得相當長久後，一跑到另一個地方實在不方便。
中國人安土重遷，對于鄉土的觀念很濃厚，除非萬不得已，他們老是懶得搬家。
可是自七七事變爆發後，沿海沿江的大城相繼淪陷，人口播遷，流離轉徙，這已經變成家常便飯了。
在七七事變那年的暑假，北大法學院院長周炳琳先生榮任教育部次長，他在北大經濟史的課程約我代替，我考慮接受。
中法大學請我兼課的聘書已經寄來。
中華文化教育基金委員會約我長期翻譯經濟史名著，每月有固定的報酬。
先室鄭侃嬨女士一面為上海《申報》編輯《通俗讀物周刊》，一面和顧颉剛先生合作，準備替上海某書局編輯高中曆史教科書。
夫婦兩人可安坐北京圖書館讀書寫作，而衣食可确保無憂，這是我們在北京苦讀十年所得到的初步收獲。
可是這種讀書寫作的理想生活，給盧溝橋的炮聲打得粉碎了。
記得我們從北京逃難到香港的時候，我們就在環球旅店暫住。
第二天上午我跑到半山去找許地山先生，人生路不熟，短短一段路程，走得滿頭大汗。
我看準門牌的号碼，在大門外按一按電鈴，裡邊有個八九歲的男孩出來開門。
他一見我的衣衫褴褛的樣子，很天真地說了一聲：“又是難民來了。
”我聽了之後，心裡冷了半截。
幸虧我轉身出來的時候，遇着許太太，她很和藹地把她的丈夫的辦公處告訴我。
我按圖索骥地找到許先生，大家暢談甚歡。
以後我在香港的幾年間，曾得到他不少的鼓勵和幫忙。
第三天我又跑到兩三個地方去看熟人，道三不着兩，得不到要領。
這時候，我深刻地領略人生大道理。
我知道一個人的成功，除受天賦的資質和學問經驗的限制外，主要的是脫離不了天時、地利、人和等條件。
在一個地方跑得通、兜得轉的人，到了另一個地方很可能是沒有一條路走得通。
叱咤英雄的李逵遇着浪裡白條的張順，隻好全盤繳械。
在旅館住了一星期，我看情形不對，非找房子搬家不行。
我往九龍彌敦道一帶溜了一下，很快就租到了一間房間。
這是西式洋房，前面住了一家某大學教授，新近從廣州搬來的，中間房是二房東自己住，我住的是尾房，每月租錢十四元，沒有頂費，這倒是很幹脆。
房子安置好後，我便過海再去找許先生。
他說職業問題他已經替我留意，再過兩星期便可正式上工。
蒙他的好意，把他的藏書室讓給我讀書，他的圖書及香港大學圖書館的藏書我都可以充分利用。
飯有得吃，書有得讀，塵世的欲望早已解決了大半，此外我也不想有什麼苛求。
10月1日，我開始在《港報》辦公，不上三個月，報社因負債過重，周轉不靈，自動宣告收盤。
這時候，國内的消息越來越壞，敵人節節勝利，南京已告失守，由國内搬來香港的高等難民天天增加。
高等難民一到香港後，香港的社會風氣馬上起了變化。
租屋開始要頂費了；社會風尚開始由醇樸變成奢侈了。
這對香港是很不幸，對于我個人更是災難臨頭。
我住的地方，原先僅有一間尾房，到了職業有了着落之後，便把勢力伸到中房，屋租每月不過25元。
可是自那些高等難民南來後，我的整間屋子被他們看上了。
他們願意出3000元頂費。
唯利是圖的房東看見這一筆巨錢擺在眼前，心裡一橫，即刻叫律師來個通知書，限我們于一個月内搬家。
在現今社會，法律是富人的護身符，律師是富人的保镖，律師一紙通知書，要你左就左，要你右就右，窮人哪裡有權力跟他申辯。
“衙門公堂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
”我是個窮人，隻好自認晦氣，老老實實地去找房子搬家。
我在深水埠一帶找了一星期，才找到兩間房子。
剛搬進那一天，同屋的廣東女人整天說那個屋子鬧鬼，吓得先室整晚睡不着。
我因為白天要過海到許先生的書房去讀書，來回頗費力，所以一躺到床上，便睡得很熟。
可是自逃難以來，先室受不住風波的挫折，逐漸得了心髒病，加以同屋的人天天說鬼說怪，我聽了若無其事；她聽了之後，心裡很難過，于是決定搬家。
我在長沙灣道租到全層的四樓，預先打掃幹淨，于1938年1月4日搬進去。
那天下午我買到一個書架，把我到香港以來所搜集的書全部搬出來；為着整理書籍，索性翻箱倒箧，把所有衣服都拿出來。
我先整理完書籍這部分，衣服那部分預備留到第二天再來折疊。
那晚睡到半夜，我忽然醒來，在街
