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日本慘敗後的這一站：“貨币戰争”貼身緊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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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幾乎一模一樣的藥方又被“熱心和急切”的美國金融大夫們介紹到了中國，所不同的是，中國經濟的身子骨遠不如當年的日本。
糟糕的是，中國現在的早期症狀與1985年到1990年的日本極其類似。
金融開放的本質實際上是一場“貨币戰争”，缺乏戰争的意識和準備是中國當前最大的危機！ 想當然地把金融領域的開放理解成普通行業的開放是極端危險的。
貨币是一種商品，而它不同于其他一切商品之處就在于它是一種社會中每一個行業、每一個機構、每一個人都需要的商品，對貨币發行的控制是所有壟斷中的最高形式。
中國的貨币發行原本為國家所控制，也隻有國家控制貨币才能保障社會結構的基本公平。
當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後，中國的貨币發行權将處于危險境地。
外資銀行們會引進大量令人眼花缭亂的“創新”金融産品，以各種方式創造債務工具并使之貨币化，這就是貨币的類似物“流動性”。
這些金融貨币完全具備實體經濟領域貨币的購買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外資銀行将參與中國人民币的貨币發行。
如果當外資銀行“創造”的人民币信貸總量超過國有商業銀行時，它們實際上就架空了中國的中央銀行，控制了中國貨币的發行權！它們将有能力和意圖來惡意制造貨币供應的波動，從而先是通過通貨膨脹然後是通貨緊縮來血洗中國人民的财富，就像曆史上反複出現的經濟危機一樣。
當外國銀行勢力日漸做大之後，通過金錢與權力的交易，金錢與金錢的交易，實現“金融超級特殊利益集團”的“強強聯合”，通過資助地方經濟發展來拉攏地方政府，物色和重點栽培“有潛力”的新一代政治新星，以圖長期政治回報。
通過投資來控制電信、石油、軍工等國有壟斷行業，畢竟沒有法律規定國有壟斷行業隻能從國有銀行貸款，當這些行業主要依靠外資銀行的資金時，它們的資金鍊将有可能會“突然”斷裂。
外資銀行還會建立各種“基金會”逐步滲透到中國的教育事業、新聞媒體業、圖書出版業、司法執法系統、醫療制藥行業、甚至軍隊系統。
它們将廣泛捐助社會公益項目，廣泛培植人脈關系，以潤物細無聲般的耐心和細心，默默地推廣着有利于它們的社會價值觀念。
金融開放所面臨的戰略風險遠不是金融業本身那麼簡單，它涵蓋了整個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稍有閃失則後果不堪設想。
建議組建“國家金融安全委員會”将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三者的職能統一起來，直屬最高決策層。
增加金融情報研究部門，加強對外資銀行中的人員背景、資金調動、戰例收集等方面的研究分析工作。
建立國家金融安全保密等級（SecurityClearance）制度，重要金融決策者必須通過該制度審核。
要貨币主權還是要貨币穩定？ 貨币主權理應高于一切外來因素，包括所有國際慣例和國際協議，以及外來政治壓力。
貨币主權隻應服務于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保持貨币穩定指的是維護本國貨币在國際貨币體系中的币值穩定，以便向國内行業提供良好和平穩的經濟發展生态環境。
對于中國而言，目前是采取緊盯美元的政策。
目前，中國的困境在于貨币主權與貨币穩定隻能二者擇一。
中國現在的政策是為了經濟發展而不得不追求貨币穩定，從而放棄貨币主權。
問題的要害是，美聯儲實際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中國的貨币供應量，由于中國是采用強制結彙制度，美國可以通過增加對中國的貿易赤字來迫使中國央行增發基礎貨币，而這些基礎貨币經過商業銀行的放大，會産生若幹倍的貨币增發效應，造成流動性泛濫，推高了股市和房地産泡沫，極大地惡化了中國金融生态環境。
為了對沖這樣的貨币增發，政府和央行隻能被迫增發國債和央行票據來吸納過剩的流動性，但是這又将增加政府的債務負擔，這些債務早晚是要連本帶利償還的。
反之，如果美國需要制造中國的貨币供應緊縮效應，當然目前更嚴重的問題是前者。
這樣一種完全被動的金融戰略态勢對中國極端不利。
隻要美元是世界儲備貨币，中國就無法擺脫這樣的局面。
從根本上講，隻有推動黃金的重新貨币化，才能給世界各國創造出一個自由、公平與和諧的金融生态環境。
如果難以一步到位，也應該大力推動國際儲備貨币多元化，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
貨币升值與金融系統“内分泌紊亂” 如果說有誰可作為貨币劇烈升值的反面教材的話，日本無疑是最恰當的人選了。
日本《金融戰敗》的作者吉川元忠哀歎就财富損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戰敗的後果幾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損失相當。
