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廉價貨币的“新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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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的廉價貨币政策則表現出欲就還推的姿态，争論與叫好立刻席卷了學術界。
凱恩斯早已确信他的廉價貨币思想必将得到國際銀行家和政治家的大力支持，受到最大損害的普通人民本來就“太愚蠢，或者是太邪惡”，剩下來就是搞定學術界了。
首先凱恩斯宣布了以他為代表的現代經濟理論和老舊傳統經濟理論兩大陣營的對立，然後進一步宣稱，他那本艱澀的新經濟“聖經”隻有“30歲以下的年青經濟學家才能看懂”。
這一宣稱立刻受到青年經濟學家的歡呼，保羅·撒缪爾森在給朋友的信中喜不自勝慶幸自己還不到30歲，他說：“年青真好”。
但就是這個撒缪爾森也承認《通論》是一本“寫得很糟，組織混亂，充滿混淆的書。
美國的學者認為，如果這本書是美國中西部一個偏遠學院教授寫的，可能連發表都困難，更不要說名垂青史了。
2.胡佛總統照鏡子：裡外不是人 1932年的總統大選在一片經濟蕭條的肅殺之中拉開了序幕，1300萬的失業人口、25%的失業率，讓現任總統胡佛倍感壓力。
面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羅斯福對1928年以來經濟政策的猛烈抨擊以及對胡佛總統與華爾街銀行家勢力的緊密關系的嚴厲指責，胡佛總統保持了耐人尋味的沉默，但是他在自己的備忘錄這樣記錄了他的真實想法： “在回應羅斯福對我應該為（1929年的）投機風潮負責的聲明時，我思忖再三，不知道是否應該把美聯儲1925年到1928年在歐洲勢力的影響下故意實施通貨膨脹政策的責任曝光，我當時是反對這種政策的。
” 胡佛總統的确有些冤枉，他雖然貴為美國總統，但是對經濟政策和貨币政策卻沒有太大的影響力。
由于政府沒有貨币發行權，如果私人擁有的紐約美聯儲銀行不配合，任何政策都是空談。
胡佛總統在華爾街失寵始于在德國賠款的問題上偏離了銀行家的既定方針。
原來，在1929年由摩根策劃的楊計劃（YoungPlan）以增加德國債務負擔為代價，通過在華爾街發行德國債券的方式為德國募集戰争賠款，自己在承銷債券發行的過程中爆賺一筆。
1931年5月，不曾想該計劃開始執行不久，就趕上德國和奧地利的金融危機，羅斯切爾德家族銀行和英格蘭銀行的拯救行動未能遏制危機的蔓延，摩根等華爾街銀行家不願看到剛開了個好頭的楊計劃中途夭折，立刻由摩根的合夥人拉蒙（Lamont）給胡佛總統打電話，要求美國政府同意給德國政府償還戰争債務放個短假，等德國金融危機消停一些再恢複。
拉蒙還警告說如果歐洲金融系統一旦崩潰，美國的衰退也會加劇。
胡佛總統早已答應法國政府任何涉及德國戰争賠款的事，要先征求法國政府的意見，作為政治家的胡佛豈能出爾反爾，所以胡佛立刻不客氣地回答：“我會考慮這件事，但從政治的角度考慮，這件事不太現實。
你呆在紐約是不能了解作為一個國家整體而言，對這些政府之間債務的情緒的。
” 拉蒙也毫不客氣地撂下話：“這些天你肯定聽到了不少傳言，有人準備在1932年的（共和黨）大會上，讓你的班子靠邊站。
如果你照着我們的計劃來做，這些傳言就會在一夜之間煙消雲散。
”最後，拉蒙還遞上一根胡蘿蔔，如果事成，功勞全歸總統。
總統考慮了一個月，最後隻得低頭。
到了1932年7月，拉蒙再次派人前往白宮告訴總統應該重新考慮德國的戰争賠款問題，這一次胡佛忍無可忍，他充滿怨憤和沮喪地吼道：“拉蒙把事情整個搞錯了。
如果有一件事情是美國人民所痛恨和反對的話，那就是這種合謀（豁免或推遲德英法對美國的債務）觸犯了他們的利益。
拉蒙并不理解席卷全國的（對銀行家的）憤怒情緒。
他們（銀行家）是想我們（政治家）也成為‘黑幫’的同謀。
或許他們（銀行家）已經和德國人就賠款達成了協議，但卻是以最糟糕的方式完成的。
”結果胡佛拒絕了華爾街的要求，法國出現了償付拖欠。
