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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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現在住哪兒？”愛宕問。
誠說出征前租住的人家已燒毀，正不知如何是好。
愛宕向誠表示這事包在他身上。
愛宕又問： “午飯吃過了？” “還沒呢。
” “去圖書館樓頂的天台如何？” “好主意！” 兩人一路感慨校園竟完全不像曾經發生過戰争的樣子。
到了圖書館，沿着中央大階梯走上去，再往旁順着像燈塔内部一般的螺旋階梯一口氣登到最高處，外面便是樓頂天台。
兩人上到平台的最高處，打開各自的飯盒。
盒飯的内容如實表明了兩人當下的生活狀況。
誠的是白米飯、正值時令的秋刀魚和煎蛋卷。
愛宕的卻是統一配給的、不知什麼雜糧做成的黏土色的發糕。
誠埋頭默默吃了起來。
誠并不是隻顧自己的人。
誠對細小瑣事天性敏感，且内心對此非常蔑視的緣故。
如今，自己早已不複是當年因内心冷漠而苦悶的少年，已經能自如地利用自己的冷漠。
這種故作成熟的好強心也使誠選擇了沉默。
誠在旭川擔任主計少尉期間，在飲食方面也未有過不足之處。
偶爾外出，在街上遇見饑餓的孩子撿起掉在地上的壓縮餅幹往嘴裡塞，雖說吃驚，卻并未由此引發作為軍人應有的人道主義恻隐心。
誠從這時開始，逐漸形成了以下觀念。
唯物論所謂的社會不平等，是以固定不變的社會秩序為基礎的财産不均衡為原則，并因此認為人的思想也同樣具有固化性。
雖然這一認識未必正确。
出征前，誠曾在法學系的研究室裡匆匆翻閱唯物論入門書時便有了如此認識。
誠設想将唯物論與更早的唯心論綜合在一起。
舉個淺近的例子。
在蘇聯，黨員、軍人和忠誠的藝術家，其物質生活水準普遍高于一般群衆，這樣的做法，可以理解為對理想社會積極獻身的一種獎勵。
另一方面，老弱病殘及孤兒也有一定的社會保障。
後者可以将其考慮為維持理想社會的消極條件。
然而，人的幸福感乃至滿足感卻是相對的。
假如黨員、軍人和忠誠的藝術家的獻身皆發自于内心，“喜悅”則是對其最高的褒獎而非物質報酬。
另一方面，那些罹患不治之症的人，如麻風病人，為了撫慰心靈的不幸，在社會基本保障之外更需要物質方面的滿足，以其不幸而要求更高的物質報酬。
忠誠的藝術家與麻風病人，如果有面對面的機會，麻風病人或許會在藝術家不悅的臉上揉搓幾下，請他也嘗嘗麻風病的滋味兒吧。
不考慮給予不幸者物質上的救濟，又何談“唯物論”呢？或許科學能夠解決這一問題吧。
然而，如果科學能改變女人的美醜——這一關乎女人幸與不幸的頭等大事，到那時，醜女将會失去“變成美人啦”這一理想實現的幸福，而美女也将失去“比誰都漂亮”這一現實的幸福吧。
誠所謂綜合唯物論與唯心論的觀念，其出發點首先在于将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截然分開。
物質方面，即經濟學主導的領域，為防止主觀幸福受到侵犯（客觀幸福本身便存在着語言矛盾），絕對不導入幸福的概念，僅允許近代司法的根本原則——契約自由原則的存在。
一旦達成合約就必須履行，未達成合約則被擱置。
因此，無所謂人道的恻隐之心，既無微笑也無眼淚。
關于利息論的關鍵問題，從探究剩餘價值學說的謬誤之中自然會得到解決。
所謂經濟學，橫豎不過是一根如意棒，說一聲“變”就能小得放進耳朵任由擺布。
唯物論本來是由資本主義社會“金錢萬能”的偏見而衍生的私生子。
可以說誠的認識還是有一定的先進性。
誠從初始便認為，物質對人的幸福不起任何作用。
在這一前提下，自然認為利息的存在天經地義。
你若講無産階級，我便拿出麻風病人與斜眼女人的例子。
誠異想天開的理想主義，尤其表現在精神方面。
正如唯物論用經濟學理論來處理幸福問題一樣。
一提到精神方面，馬上有人會急不可耐地聯想到誠是否相信神靈。
誠信仰的，僅僅是按照他本人的方式所思考的理性，以及由理性創造出的作品——法律。
如此一說，又有人會草率地斷言這位青年屬于啟蒙主義。
然而事實絕非如此。
出征前，誠在大學裡最感興趣的是刑法學。
衆所周知，刑法理論自菲利[EnricoFerri（1856—1929），意大利的刑法學者。
]以來新舊各派長期争論不休。
簡而言之，前者以社會主義傾向者居多，認為刑罰應重視教育意義，偏向廢除死刑；而後者注重作為公法的刑法本質，對刑罰的概念還停留在報應論之上，具有國家主義傾向。
誠的理想社會便是利用了刑法内部相互矛盾的要素而構成的。
戰後的青年，對于戰時的學生們懷抱如此超越常規的夢想，确實有難以理解與想象之處。
而關于誠的烏托邦的詳盡解說，或可作為了解當時青年思想的一份資料。
誠認為，任何理想社會都存在犯罪。
假使沒有犯罪，則說明社會處在主觀幸福平等觀念的支配之下。
換句話說，也可稱之為主觀不幸的平等。
