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篇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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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将之，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
”延壽信之，由是為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
注曰：山後即妫、檀、雲、應諸州，盧龍，幽州軍号，此皆天福之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也。
契丹用中國之将，将中國之兵以攻晉，藉寇兵而赍盜糧，中國自此胥為夷矣。
又曰：趙延壽為契丹主愚弄鼓舞，至死不悟，嗜欲深者天機淺也。
（二八三） 後晉齊王開運二年，契丹自恒州還，過祁州城下，刺史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不得還。
趙延壽知城中無馀兵，引契丹急攻之。
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陷身虜庭，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 注曰：言趙延壽與其父德鈞，不能救張敬達，邀契丹求帝中國，玩寇緻禍，并為俘虜也。
趙延壽聞斌言，尚欲複求帝乎？陷身事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
趙延壽在唐時加侍中，沈斌稱其舊官。
（二八四） 開運三年，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
”杜威以下，皆迎谒于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
注曰：契丹主非特戲杜威、趙延壽也，亦以愚晉軍。
彼其心知晉軍之不誠服也，駕言将以華人為中國主，是二人者，必居一于此。
晉人謂喪君有君，皆華人也，夫是以不生心，其計巧矣。
然契丹主巧于愚弄，而入汴之後，大不能制河東，小不能制群盜，豈非挾數用術者有時而窮乎！（二八五） 右數條蓋有感于金人之立張邦昌、劉豫也。
金人非有所愛于張邦昌、劉豫，猶契丹非有所愛于趙延壽、杜威，特恐宋人不服，假以名義，使為緩沖，或自相攻伐，則可得漁人之利耳。
張邦昌似尚非自願，劉豫則實自求之，卒至身敗名裂而後已，亦可憫也。
《宋史·嶽武穆傳》，紹興七年，武穆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于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
”《劉豫事迹》阜昌七年條，亦言：“豫聞宋将親征，告急求援，金主召諸将議，宗磐曰：&lsquo先帝立豫，欲豫辟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
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豫收其利，而我實受敝，奈何許之！&rsquo”嗚呼！金人立豫之本心如此。
故明年廢豫敕，亦以此理由為詞。
曰：“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将俾内外，鹹登太平。
故自濁河以南，割為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遄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
建爾一邦，迄今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雲雲。
蓋利用之時機已過，則獵狗可烹矣。
豫父子猶醉生夢死，徒顧目前，不能自拔，身之所謂“嗜欲深天機淺”者，其劉豫父子之謂乎！《道園學古錄》十三，有《福州總管劉侯墓碑》雲：“侯諱濟，字濟川，世為大名人，在金時常顯宦，而事轶不傳。
所可以名知者，義軍千戶晖而已。
”此劉豫子孫也。
《元遺山集》四，《為劉濟川題紫微山水》，明謂濟川為阜昌孫，今碑乃雲“事轶不傳”。
非不傳也，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貪一時之富貴，而為子孫百世所羞稱，人亦何樂乎此哉！ 又，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砺，言于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将相，宜用中國人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
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将失之。
”契丹主不從，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将降兵以從。
