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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提到技藝這件事，必須得先有靠技藝維生的人，才有技藝的存在。
例如圍棋或将棋棋士，必須在十四五歲取得初段資格，他們需要特殊的天分；雖然這些人擁有走這條路的天賦，但是如果讓他們從事其他活動，他們的能力可能還不如一般學校的小孩，有些人甚至跟白癡沒什麼兩樣。
然而，這些特殊的畸形兒，頂多隻能爬到四五段，那些能在各項技藝都出類拔萃的人，即使走上不同的道路，也不會因此庸碌一生，因為他們的見識超乎常人。
在文學這方面，偶爾也會出現這樣的作家。
一般人對作家的偏見已經近乎迷信，認為文學與技藝沒什麼兩樣，藝者、藝術家都是一些瘋狂的人，拿作家的工作性質來說，他們的生活不正常、不規律，不過正常人并不會因為工作性質不規律，晚上工作白天睡覺而瘋狂。
追根究底，技藝、藝術都不是抱着家常便飯的平常心就做得來的事，前陣子，我去參觀将棋名人戰的最終戰，當時冢田八段[1]足足想了十四分鐘才下第一步棋。
于是我詢問一同觀戰的土居八段[2]，難道不能在前一天晚上先想好怎麼下第一手嗎？他回答即使前天晚上已經想好，面對盤面時，想法又會改變，雖然封手[3]的下法有限，也不難想象，如果對方下這手，我應該怎麼下，下那手又要怎麼辦？雖然已經想好下法，但一旦面對盤面，又會産生不同的想法，結果下了不同的棋步。
我們的工作也是如此。
明明已經想好我要寫怎麼樣的劇情，要讓那個人物采取哪些行動，一旦面對稿紙，想法又不同了。
想法為什麼會改變呢？因為前天晚上想好的内容，其實是我們本着平常心考察的内容，面對稿紙後，我們不再保持平常心，因此再也不能忍受那些情節。
全部重來，這是我們追求的境界，所謂的創作活動就是這麼一回事，如果能按照計劃進行，就無法稱為創作活動，而是制造手工藝品了，即使能制作出精巧的手工藝品，也無法從事藝術創造。
藝術創造總是始于不按常理出牌的行動。
當然預定計劃還是要看作家本來的個性、現有的力量而定，然而，藝術是不斷的自我創造與發現，如果不能脫離常軌，創造、發掘那些出乎預期的事物，終究無法滿足自己。
因此，作家不像事務人員，怎麼也無法從事規律性的事務工作。
再加上工作性質的關系，生活很不規律，這個部分是工作性質造成的，并不是作家原本的個性。
據說豬原本是很愛幹淨的動物。
日本人卻用很髒的方式養豬，把髒東西一股腦兒地扔進豬圈裡，自以為豬圈跟糞坑沒兩樣，事實并非如此，豬本來個性潔癖，如果豬圈保持幹淨，豬平常也會小心注意，避免弄髒環境，也就是說，文人就像日本的豬。
因為工作的關系，隻好過着不規律的散漫生活，原本是一闆一眼的人，但是，反正，最後就變成這樣了。
文學出自人的手，因此，通透人性是作家的必備條件。
盡管一些圍棋、将棋界的專家，除了下棋的天分之外，其他部分幾乎跟白癡沒什麼兩樣，不過這個世界上可沒有通透人性的白癡。
就算真的有，也是極少數。
也許還不到白癡的程度，總之，除了作家的工作之外，我們做什麼都是半調子，沒有其他的謀生能力。
大衆經常誤以為我也是這樣的人，這是大家的誤解，一般來說，在文學界，我們很難找到同行默認為個性不切實際的小說家與詩人，雖然有些詩人老是寫一些非現實的詭異詩歌或是吟詠一些厭世的詩詞，但本人多半比事務人員更現實。