戰争中，城市犯罪率急劇下降的原因，是因為能量被引向了戰争，以及逃過槍林彈雨的幸存者對不幸的均一化心存幻想的緣故。
如果A為了追求
誠說出征前租住的人家已燒毀，正不知如何是好。
愛宕向誠表示這事包在他身上。
愛宕又問： “午飯吃過了？” “還沒呢。
” “去圖書館樓頂的天台如何？” “好主意！” 兩人一路感慨校園竟完全不像曾經發生過戰争的樣子。
到了圖書館，沿着中央大階梯走上去，再往旁順着像燈塔内部一般的螺旋階梯一口氣登到最高處，外面便是樓頂天台。
兩人上到平台的最高處，打開各自的飯盒。
盒飯的内容如實表明了兩人當下的生活狀況。
誠的是白米飯、正值時令的秋刀魚和煎蛋卷。
愛宕的卻是統一配給的、不知什麼雜糧做成的黏土色的發糕。
誠埋頭默默吃了起來。
誠并不是隻顧自己的人。
誠對細小瑣事天性敏感，且内心對此非常蔑視的緣故。
如今，自己早已不複是當年因内心冷漠而苦悶的少年，已經能自如地利用自己的冷漠。
這種故作成熟的好強心也使誠選擇了沉默。
誠在旭川擔任主計少尉期間，在飲食方面也未有過不足之處。
偶爾外出，在街上遇見饑餓的孩子撿起掉在地上的壓縮餅幹往嘴裡塞，雖說吃驚，卻并未由此引發作為軍人應有的人道主義恻隐心。
誠從這時開始，逐漸形成了以下觀念。
唯物論所謂的社會不平等，是以固定不變的社會秩序為基礎的财産不均衡為原則，并因此認為人的思想也同樣具有固化性。
雖然這一認識未必正确。
出征前，誠曾在法學系的研究室裡匆匆翻閱唯物論入門書時便有了如此認識。
誠設想将唯物論與更早的唯心論綜合在一起。
舉個淺近的例子。
在蘇聯，黨員、軍人和忠誠的藝術家，其物質生活水準普遍高于一般群衆，這樣的做法，可以理解為對理想社會積極獻身的一種獎勵。
另一方面，老弱病殘及孤兒也有一定的社會保障。
後者可以将其考慮為維持理想社會的消極條件。
然而，人的幸福感乃至滿足感卻是相對的。
假如黨員、軍人和忠誠的藝術家的獻身皆發自于内心，“喜悅”則是對其最高的褒獎而非物質報酬。
另一方面，那些罹患不治之症的人，如麻風病人，為了撫慰心靈的不幸，在社會基本保障之外更需要物質方面的滿足，以其不幸而要求更高的物質報酬。
忠誠的藝術家與麻風病人，如果有面對面的機會，麻風病人或許會在藝術家不悅的臉上揉搓幾下，請他也嘗嘗麻風病的滋味兒吧。
不考慮給予不幸者物質上的救濟，又何談“唯物論”呢？或許科學能夠解決這一問題吧。
然而，如果科學能改變女人的美醜——這一關乎女人幸與不幸的頭等大事，到那時，醜女将會失去“變成美人啦”這一理想實現的幸福，而美女也将失去“比誰都漂亮”這一現實的幸福吧。
誠所謂綜合唯物論與唯心論的觀念，其出發點首先在于将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截然分開。
物質方面，即經濟學主導的領域，為防止主觀幸福受到侵犯（客觀幸福本身便存在着語言矛盾），絕對不導入幸福的概念，僅允許近代司法的根本原則——契約自由原則的存在。
一旦達成合約就必須履行，未達成合約則被擱置。
因此，無所謂人道的恻隐之心，既無微笑也無眼淚。
關于利息論的關鍵問題，從探究剩餘價值學說的謬誤之中自然會得到解決。
所謂經濟學，橫豎不過是一根如意棒，說一聲“變”就能小得放進耳朵任由擺布。
唯物論本來是由資本主義社會“金錢萬能”的偏見而衍生的私生子。
可以說誠的認識還是有一定的先進性。
誠從初始便認為，物質對人的幸福不起任何作用。
在這一前提下，自然認為利息的存在天經地義。
你若講無産階級，我便拿出麻風病人與斜眼女人的例子。
誠異想天開的理想主義，尤其表現在精神方面。
正如唯物論用經濟學理論來處理幸福問題一樣。
一提到精神方面，馬上有人會急不可耐地聯想到誠是否相信神靈。
誠信仰的，僅僅是按照他本人的方式所思考的理性，以及由理性創造出的作品——法律。
如此一說，又有人會草率地斷言這位青年屬于啟蒙主義。
然而事實絕非如此。
出征前，誠在大學裡最感興趣的是刑法學。
衆所周知，刑法理論自菲利[EnricoFerri（1856—1929），意大利的刑法學者。
]以來新舊各派長期争論不休。
簡而言之，前者以社會主義傾向者居多，認為刑罰應重視教育意義，偏向廢除死刑；而後者注重作為公法的刑法本質，對刑罰的概念還停留在報應論之上，具有國家主義傾向。
誠的理想社會便是利用了刑法内部相互矛盾的要素而構成的。
戰後的青年，對于戰時的學生們懷抱如此超越常規的夢想，确實有難以理解與想象之處。
而關于誠的烏托邦的詳盡解說，或可作為了解當時青年思想的一份資料。
誠認為，任何理想社會都存在犯罪。
假使沒有犯罪，則說明社會處在主觀幸福平等觀念的支配之下。
換句話說，也可稱之為主觀不幸的平等。
戰争中，城市犯罪率急劇下降的原因，是因為能量被引向了戰争，以及逃過槍林彈雨的幸存者對不幸的均一化心存幻想的緣故。
如果A為了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