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逃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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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洽，我從來不出惡聲，他們從來也沒有怨言。
我本想帶他們一同南下，但是安土重遷的北京農民對于長途旅行是十分害怕的，結果，我介紹我的男工友給齊思和兄，那位女工友，讓她平平安安地回到故鄉密雲去。
我們原定8月20日離開北京的。
可是剛要動身那一天，我的大女兒忽然傷風發燒，隻好讓同行的幾位朋友先走，我們等到第二天才成行。
北京的新秋的太陽，本來是熱得可怕，但是我們臨走那一天卻愁雲黯淡，了無生氣，好像上天也同情我們的不幸的遭遇一樣。
我們抵達車站時，隻見一切情形跟兩個月前完全不同。
車站裡滿是東洋兵，月台上冠蓋往來的盡是日本的政要及一些“漢”字号的人物，他們彼此作九十度的鞠躬，滿口“阿裡阿多”、“阿裡阿多”。
我們一家大小三人擠在三等的車廂裡，揮淚向北京告别，直到最後的一座城樓及雉堞看不見的時候，我才坐回原位。
從北京到天津這條路，我是常走的，平時隻需兩個鐘頭，到了我們逃難的一天，卻走了十四個鐘頭，幾乎走了一段都要停留相當時間。
在臨城的車站上，對面也停了一列車，裡邊坐滿日本兵。
我們從窗口看過去，隻見一個日本兵正在調戲一個中國婦女，她的丈夫起來幹涉，馬上給日本兵打了一個耳光。
當時我心裡想，假如這不幸的事情落到我的頭上的時候，我不知道怎樣應付。
晚上10時才抵天津，車站陰氣森森，好像餓虎張大了口，一下子要把人吞進去一樣。
果然旅客走過鬼門關時，那些年輕的小夥子都被日本人扣留。
我因為打扮商人模樣，勉強可以通過這第一關。
平時車站那麼熱鬧，現在連洋車也找不到，我右手抱着孩子，左手提一小箱，準備到約定的地點去會朋友，可是租界的巡捕不準我們進去。
我一連問了七八間旅店，都說客滿，直到最後，才在一條陋巷裡找了一個房間。
剛進大門，傾盆大雨下個不停，這時我實在疲倦不堪，沒有吃飯，沒有更衣，躺在床上便呼呼睡着。
第二天醒來，到租界去找朋友，沿途看見了不少碎瓦頹垣。
我們在長春旅店租了一個房間，每天四元，大小八個人擠在這一間房裡。
我每天一早出去打聽船期，乘興而出，敗興而歸，直到一星期後，才見太古公司有一條名叫“漢口”的輪船開往香港。
我們先由天津坐駁船到塘沽，到了塘沽後，因為人多客擠，我們個個由窗口爬進去，然後以坐滑梯的姿态，滑到統艙裡。
這隻船本來是規定坐六七百名旅客的，現在竟增加到兩千一百名，幾乎每一方寸的空間都被人充分利用。
船上的夥食不合胃口，這倒是小事，最重要的是食水發生問題。
那水缸裡的水，綠裡帶黃，可是口渴得要命的旅客們顧不了許多，見水便喝。
船到了煙台停留一天，我們趕緊到岸上去呼吸一口新鮮空氣，吃了一頓像樣的飯，另外買些日常食品給小孩吃。
輪船再度啟碇開行之後，一路都是狂濤駭浪。
“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不幸的事情似乎是專向不幸人的身上推呢。
在海上漂泊十天才抵香港。
在香港的港外，看見了許多輪船被飓風吹到岸上，其中最大的一隻為日本郵船公司的郵船。
同船有一部分目睹日本郵船撞到岸上，彼此鼓掌稱快。
這種窄狹的愛國主義固然不應該，但日本軍閥欺人太甚，當中國無力還擊的時候，讓天災來摧毀日本的一點産業也是大快人心。
香港給我的第一次的印象，遠不如後來那麼好。
沿海一帶的店鋪宛若鴿子巢。
我們起初搬到環球旅店去住了幾天後，從北京同來的朋友們便東飛西散了。
我跑到幾個過去相熟的朋友處去想辦法，我沒有開口，他們已把北京怎麼淪陷，日本人怎麼殘酷，沿路逃難怎樣辛苦的事情，如數家珍一樣向我叙述了。
我一看這情形，隻好自認倒黴，從此咬緊牙關，再也不對任何人叙述逃難的痛苦。
從北京跑到香港，一路曆盡萬苦千辛，到了香港，身上隻剩下兩塊大洋。
人海茫茫，舉目無親，十年的血汗所換來的甯靜幽雅的家庭的毀滅不足惜，滿目琳琅的書籍的抛棄也不足惜，獨親朋們的星散，社會關系的脫節，事業基礎的破壞，那才是苦不可言。