日本和中國一樣，是老老實實一手一腳努力創造物質财富的典型，對于虛無缥缈的金融财富的理念向來持懷疑态度。
1985年到1990年，日本國内經濟和出口貿易空前紅火，股市房地産連年暴漲，大批收購海外資産，日本人的自信也達到了空前程度，超過美國似乎隻是十年之遙。
從1985年的
糟糕的是，中國現在的早期症狀與1985年到1990年的日本極其類似。
金融開放的本質實際上是一場“貨币戰争”，缺乏戰争的意識和準備是中國當前最大的危機！ 想當然地把金融領域的開放理解成普通行業的開放是極端危險的。
貨币是一種商品，而它不同于其他一切商品之處就在于它是一種社會中每一個行業、每一個機構、每一個人都需要的商品，對貨币發行的控制是所有壟斷中的最高形式。
中國的貨币發行原本為國家所控制，也隻有國家控制貨币才能保障社會結構的基本公平。
當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後，中國的貨币發行權将處于危險境地。
外資銀行們會引進大量令人眼花缭亂的“創新”金融産品，以各種方式創造債務工具并使之貨币化，這就是貨币的類似物“流動性”。
這些金融貨币完全具備實體經濟領域貨币的購買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外資銀行将參與中國人民币的貨币發行。
如果當外資銀行“創造”的人民币信貸總量超過國有商業銀行時，它們實際上就架空了中國的中央銀行，控制了中國貨币的發行權！它們将有能力和意圖來惡意制造貨币供應的波動，從而先是通過通貨膨脹然後是通貨緊縮來血洗中國人民的财富，就像曆史上反複出現的經濟危機一樣。
當外國銀行勢力日漸做大之後，通過金錢與權力的交易，金錢與金錢的交易，實現“金融超級特殊利益集團”的“強強聯合”，通過資助地方經濟發展來拉攏地方政府，物色和重點栽培“有潛力”的新一代政治新星，以圖長期政治回報。
通過投資來控制電信、石油、軍工等國有壟斷行業，畢竟沒有法律規定國有壟斷行業隻能從國有銀行貸款，當這些行業主要依靠外資銀行的資金時，它們的資金鍊将有可能會“突然”斷裂。
外資銀行還會建立各種“基金會”逐步滲透到中國的教育事業、新聞媒體業、圖書出版業、司法執法系統、醫療制藥行業、甚至軍隊系統。
它們将廣泛捐助社會公益項目，廣泛培植人脈關系，以潤物細無聲般的耐心和細心，默默地推廣着有利于它們的社會價值觀念。
金融開放所面臨的戰略風險遠不是金融業本身那麼簡單，它涵蓋了整個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稍有閃失則後果不堪設想。
建議組建“國家金融安全委員會”将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三者的職能統一起來，直屬最高決策層。
增加金融情報研究部門，加強對外資銀行中的人員背景、資金調動、戰例收集等方面的研究分析工作。
建立國家金融安全保密等級（SecurityClearance）制度，重要金融決策者必須通過該制度審核。
要貨币主權還是要貨币穩定？ 貨币主權理應高于一切外來因素，包括所有國際慣例和國際協議，以及外來政治壓力。
貨币主權隻應服務于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保持貨币穩定指的是維護本國貨币在國際貨币體系中的币值穩定，以便向國内行業提供良好和平穩的經濟發展生态環境。
對于中國而言，目前是采取緊盯美元的政策。
目前，中國的困境在于貨币主權與貨币穩定隻能二者擇一。
中國現在的政策是為了經濟發展而不得不追求貨币穩定，從而放棄貨币主權。
問題的要害是，美聯儲實際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中國的貨币供應量，由于中國是采用強制結彙制度，美國可以通過增加對中國的貿易赤字來迫使中國央行增發基礎貨币，而這些基礎貨币經過商業銀行的放大，會産生若幹倍的貨币增發效應，造成流動性泛濫，推高了股市和房地産泡沫，極大地惡化了中國金融生态環境。
為了對沖這樣的貨币增發，政府和央行隻能被迫增發國債和央行票據來吸納過剩的流動性，但是這又将增加政府的債務負擔，這些債務早晚是要連本帶利償還的。
反之，如果美國需要制造中國的貨币供應緊縮效應，當然目前更嚴重的問題是前者。
這樣一種完全被動的金融戰略态勢對中國極端不利。
隻要美元是世界儲備貨币，中國就無法擺脫這樣的局面。
從根本上講，隻有推動黃金的重新貨币化，才能給世界各國創造出一個自由、公平與和諧的金融生态環境。
如果難以一步到位，也應該大力推動國際儲備貨币多元化，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
貨币升值與金融系統“内分泌紊亂” 如果說有誰可作為貨币劇烈升值的反面教材的話，日本無疑是最恰當的人選了。
日本《金融戰敗》的作者吉川元忠哀歎就财富損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戰敗的後果幾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損失相當。
日本和中國一樣，是老老實實一手一腳努力創造物質财富的典型，對于虛無缥缈的金融财富的理念向來持懷疑态度。
1985年到1990年，日本國内經濟和出口貿易空前紅火，股市房地産連年暴漲，大批收購海外資産，日本人的自信也達到了空前程度，超過美國似乎隻是十年之遙。
從1985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