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學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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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來源，以霞浦、甯德、古田三縣占大多數。
我們福安同鄉到這兒來升學的寥寥可數。
福建的方言複雜異常，一個縣有一個縣的方言。
那時國語算是“官話”，我雖然花了一個暑假去學習“官話捷中捷”，但發音不正确，而且沒有運用的機會，直至我負笈北京前，我連開口說國語的勇氣也沒有。
我到校的第二天，校長邱約翰牧師（JohnCurtis）給我面試。
邱校長是愛爾蘭人，出身于都柏林大學。
他的個子高大，滿手都是毛，眼睛好像褪色的綠玉一樣，我看了倒有點驚奇。
他先叫我朗誦一段英文，然後問我幾句普通的會話，不用十分鐘便考完。
國文僅考一科作文，題目很容易；我随便寫了幾百字，就拿去交卷。
放榜那一天，我居然可以插上第二年級。
照當時的程度而論，國文插四五年級還可以應付，英文插二年級實在吃不消。
因我才準備個把月，生吞活剝地念完一冊普通的讀本，根底脆弱得可憐。
記得第一次上課時，一位福州的李先生教我們讀一課《自然科學讀本》（ScienceReaders），他不假思索地給我們讀一遍，我簡直是上氣接不了下氣地永遠跟不上。
回顧同班的同學，他們比較我還年輕兩三歲。
先生叫他們站起來朗誦，他們就馬上讀得很順口；跟他們會話，他們也應答如流。
相形見绌，我的臉一直紅到發燒。
最使我深切感覺到的，就是時光的易逝。
四五年前，我在小學的時候，體操堂排起隊來，我老是殿軍；現在我的身材雖長大，但是英文一課反而不如三五個小同學，這情形真使我窘極了。
下課後，我私自打聽那三五個滿口英文的小同學，這才知道他們的父親有的是教會牧師，有的是醫生，自小跟外國人打交道，家學淵源，所以讀起來毫不費力。
我自問國文比較他們有把握，現在應該傾全力來搞英文。
我買了一本字典，先把不懂的字一一查出來，然後在自修室裡請教高年級的同學，其中指導我最勤的就是年前還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當醫科教授的邱少陵兄及已故的謝在鈞兄。
我問了再問，他們也一再講解，從來沒有表示不高興的樣子。
我早起晚睡，早起是自小養成的習慣，晚睡倒很困難，因為那時霞浦縣沒有電燈，每晚隻靠煤油燈讀書，一到10時，眼睛幾乎睜不開來。
就這樣拼了兩個月，我已經趕得上那三五位高明的小同學。
到了期終大考的時候，我居然能夠以勤補拙，穩坐第一把交椅了。
這是初次體驗到“天下無難事，隻怕有心人”的古訓。
在作元讀了四年書，給我的影響最大的是校長邱牧師。
他教書認真，說得一口福州話，既注意解釋，又重視背誦，重要的句子，他總是教學生用鉛筆寫下來，然後監督大家熟讀。
他的拿手好戲，自然是《聖經》，其次是莎士比亞和近代史。
他教我們朗誦《新約四福音》，其中意義深長的章節，都要背誦。
關于莎士比亞，他特别選出《李爾王》、《麥克白》這兩篇悲劇。
悲劇的情節，我們早已從蘭姆的《莎氏樂府故事》裡得到梗概，所以讀起莎翁的原文，頗能領略他的意味。
至于西洋史，他所采用提綱挈領的讀法，重要的人物、地名、事件、意義，須用紅筆畫明，以便記憶；詳細的内容，由他本人滔滔不絕地講解一遍，以便加強我們讀史的趣味。
還有一層，他是個熱心的傳教士。
每逢星期六，他時常步行到遼遠的鄉村；星期日布道一天，星期一趕回上課。
容光煥發，精神飽滿，從來我沒有見過他有倦容。
在星期一至星期六的幾天中，他每天起碼要上六個鐘頭功課；到了下午放學後，他時常跟同學們在一起踢足球，或者帶他的妻子到城牆頭上去散步。
後來他奉命前往杭州，擔任聖公會的會督，他的中文名字也改為高德祁。
生活簡樸，勤儉自持，數十年如一日。
這位老師所給我的人格陶冶，比較熟讀百部聖經賢傳更為切實。
除邱校長外，黃六皆先生算是個好老師。
他是甯德人，福州格緻書院出身。
他擅長文法的解釋及句子的圖解。
他本來是三中的英文教員，每星期到我們的學校來兼任幾個鐘頭功課。
由于他的精通文法，我不得不于課餘之暇多多請教他。
當時學校裡還有兩三位愛爾蘭的教師及一位從上海聖約翰大學出身的教師，但他們給我的印象很淡，現在連他們的貴姓大名也忘記了。
在經濟萬分困難的環境下，我在霞浦縣讀了四年書。
最後的一年，我蒙校長的青睐，每周讓我在低年級教二小時英文會話，而我所獲得的代價僅是免交學費。
不過這區區幾十元的數目對我是個大幫忙。
畢業典禮前一星期，校長請我到他的家裡去茶叙。
他問我是否要做海關。
假如要做海關，他可以寫信介紹。