據說，當張伯苓先生在廬山聽到南開大學炸毀的消息，他老人家的熱淚奪眶而出。
他的苦衷，我很表同情。
我在北京的事業雖然還在播種耕耘的階段，但一個人最重要的時期（由20到30）的精神所寄托的城市，多少是值得永遠眷戀的。
我本想帶他們一同南下，但是安土重遷的北京農民對于長途旅行是十分害怕的，結果，我介紹我的男工友給齊思和兄，那位女工友，讓她平平安安地回到故鄉密雲去。
我們原定8月20日離開北京的。
可是剛要動身那一天，我的大女兒忽然傷風發燒，隻好讓同行的幾位朋友先走，我們等到第二天才成行。
北京的新秋的太陽，本來是熱得可怕，但是我們臨走那一天卻愁雲黯淡，了無生氣，好像上天也同情我們的不幸的遭遇一樣。
我們抵達車站時，隻見一切情形跟兩個月前完全不同。
車站裡滿是東洋兵，月台上冠蓋往來的盡是日本的政要及一些“漢”字号的人物，他們彼此作九十度的鞠躬，滿口“阿裡阿多”、“阿裡阿多”。
我們一家大小三人擠在三等的車廂裡，揮淚向北京告别，直到最後的一座城樓及雉堞看不見的時候，我才坐回原位。
從北京到天津這條路，我是常走的，平時隻需兩個鐘頭，到了我們逃難的一天，卻走了十四個鐘頭，幾乎走了一段都要停留相當時間。
在臨城的車站上，對面也停了一列車，裡邊坐滿日本兵。
我們從窗口看過去，隻見一個日本兵正在調戲一個中國婦女，她的丈夫起來幹涉，馬上給日本兵打了一個耳光。
當時我心裡想，假如這不幸的事情落到我的頭上的時候，我不知道怎樣應付。
晚上10時才抵天津，車站陰氣森森，好像餓虎張大了口，一下子要把人吞進去一樣。
果然旅客走過鬼門關時，那些年輕的小夥子都被日本人扣留。
我因為打扮商人模樣，勉強可以通過這第一關。
平時車站那麼熱鬧，現在連洋車也找不到，我右手抱着孩子，左手提一小箱，準備到約定的地點去會朋友，可是租界的巡捕不準我們進去。
我一連問了七八間旅店，都說客滿，直到最後，才在一條陋巷裡找了一個房間。
剛進大門，傾盆大雨下個不停，這時我實在疲倦不堪，沒有吃飯，沒有更衣，躺在床上便呼呼睡着。
第二天醒來，到租界去找朋友，沿途看見了不少碎瓦頹垣。
我們在長春旅店租了一個房間，每天四元，大小八個人擠在這一間房裡。
我每天一早出去打聽船期，乘興而出，敗興而歸，直到一星期後，才見太古公司有一條名叫“漢口”的輪船開往香港。
我們先由天津坐駁船到塘沽，到了塘沽後，因為人多客擠，我們個個由窗口爬進去，然後以坐滑梯的姿态，滑到統艙裡。
這隻船本來是規定坐六七百名旅客的，現在竟增加到兩千一百名，幾乎每一方寸的空間都被人充分利用。
船上的夥食不合胃口，這倒是小事，最重要的是食水發生問題。
那水缸裡的水，綠裡帶黃，可是口渴得要命的旅客們顧不了許多，見水便喝。
船到了煙台停留一天，我們趕緊到岸上去呼吸一口新鮮空氣，吃了一頓像樣的飯，另外買些日常食品給小孩吃。
輪船再度啟碇開行之後，一路都是狂濤駭浪。
“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不幸的事情似乎是專向不幸人的身上推呢。
在海上漂泊十天才抵香港。
在香港的港外，看見了許多輪船被飓風吹到岸上，其中最大的一隻為日本郵船公司的郵船。
同船有一部分目睹日本郵船撞到岸上，彼此鼓掌稱快。
這種窄狹的愛國主義固然不應該，但日本軍閥欺人太甚，當中國無力還擊的時候，讓天災來摧毀日本的一點産業也是大快人心。
香港給我的第一次的印象，遠不如後來那麼好。
沿海一帶的店鋪宛若鴿子巢。
我們起初搬到環球旅店去住了幾天後，從北京同來的朋友們便東飛西散了。
我跑到幾個過去相熟的朋友處去想辦法，我沒有開口，他們已把北京怎麼淪陷，日本人怎麼殘酷，沿路逃難怎樣辛苦的事情，如數家珍一樣向我叙述了。
我一看這情形，隻好自認倒黴，從此咬緊牙關，再也不對任何人叙述逃難的痛苦。
從北京跑到香港，一路曆盡萬苦千辛，到了香港，身上隻剩下兩塊大洋。
人海茫茫，舉目無親，十年的血汗所換來的甯靜幽雅的家庭的毀滅不足惜，滿目琳琅的書籍的抛棄也不足惜，獨親朋們的星散，社會關系的脫節，事業基礎的破壞，那才是苦不可言。
據說，當張伯苓先生在廬山聽到南開大學炸毀的消息，他老人家的熱淚奪眶而出。
他的苦衷，我很表同情。
我在北京的事業雖然還在播種耕耘的階段，但一個人最重要的時期（由20到30）的精神所寄托的城市，多少是值得永遠眷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