文學本身就具備人性、出于人性，因此我們在近代文學的文人身上，看不到什麼文人墨士，他們其實比凡夫俗子更接近世俗，更加現實。
三枝莊吉是近代日本文學的異色作家，這也是他小說的宣傳廣告詞，然而，據我所知，他是日本唯一一位一無是處，隻會寫小說的作家。
他的小說就像一首詩，内心深處的詩魂驅使他從事創作活動，他過着苦心創作、貧窮、流浪的生活，是個沒有其他賺錢能力的廢物，但他卻是個通透人性的人。
他對人的洞察力既深入又精準，因此，盡管他宛如活在夢中，不切實際，卻比世間俗人更重視物質，更加現實。
他浪費成性，本性卻很吝啬，比起那些勤儉刻苦的凡夫俗子，他擁有更多惜錢愛物的執着心，明明是個執着的守财奴，卻又浪費成性。
近代文人之所以這麼重視物質，個性現實，全都是因為他們通透人性，通透人性代表他們十分了解自己，理解人類的執着與妄執，也就是說他們具備&ldquo主觀意識&rdquo。
人類就是這麼複雜、執着又眷戀的生物，近代文人更全都是複雜、執着又眷戀的生物，同時，他們也浪費成性，像個夢遊行走的人，過着如夢似幻的人生。
基本上，像我們這麼窮的文人，如果偶爾能領到一筆錢，我們肯定不會急着把錢花掉。
三個文人聚在一起就會去喝酒，如果每個人身上都有錢，結賬的時候，肯定是最窮的那個沉不住氣，先去付錢。
我老是這樣，本來非常闊氣地說今天都算我的，最後卻淪落到賒賬的地步，看一下口袋，才發現錢根本不夠。
我隻能坐立不安、沮喪地翻找自己的口袋，看看還有沒有多的錢，這時，身上有錢的文人就會默不作聲，慢慢從口袋裡掏出飽滿的錢包。
三枝莊吉也是這樣，他就是第一個狼狽掏出錢包的那種人，不過他們那夥人都已經窮到骨子裡了，深知錢财的可貴之處。
盡管如此，那夥人錢包裡的錢，卻像是長了腳似的，全都争先恐後地搶着離開，印證了人算不如天算的道理。
等到第二天早上才後悔莫及，老婆說米已經吃光了，白蘿蔔就連尾巴都不剩，今天該吃什麼才好？他目光炯炯地瞪着老婆，仿佛把老婆當成可憎的惡魔，轉身用棉被把頭蒙上，或是雙手盤胸，左顧右盼。
莊吉一直在搬家。
長則半年，短則三個月，直到他連酒行和米店的支出還有房租都付不出來的時候，他最怕看到印半纏[4]，他欠下的債務不多，卻要為了這些小錢在東京四處流浪，那些來讨債的大叔或小夥子，身上都穿着印半纏。
而且他們通常都騎腳踏車。
他最怕看到那些仿佛乘着風、踩着腳踏車來追他的印半纏，所以他總是搭車前往目的地，在司機的怒視之下，扭扭捏捏地，羞愧得直發抖。
到了目的地，再請那邊的人幫忙付車費，他人生的一切，淨是這般落魄。
而且還花很多錢。
如果有錢的話，他就不需要叫車了。
他的老婆也希望他過貧窮的日子。
她之所以一直在跟貧窮打交道，絕非打從心底喜歡貧窮，隻是事情自然而然就演變至此。
這全是為了莊吉的小說。
他小說裡的主角，全都是寫他本人。
他總是寫自己的生活。
不過内容并不是他現實中的生活，他的小說寫的是他的願望、他理想的生活。
然而，他不可能總是寫一些想要家财萬貫那類連做夢都無法實現的幻想，對于自己的人生，每個作家都是最準确的預言者。
我以後再也不會這麼窮，這是連他本人都無法苟同的幻想，藝術不容許幻想。
在他的作品當中，他總是一貧如洗，四處搬家，連夜逃走，暫時寄人籬下，偷偷潛進鬼淚村[5]或是風祭村[6]裡釀酒廠的酒窖，趁着昏暗的夜色飲酒作樂，跟讨債的人同歡，跟殘酷無道的業因[7]大叔大戰，用計謀把對方吓一跳，而他的老婆總是開開心心地站在最前線，責備無能又無用的老公，同時又吹着口哨，在林間來回穿梭，就着小河梳洗、泡腳，完全沒有俗念。