這時我的眼界稍開，我知道讀英文并不一定要搞洋務，更不應該以海關、郵政的比較安定職業為終身的目标。
相反的，我應該進一步，充分利用英文這工具來研究高深的學問，而學問的充實，技能的進步，才能夠使生命富有意義。
我們福安同鄉到這兒來升學的寥寥可數。
福建的方言複雜異常，一個縣有一個縣的方言。
那時國語算是“官話”，我雖然花了一個暑假去學習“官話捷中捷”，但發音不正确，而且沒有運用的機會，直至我負笈北京前，我連開口說國語的勇氣也沒有。
我到校的第二天，校長邱約翰牧師（JohnCurtis）給我面試。
邱校長是愛爾蘭人，出身于都柏林大學。
他的個子高大，滿手都是毛，眼睛好像褪色的綠玉一樣，我看了倒有點驚奇。
他先叫我朗誦一段英文，然後問我幾句普通的會話，不用十分鐘便考完。
國文僅考一科作文，題目很容易；我随便寫了幾百字，就拿去交卷。
放榜那一天，我居然可以插上第二年級。
照當時的程度而論，國文插四五年級還可以應付，英文插二年級實在吃不消。
因我才準備個把月，生吞活剝地念完一冊普通的讀本，根底脆弱得可憐。
記得第一次上課時，一位福州的李先生教我們讀一課《自然科學讀本》（ScienceReaders），他不假思索地給我們讀一遍，我簡直是上氣接不了下氣地永遠跟不上。
回顧同班的同學，他們比較我還年輕兩三歲。
先生叫他們站起來朗誦，他們就馬上讀得很順口；跟他們會話，他們也應答如流。
相形見绌，我的臉一直紅到發燒。
最使我深切感覺到的，就是時光的易逝。
四五年前，我在小學的時候，體操堂排起隊來，我老是殿軍；現在我的身材雖長大，但是英文一課反而不如三五個小同學，這情形真使我窘極了。
下課後，我私自打聽那三五個滿口英文的小同學，這才知道他們的父親有的是教會牧師，有的是醫生，自小跟外國人打交道，家學淵源，所以讀起來毫不費力。
我自問國文比較他們有把握，現在應該傾全力來搞英文。
我買了一本字典，先把不懂的字一一查出來，然後在自修室裡請教高年級的同學，其中指導我最勤的就是年前還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當醫科教授的邱少陵兄及已故的謝在鈞兄。
我問了再問，他們也一再講解，從來沒有表示不高興的樣子。
我早起晚睡，早起是自小養成的習慣，晚睡倒很困難，因為那時霞浦縣沒有電燈，每晚隻靠煤油燈讀書，一到10時，眼睛幾乎睜不開來。
就這樣拼了兩個月，我已經趕得上那三五位高明的小同學。
到了期終大考的時候，我居然能夠以勤補拙，穩坐第一把交椅了。
這是初次體驗到“天下無難事，隻怕有心人”的古訓。
在作元讀了四年書，給我的影響最大的是校長邱牧師。
他教書認真，說得一口福州話，既注意解釋，又重視背誦，重要的句子，他總是教學生用鉛筆寫下來，然後監督大家熟讀。
他的拿手好戲，自然是《聖經》，其次是莎士比亞和近代史。
他教我們朗誦《新約四福音》，其中意義深長的章節，都要背誦。
關于莎士比亞，他特别選出《李爾王》、《麥克白》這兩篇悲劇。
悲劇的情節，我們早已從蘭姆的《莎氏樂府故事》裡得到梗概，所以讀起莎翁的原文，頗能領略他的意味。
至于西洋史，他所采用提綱挈領的讀法，重要的人物、地名、事件、意義，須用紅筆畫明，以便記憶；詳細的内容，由他本人滔滔不絕地講解一遍，以便加強我們讀史的趣味。
還有一層，他是個熱心的傳教士。
每逢星期六，他時常步行到遼遠的鄉村；星期日布道一天，星期一趕回上課。
容光煥發，精神飽滿，從來我沒有見過他有倦容。
在星期一至星期六的幾天中，他每天起碼要上六個鐘頭功課；到了下午放學後，他時常跟同學們在一起踢足球，或者帶他的妻子到城牆頭上去散步。
後來他奉命前往杭州，擔任聖公會的會督，他的中文名字也改為高德祁。
生活簡樸，勤儉自持，數十年如一日。
這位老師所給我的人格陶冶，比較熟讀百部聖經賢傳更為切實。
除邱校長外，黃六皆先生算是個好老師。
他是甯德人，福州格緻書院出身。
他擅長文法的解釋及句子的圖解。
他本來是三中的英文教員，每星期到我們的學校來兼任幾個鐘頭功課。
由于他的精通文法，我不得不于課餘之暇多多請教他。
當時學校裡還有兩三位愛爾蘭的教師及一位從上海聖約翰大學出身的教師，但他們給我的印象很淡，現在連他們的貴姓大名也忘記了。
在經濟萬分困難的環境下，我在霞浦縣讀了四年書。
最後的一年，我蒙校長的青睐，每周讓我在低年級教二小時英文會話，而我所獲得的代價僅是免交學費。
不過這區區幾十元的數目對我是個大幫忙。
畢業典禮前一星期，校長請我到他的家裡去茶叙。
他問我是否要做海關。
假如要做海關，他可以寫信介紹。
這時我的眼界稍開，我知道讀英文并不一定要搞洋務，更不應該以海關、郵政的比較安定職業為終身的目标。
相反的，我應該進一步，充分利用英文這工具來研究高深的學問，而學問的充實，技能的進步，才能夠使生命富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