中國人安土重遷，對于鄉土的觀念很濃厚，除非萬不得已，他們老是懶得搬家。
可是自七七事變爆發後，沿海沿江的大城相繼淪陷，人口播遷，流離轉徙，這已經變成家常便飯了。
在七七事變那年的暑假，北大法學院院長周炳琳先生榮任教育部次長，他在北大經濟史的課程約我代替，我考慮接受。
中法大學請我兼課的聘書已經寄來。
中華文化教育基金委員會約我長期翻譯經濟史名著，每月有固定的報酬。
先室鄭侃嬨女士一面為上海《申報》編輯《通俗讀物周刊》，一面和顧颉剛先生合作，準備替上海某書局編輯高中曆史教科書。
夫婦兩人可安坐北京圖書館讀書寫作，而衣食可确保無憂，這是我們在北京苦讀十年所得到的初步收獲。
可是這種讀書寫作的理想生活，給盧溝橋的炮聲打得粉碎了。
記得我們從北京逃難到香港的時候，我們就在環球旅店暫住。
第二天上午我跑到半山去找許地山先生，人生路不熟，短短一段路程，走得滿頭大汗。
我看準門牌的号碼，在大門外按一按電鈴，裡邊有個八九歲的男孩出來開門。
他一見我的衣衫褴褛的樣子，很天真地說了一聲：“又是難民來了。
”我聽了之後，心裡冷了半截。
幸虧我轉身出來的時候，遇着許太太，她很和藹地把她的丈夫的辦公處告訴我。
我按圖索骥地找到許先生，大家暢談甚歡。
以後我在香港的幾年間，曾得到他不少的鼓勵和幫忙。
第三天我又跑到兩三個地方去看熟人，道三不着兩，得不到要領。
這時候，我深刻地領略人生大道理。
我知道一個人的成功，除受天賦的資質和學問經驗的限制外，主要的是脫離不了天時、地利、人和等條件。
在一個地方跑得通、兜得轉的人，到了另一個地方很可能是沒有一條路走得通。
叱咤英雄的李逵遇着浪裡白條的張順，隻好全盤繳械。
在旅館住了一星期，我看情形不對，非找房子搬家不行。
我往九龍彌敦道一帶溜了一下，很快就租到了一間房間。
這是西式洋房，前面住了一家某大學教授，新近從廣州搬來的，中間房是二房東自己住，我住的是尾房，每月租錢十四元，沒有頂費，這倒是很幹脆。
房子安置好後，我便過海再去找許先生。
他說職業問題他已經替我留意，再過兩星期便可正式上工。
蒙他的好意，把他的藏書室讓給我讀書，他的圖書及香港大學圖書館的藏書我都可以充分利用。
飯有得吃，書有得讀，塵世的欲望早已解決了大半，此外我也不想有什麼苛求。
10月1日，我開始在《港報》辦公，不上三個月，報社因負債過重，周轉不靈，自動宣告收盤。
這時候，國内的消息越來越壞，敵人節節勝利，南京已告失守，由國内搬來香港的高等難民天天增加。
高等難民一到香港後，香港的社會風氣馬上起了變化。
租屋開始要頂費了；社會風尚開始由醇樸變成奢侈了。
這對香港是很不幸，對于我個人更是災難臨頭。
我住的地方，原先僅有一間尾房，到了職業有了着落之後，便把勢力伸到中房，屋租每月不過25元。
可是自那些高等難民南來後，我的整間屋子被他們看上了。
他們願意出3000元頂費。
唯利是圖的房東看見這一筆巨錢擺在眼前，心裡一橫，即刻叫律師來個通知書，限我們于一個月内搬家。
在現今社會，法律是富人的護身符，律師是富人的保镖，律師一紙通知書，要你左就左，要你右就右，窮人哪裡有權力跟他申辯。
“衙門公堂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
”我是個窮人，隻好自認晦氣，老老實實地去找房子搬家。
我在深水埠一帶找了一星期，才找到兩間房子。
剛搬進那一天，同屋的廣東女人整天說那個屋子鬧鬼，吓得先室整晚睡不着。
我因為白天要過海到許先生的書房去讀書，來回頗費力，所以一躺到床上，便睡得很熟。
可是自逃難以來，先室受不住風波的挫折，逐漸得了心髒病，加以同屋的人天天說鬼說怪，我聽了若無其事；她聽了之後，心裡很難過，于是決定搬家。
我在長沙灣道租到全層的四樓，預先打掃幹淨，于1938年1月4日搬進去。
那天下午我買到一個書架，把我到香港以來所搜集的書全部搬出來；為着整理書籍，索性翻箱倒箧，把所有衣服都拿出來。
我先整理完書籍這部分，衣服那部分預備留到第二天再來折疊。
那晚睡到半夜，我忽然醒來，在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