注曰：或問杜威不降契丹，晉可保乎？曰：設使杜威藉将士之力，擊退契丹，契丹主歸北完聚，必複南來，晉不能支也。
使其間有英雄之才，奮然出力，擊破契丹，使之不敢南向，則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将士又将扶立以成篡事，石氏必不能高枕大梁，劉知遠亦不可得而狙伺其旁也。
（二八五） 身之之意，無論杜威勝敗，石氏必亡。
敗則亡于契丹，勝則亡于所勝之人，終非石氏有也。
張砺對契丹主之言，與杜弼對北齊主之言同。
《契丹國志》十六，載：“砺晚居恒州，蕭翰以鐵騎圍其第，砺方卧病，翰數之曰：&lsquo汝何故言于先帝，雲北人不可為節度使，又谮我及解裡于先帝，我必殺汝。
&rsquo命鎖之，砺憤恚而卒。
”其受侮辱，亦與杜弼同，皆可為仕于夷者之龜鑒也。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東方群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
” 注曰：中國之人，困于契丹之陵暴掊克，鹹不聊生，起而為盜，烏有難制者乎！盍亦反其本矣。
（二八六） 此有感于元初“叛亂”之衆也。
萬季野曾将《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五年至廿七年之間，叛亂被誅者，輯為一篇，附《宋季忠義錄》後。
雖未該備，然已達五六十起。
複為之跋曰：“宋社既移，四方稱兵者蜂起，大都宋之遺民，不忘故主，欲噓既燼之灰，非弄兵潢池者比也。
所謂周之頑民，非即商之義士乎！乃《元史》概書之為盜，彼史臣之體宜爾，而諸人之心，則不白于天下萬世矣。
今悉采而錄之，竊比朱子《綱目》不書樊崇、楊玄感為盜之義”雲。
是可與身之此條相發明者也。
又，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于空中，舉刃接之以為樂。
注曰：觀佛狸之飲江，侯景之亂江南，其肆毒類如此。
不嗜殺人，然後能一天下，孟子之言，豈欺我哉！（二八六） 非必其生性殘忍也，蔑視之甚，故以非人道待之。
《舒阆風集》三《己醜詩》，言：“去年大兵入台，仙居幸免。
今冬屠掠無噍類，衣冠婦女，與牛羊俱北，聞而傷之。
”有“初謂無兵禍，那知酷至斯，相看不敢哭，有死未知期”之句，阆風所詠，即身之所值也。
又，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墟，謂蕃漢群臣曰：“緻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
”顧張砺曰：“爾亦有力焉。
” 注曰：燕王謂趙延壽。
張砺随趙延壽入北，又與趙延壽俱南，以殘中國。
契丹主猶知其罪，況中國之人乎！（二八六） 身之諄諄于中國之人者，明契丹主不足怪也。
然契丹在金元，均稱漢人，已與中國為一家矣。
豈獨契丹，女直在元，亦已稱漢人，在今則皆謂之華人。
身之嘗歎中國自此胥為夷，豈知夷至此胥為中國乎！
”延壽信之，由是為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
注曰：山後即妫、檀、雲、應諸州，盧龍，幽州軍号，此皆天福之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也。
契丹用中國之将，将中國之兵以攻晉，藉寇兵而赍盜糧，中國自此胥為夷矣。
又曰：趙延壽為契丹主愚弄鼓舞，至死不悟，嗜欲深者天機淺也。
（二八三） 後晉齊王開運二年，契丹自恒州還，過祁州城下，刺史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不得還。
趙延壽知城中無馀兵，引契丹急攻之。
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陷身虜庭，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 注曰：言趙延壽與其父德鈞，不能救張敬達，邀契丹求帝中國，玩寇緻禍，并為俘虜也。
趙延壽聞斌言，尚欲複求帝乎？陷身事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
趙延壽在唐時加侍中，沈斌稱其舊官。
（二八四） 開運三年，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
”杜威以下，皆迎谒于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
注曰：契丹主非特戲杜威、趙延壽也，亦以愚晉軍。
彼其心知晉軍之不誠服也，駕言将以華人為中國主，是二人者，必居一于此。
晉人謂喪君有君，皆華人也，夫是以不生心，其計巧矣。
然契丹主巧于愚弄，而入汴之後，大不能制河東，小不能制群盜，豈非挾數用術者有時而窮乎！（二八五） 右數條蓋有感于金人之立張邦昌、劉豫也。
金人非有所愛于張邦昌、劉豫，猶契丹非有所愛于趙延壽、杜威，特恐宋人不服，假以名義，使為緩沖，或自相攻伐，則可得漁人之利耳。
張邦昌似尚非自願，劉豫則實自求之，卒至身敗名裂而後已，亦可憫也。
《宋史·嶽武穆傳》，紹興七年，武穆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于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