因為其中包括一部分的真實個性，因此，莊吉總是這麼寫，寫着寫着，老婆自然就變成那樣了，因為老婆自然而然地變成那樣，于是莊吉寫得更賣力了。
創作沒有極限，現實中的人卻有極限，寫到那條不能超越的界線時，自然會發生悲劇。
莊吉的作品不像酒宴裡的一升酒瓶，反而比較像四鬥桶[8]，被人尊為文壇第一大醉鬼，不過，他的酒量卻是奇差無比。
他本來就是個體質羸弱的人，酒量自然稱不上豪邁，再加上他連喝酒都要顧慮三分，如果對方先喝醉，他會感到無比的壓力，怎麼也喝不醉，黃湯甫下肚就被他吐出來。
遇到他不擅長應付的人，更是喝不醉，喝完馬上吐出來，通常喝五次酒，有四次不會醉，都是吐掉的，更不幸的是，他生性膽小，隻有喝醉的時候才敢跟别人說話，雖然内心一直饑渴地期待有人造訪，但是如果不借助酒力，他就不能敞開心扉說話，結果罹患抑郁症。
因此，隻要客人一上門，他馬上就叫老婆去酒行買酒，早上來的客人要喝酒，深夜來的也要喝酒，每家酒行都欠了一屁股債，隻好跑到大老遠，像在敲醫生家大門似的猛敲酒行的大門。
因此，等到附近酒行都不再理會他們，他們就會連夜逃到新天地，因為酒行就是他維系生命的命脈。
他出身望族。
即使處于貧窮之中，他的靈魂也依然高貴。
他同時兼具近代作家緊趴在地面的鬼目&mdash&mdash魔鬼般的冷酷眼光以及日本傳統的文人氣息，盡管他心裡明白小說隻不過是一種商品，他也仍然認為小說是一門超越俗世的藝術，高雅不凡，是特定人士才能享有的特權。
他仍然保持矜持，專心一緻地為了小說而活，正是他的這份榮耀使他即使身處貧窮之中，靈魂也依舊高貴。
他的作品卻也因此成了文人的玩具，在小說的根基裡，他的化身與他本人漸行漸遠。
也就是說，他過着貧窮卻始終自認為高貴的生活，于是他強迫自己，用不當的方式扼殺自己的鬼目，盲目地淪為文人的興趣，他的玩具成了特定人士的玩具、他一個人的玩具，帶着低俗工藝品的色彩，藝術原本該有的人性化生命逐漸死去。
到了四十歲，他越來越窮，于是他的作品也淪為&ldquo空殼&rdquo，獨留高貴，為了保留空殼，他受到種種束縛，陷入危機之中。
因為他扼殺鬼目，所以他的小說不再渾然天成。
雖然他的作品本來就是虛構的幻想，但也該保有經由鬼目幻想出來的情景，對他來說那才是藝術原本的形态，他竟扼殺鬼目，一味地偏執于文人興趣的幻想。
因此，他的作品隻不過是自我安慰，再也不是能拯救真實自我的高尚作品。
他曾經有一隻橘子箱，裡面裝了他最寶貴的财産，他拿這箱子換取住宿的費用。
橘子箱裡，塞滿了他這一生之中的作品。
他并不是當紅作家，隻出過兩本書，他把登在報紙、雜志上的作品剪下來，塞在橘子箱裡，這是他珍貴的足迹。
&ldquo沒有這隻箱子，我将失去存在的意義。
&rdquo于是他惴惴不安，陷入抑郁的狀态，他的後進栗栖按吉看到他這副德行，深感同情，盡管他隻是出道沒多久、賺不了幾個錢的文人，還是幫他付清欠款，把橘子
例如圍棋或将棋棋士，必須在十四五歲取得初段資格，他們需要特殊的天分；雖然這些人擁有走這條路的天賦，但是如果讓他們從事其他活動，他們的能力可能還不如一般學校的小孩，有些人甚至跟白癡沒什麼兩樣。
