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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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庵裡去讀，而我所領略的程度比較課室裡更高。
從前的大儒宿學之所以在名山古刹開設書院來講學，為的是環境的清靜，外誘的減少，使人更容易把胡思亂想的心情收拾起來。
孟子究竟是自學成功的聰明人，他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的确，心事沒有收拾幹淨，雖整天伏案也是徒勞無功。
在孔門“六藝”——禮、樂、射、禦、書、數——裡，音樂和體育的課程占了半數以上，可惜從來的腐儒不知道陶情養性的音樂及鍛煉體魄的體育的重要，整天把孩子關起來讀書，結果，書沒有學成，身體這座機器早已弄壞，而性情的古裡古怪，更使他們不易過着團體的生活。
所謂“勤有功，戲無益”這兩句古訓，可以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因為身體正在發育中的青年，讀書固然重要，音樂與體育的課程更是重要。
德國人以科學聞名世界，這與他們的音樂與體育的發達不無關系。
我們的學校沒有圖書館，隻有一間閱覽室。
室内陳列一些《青年進步》那一類的刊物，我對于這些東西鼓不起興趣。
我第一次所看的英文課外讀物是一本薄薄的《阿拉丁的神燈》的故事，由于文字淺白，故事隽永，一下子就看完。
我當時心裡非常高興，因為我覺得現在我居然能夠看外國書了。
這兒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教書先生須盡量想法引起學生的讀書興趣，而培養興趣的方法，呆闆的課本遠不如小說或故事。
那時廈門大學似乎創辦不久，該校給我們寄來一本紀念刊。
我對于陳嘉庚先生毀家興學的經過備緻景仰。
我對于由南洋回國的學生的雄偉的體魄羨慕不置，而“孟芳圖書館”五個字所給我的吸引力幾乎達到不可思議的程度。
我心裡自問，假如有一天我能夠到廈門大學去讀書，那麼我不怕沒有學問了。
記得在中學四年級的時候，學校青年會改組，同學們要我負智育部的責任。
我趁機會向學校當局交涉，寄信到上海去定一些書報雜志。
那時霞浦和上海的船期不定，一個月平均有兩次船期。
船到時，郵局總是給我們送來一大包書報。
上海的兩份老牌的報紙——《申報》與《新聞報》——廣告太多，新聞須在廣告縫中透出一二。
這些報紙對于商人也許是個南針，對于在校青年恐怕不能發生影響。
因為在校青年的功課忙碌，時間有限，誰也不耐煩把廣告翻了半天，才找到一些讀物。
平心而論，《申報》的編輯方針比較《新聞報》高明，不過這兩家報紙如與後起之秀的《大公報》和《新民報》相較，它們可以說是落後了。
坦白說一句，《申報》和《新聞報》隻能說是十裡洋場的“上海報”，而後起之秀的《大公報》，才算是站在相當正确的立場，對于社會進步發生推動力的全國性的報紙。
商務印書館所出的《東方雜志》、《小學月報》、《學生雜志》、《英語周刊》，是我所愛看的一些刊物。
其中《東方雜志》辦得最成功，一來它的内容廣泛，包羅萬象；二來它的讀者對象不限于學生，而是全國各階層的人物。
雖然每本雜志隻有兩篇文章适合每個人的胃口，但是，隻要每個人能夠看完兩三篇文章，那麼這個雜志不愁沒有銷路。
此外，年輕人好高骛遠，他們分明是小孩，但他們不願意人家把他們當小孩看待。
你瞧，世界上單純以婦女或兒童為對象的刊物，它們的銷路遠不如一般綜合性的刊物，便知此中的奧妙。
記得1925年左右，中華書局要在霞浦設個分館處。
起初，該局在公共場合陳列各種新書，讓各校學生前往參觀。
那次陳列的書籍至多不過兩千本，可是這是我第一次所見的大量的書籍，眼界稍為廣大，知道毫無涯怈的學海裡邊是蘊藏無限的寶藏，它需要人發掘，而且越掘越多。