更令華爾街銀行家怒不可遏的是胡佛總統對股票市場做空行為的窮追猛打所牽出的一系列金融醜聞，再加上空前的失業率、凋敝的經濟和慘遭股市洗劫的人民，各種力量集聚成一股對華爾街銀行家的強烈憤怒。
胡佛總統自恃民意可用，于是與銀行家撕破面子，一心要把問題搞大。
胡佛直斥紐約股市是一個
凱恩斯早已确信他的廉價貨币思想必将得到國際銀行家和政治家的大力支持，受到最大損害的普通人民本來就“太愚蠢，或者是太邪惡”，剩下來就是搞定學術界了。
首先凱恩斯宣布了以他為代表的現代經濟理論和老舊傳統經濟理論兩大陣營的對立，然後進一步宣稱，他那本艱澀的新經濟“聖經”隻有“30歲以下的年青經濟學家才能看懂”。
這一宣稱立刻受到青年經濟學家的歡呼，保羅·撒缪爾森在給朋友的信中喜不自勝慶幸自己還不到30歲，他說：“年青真好”。
但就是這個撒缪爾森也承認《通論》是一本“寫得很糟，組織混亂，充滿混淆的書。
美國的學者認為，如果這本書是美國中西部一個偏遠學院教授寫的，可能連發表都困難，更不要說名垂青史了。
2.胡佛總統照鏡子：裡外不是人 1932年的總統大選在一片經濟蕭條的肅殺之中拉開了序幕，1300萬的失業人口、25%的失業率，讓現任總統胡佛倍感壓力。
面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羅斯福對1928年以來經濟政策的猛烈抨擊以及對胡佛總統與華爾街銀行家勢力的緊密關系的嚴厲指責，胡佛總統保持了耐人尋味的沉默，但是他在自己的備忘錄這樣記錄了他的真實想法： “在回應羅斯福對我應該為（1929年的）投機風潮負責的聲明時，我思忖再三，不知道是否應該把美聯儲1925年到1928年在歐洲勢力的影響下故意實施通貨膨脹政策的責任曝光，我當時是反對這種政策的。
” 胡佛總統的确有些冤枉，他雖然貴為美國總統，但是對經濟政策和貨币政策卻沒有太大的影響力。
由于政府沒有貨币發行權，如果私人擁有的紐約美聯儲銀行不配合，任何政策都是空談。
胡佛總統在華爾街失寵始于在德國賠款的問題上偏離了銀行家的既定方針。
原來，在1929年由摩根策劃的楊計劃（YoungPlan）以增加德國債務負擔為代價，通過在華爾街發行德國債券的方式為德國募集戰争賠款，自己在承銷債券發行的過程中爆賺一筆。
1931年5月，不曾想該計劃開始執行不久，就趕上德國和奧地利的金融危機，羅斯切爾德家族銀行和英格蘭銀行的拯救行動未能遏制危機的蔓延，摩根等華爾街銀行家不願看到剛開了個好頭的楊計劃中途夭折，立刻由摩根的合夥人拉蒙（Lamont）給胡佛總統打電話，要求美國政府同意給德國政府償還戰争債務放個短假，等德國金融危機消停一些再恢複。
拉蒙還警告說如果歐洲金融系統一旦崩潰，美國的衰退也會加劇。
胡佛總統早已答應法國政府任何涉及德國戰争賠款的事，要先征求法國政府的意見，作為政治家的胡佛豈能出爾反爾，所以胡佛立刻不客氣地回答：“我會考慮這件事，但從政治的角度考慮，這件事不太現實。
你呆在紐約是不能了解作為一個國家整體而言，對這些政府之間債務的情緒的。
” 拉蒙也毫不客氣地撂下話：“這些天你肯定聽到了不少傳言，有人準備在1932年的（共和黨）大會上，讓你的班子靠邊站。
如果你照着我們的計劃來做，這些傳言就會在一夜之間煙消雲散。
”最後，拉蒙還遞上一根胡蘿蔔，如果事成，功勞全歸總統。
總統考慮了一個月，最後隻得低頭。
到了1932年7月，拉蒙再次派人前往白宮告訴總統應該重新考慮德國的戰争賠款問題，這一次胡佛忍無可忍，他充滿怨憤和沮喪地吼道：“拉蒙把事情整個搞錯了。
如果有一件事情是美國人民所痛恨和反對的話，那就是這種合謀（豁免或推遲德英法對美國的債務）觸犯了他們的利益。
拉蒙并不理解席卷全國的（對銀行家的）憤怒情緒。
他們（銀行家）是想我們（政治家）也成為‘黑幫’的同謀。
或許他們（銀行家）已經和德國人就賠款達成了協議，但卻是以最糟糕的方式完成的。
”結果胡佛拒絕了華爾街的要求，法國出現了償付拖欠。
更令華爾街銀行家怒不可遏的是胡佛總統對股票市場做空行為的窮追猛打所牽出的一系列金融醜聞，再加上空前的失業率、凋敝的經濟和慘遭股市洗劫的人民，各種力量集聚成一股對華爾街銀行家的強烈憤怒。
胡佛總統自恃民意可用，于是與銀行家撕破面子，一心要把問題搞大。
胡佛直斥紐約股市是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