”《劉豫事迹》阜昌七年條，亦言：“豫聞宋将親征，告急求援，金主召諸将議，宗磐曰：&lsquo先帝立豫，欲豫辟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
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豫收其利，而我實受敝，奈何許之！&rsquo”嗚呼！金人立豫之本心如此。
故明年廢豫敕，亦以此理由為詞。
曰：“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将俾内外，鹹登太平。
故自濁河以南，割為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遄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
建爾一邦，迄今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雲雲。
蓋利用之時機已過，則獵狗可烹矣。
豫父子猶醉生夢死，徒顧目前，不能自拔，身之所謂“嗜欲深天機淺”者，其劉豫父子之謂乎！《道園學古錄》十三，有《福州總管劉侯墓碑》雲：“侯諱濟，字濟川，世為大名人，在金時常顯宦，而事轶不傳。
所可以名知者，義軍千戶晖而已。
”此劉豫子孫也。
《元遺山集》四，《為劉濟川題紫微山水》，明謂濟川為阜昌孫，今碑乃雲“事轶不傳”。
非不傳也，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貪一時之富貴，而為子孫百世所羞稱，人亦何樂乎此哉！ 又，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砺，言于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将相，宜用中國人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
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将失之。
”契丹主不從，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将降兵以從。
注曰：或問杜威不降契丹，晉可保乎？曰：設使杜威藉将士之力，擊退契丹，契丹主歸北完聚，必複南來，晉不能支也。
使其間有英雄之才，奮然出力，擊破契丹，使之不敢南向，則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将士又将扶立以成篡事，石氏必不能高枕大梁，劉知遠亦不可得而狙伺其旁也。
（二八五） 身之之意，無論杜威勝敗，石氏必亡。
敗則亡于契丹，勝則亡于所勝之人，終非石氏有也。
張砺對契丹主之言，與杜弼對北齊主之言同。
《契丹國志》十六，載：“砺晚居恒州，蕭翰以鐵騎圍其第，砺方卧病，翰數之曰：&lsquo汝何故言于先帝，雲北人不可為節度使，又谮我及解裡于先帝，我必殺汝。
&rsquo命鎖之，砺憤恚而卒。
”其受侮辱，亦與杜弼同，皆可為仕于夷者之龜鑒也。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東方群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
” 注曰：中國之人，困于契丹之陵暴掊克，鹹不聊生，起而為盜，烏有難制者乎！盍亦反其本矣。
（二八六） 此有感于元初“叛亂”之衆也。
萬季野曾将《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五年至廿七年之間，叛亂被誅者，輯為一篇，附《宋季忠義錄》後。
雖未該備，然已達五六十起。
複為之跋曰：“宋社既移，四方稱兵者蜂起，大都宋之遺民，不忘故主，欲噓既燼之灰，非弄兵潢池者比也。
所謂周之頑民，非即商之義士乎！乃《元史》概書之為盜，彼史臣之體宜爾，而諸人之心，則不白于天下萬世矣。
今悉采而錄之，竊比朱子《綱目》不書樊崇、楊玄感為盜之義”雲。
是可與身之此條相發明者也。
又，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于空中，舉刃接之以為樂。
注曰：觀佛狸之飲江，侯景之亂江南，其肆毒類如此。
不嗜殺人，然後能一天下，孟子之言，豈欺我哉！（二八六） 非必其生性殘忍也，蔑視之甚，故以非人道待之。
《舒阆風集》三《己醜詩》，言：“去年大兵入台，仙居幸免。
今冬屠掠無噍類，衣冠婦女，與牛羊俱北，聞而傷之。
”有“初謂無兵禍，那知酷至斯，相看不敢哭，有死未知期”之句，阆風所詠，即身之所值也。
又，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墟，謂蕃漢群臣曰：“緻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
”顧張砺曰：“爾亦有力焉。
” 注曰：燕王謂趙延壽。
張砺随趙延壽入北，又與趙延壽俱南，以殘中國。
契丹主猶知其罪，況中國之人乎！（二八六） 身之諄諄于中國之人者，明契丹主不足怪也。
然契丹在金元，均稱漢人，已與中國為一家矣。
豈獨契丹，女直在元，亦已稱漢人，在今則皆謂之華人。
身之嘗歎中國自此胥為夷，豈知夷至此胥為中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