“學而後知不足”，隻因自己感覺學問不夠，所以才下個決心，繼續不斷地學習，而虛心學習，才能夠緊握學問的鎖匙。
從前的大儒宿學之所以在名山古刹開設書院來講學，為的是環境的清靜，外誘的減少，使人更容易把胡思亂想的心情收拾起來。
孟子究竟是自學成功的聰明人，他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的确，心事沒有收拾幹淨，雖整天伏案也是徒勞無功。
在孔門“六藝”——禮、樂、射、禦、書、數——裡，音樂和體育的課程占了半數以上，可惜從來的腐儒不知道陶情養性的音樂及鍛煉體魄的體育的重要，整天把孩子關起來讀書，結果，書沒有學成，身體這座機器早已弄壞，而性情的古裡古怪，更使他們不易過着團體的生活。
所謂“勤有功，戲無益”這兩句古訓，可以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因為身體正在發育中的青年，讀書固然重要，音樂與體育的課程更是重要。
德國人以科學聞名世界，這與他們的音樂與體育的發達不無關系。
我們的學校沒有圖書館，隻有一間閱覽室。
室内陳列一些《青年進步》那一類的刊物，我對于這些東西鼓不起興趣。
我第一次所看的英文課外讀物是一本薄薄的《阿拉丁的神燈》的故事，由于文字淺白，故事隽永，一下子就看完。
我當時心裡非常高興，因為我覺得現在我居然能夠看外國書了。
這兒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教書先生須盡量想法引起學生的讀書興趣，而培養興趣的方法，呆闆的課本遠不如小說或故事。
那時廈門大學似乎創辦不久，該校給我們寄來一本紀念刊。
我對于陳嘉庚先生毀家興學的經過備緻景仰。
我對于由南洋回國的學生的雄偉的體魄羨慕不置，而“孟芳圖書館”五個字所給我的吸引力幾乎達到不可思議的程度。
我心裡自問，假如有一天我能夠到廈門大學去讀書，那麼我不怕沒有學問了。
記得在中學四年級的時候，學校青年會改組，同學們要我負智育部的責任。
我趁機會向學校當局交涉，寄信到上海去定一些書報雜志。
那時霞浦和上海的船期不定，一個月平均有兩次船期。
船到時，郵局總是給我們送來一大包書報。
上海的兩份老牌的報紙——《申報》與《新聞報》——廣告太多，新聞須在廣告縫中透出一二。
這些報紙對于商人也許是個南針，對于在校青年恐怕不能發生影響。
因為在校青年的功課忙碌，時間有限，誰也不耐煩把廣告翻了半天，才找到一些讀物。
平心而論，《申報》的編輯方針比較《新聞報》高明，不過這兩家報紙如與後起之秀的《大公報》和《新民報》相較，它們可以說是落後了。
坦白說一句，《申報》和《新聞報》隻能說是十裡洋場的“上海報”，而後起之秀的《大公報》，才算是站在相當正确的立場，對于社會進步發生推動力的全國性的報紙。
商務印書館所出的《東方雜志》、《小學月報》、《學生雜志》、《英語周刊》，是我所愛看的一些刊物。
其中《東方雜志》辦得最成功，一來它的内容廣泛，包羅萬象；二來它的讀者對象不限于學生，而是全國各階層的人物。
雖然每本雜志隻有兩篇文章适合每個人的胃口，但是，隻要每個人能夠看完兩三篇文章，那麼這個雜志不愁沒有銷路。
此外，年輕人好高骛遠，他們分明是小孩，但他們不願意人家把他們當小孩看待。
你瞧，世界上單純以婦女或兒童為對象的刊物，它們的銷路遠不如一般綜合性的刊物，便知此中的奧妙。
記得1925年左右，中華書局要在霞浦設個分館處。
起初，該局在公共場合陳列各種新書，讓各校學生前往參觀。
那次陳列的書籍至多不過兩千本，可是這是我第一次所見的大量的書籍，眼界稍為廣大，知道毫無涯怈的學海裡邊是蘊藏無限的寶藏，它需要人發掘，而且越掘越多。
“學而後知不足”，隻因自己感覺學問不夠，所以才下個決心，繼續不斷地學習，而虛心學習，才能夠緊握學問的鎖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