然而，這些特殊的畸形兒，頂多隻能爬到四五段，那些能在各項技藝都出類拔萃的人，即使走上不同的道路，也不會因此庸碌一生，因為他們的見識超乎常人。
在文學這方面，偶爾也會出現這樣的作家。
一般人對作家的偏見已經近乎迷信，認為文學與技藝沒什麼兩樣，藝者、藝術家都是一些瘋狂的人，拿作家的工作性質來說，他們的生活不正常、不規律，不過正常人并不會因為工作性質不規律，晚上工作白天睡覺而瘋狂。
追根究底，技藝、藝術都不是抱着家常便飯的平常心就做得來的事，前陣子，我去參觀将棋名人戰的最終戰，當時冢田八段[1]足足想了十四分鐘才下第一步棋。
于是我詢問一同觀戰的土居八段[2]，難道不能在前一天晚上先想好怎麼下第一手嗎？他回答即使前天晚上已經想好，面對盤面時，想法又會改變，雖然封手[3]的下法有限，也不難想象，如果對方下這手，我應該怎麼下，下那手又要怎麼辦？雖然已經想好下法，但一旦面對盤面，又會産生不同的想法，結果下了不同的棋步。
我們的工作也是如此。
明明已經想好我要寫怎麼樣的劇情，要讓那個人物采取哪些行動，一旦面對稿紙，想法又不同了。
想法為什麼會改變呢？因為前天晚上想好的内容，其實是我們本着平常心考察的内容，面對稿紙後，我們不再保持平常心，因此再也不能忍受那些情節。
全部重來，這是我們追求的境界，所謂的創作活動就是這麼一回事，如果能按照計劃進行，就無法稱為創作活動，而是制造手工藝品了，即使能制作出精巧的手工藝品，也無法從事藝術創造。
藝術創造總是始于不按常理出牌的行動。
當然預定計劃還是要看作家本來的個性、現有的力量而定，然而，藝術是不斷的自我創造與發現，如果不能脫離常軌，創造、發掘那些出乎預期的事物，終究無法滿足自己。
因此，作家不像事務人員，怎麼也無法從事規律性的事務工作。
再加上工作性質的關系，生活很不規律，這個部分是工作性質造成的，并不是作家原本的個性。
據說豬原本是很愛幹淨的動物。
日本人卻用很髒的方式養豬，把髒東西一股腦兒地扔進豬圈裡，自以為豬圈跟糞坑沒兩樣，事實并非如此，豬本來個性潔癖，如果豬圈保持幹淨，豬平常也會小心注意，避免弄髒環境，也就是說，文人就像日本的豬。
因為工作的關系，隻好過着不規律的散漫生活，原本是一闆一眼的人，但是，反正，最後就變成這樣了。
文學出自人的手，因此，通透人性是作家的必備條件。
盡管一些圍棋、将棋界的專家，除了下棋的天分之外，其他部分幾乎跟白癡沒什麼兩樣，不過這個世界上可沒有通透人性的白癡。
就算真的有，也是極少數。
也許還不到白癡的程度，總之，除了作家的工作之外，我們做什麼都是半調子，沒有其他的謀生能力。
大衆經常誤以為我也是這樣的人，這是大家的誤解，一般來說，在文學界，我們很難找到同行默認為個性不切實際的小說家與詩人，雖然有些詩人老是寫一些非現實的詭異詩歌或是吟詠一些厭世的詩詞，但本人多半比事務人員更現實。
文學本身就具備人性、出于人性，因此我們在近代文學的文人身上，看不到什麼文人墨士，他們其實比凡夫俗子更接近世俗，更加現實。
三枝莊吉是近代日本文學的異色作家，這也是他小說的宣傳廣告詞，然而，據我所知，他是日本唯一一位一無是處，隻會寫小說的作家。
他的小說就像一首詩，内心深處的詩魂驅使他從事創作活動，他過着苦心創作、貧窮、流浪的生活，是個沒有其他賺錢能力的廢物，但他卻是個通透人性的人。
他對人的洞察力既深入又精準，因此，盡管他宛如活在夢中，不切實際，卻比世間俗人更重視物質，更加現實。
他浪費成性，本性卻很吝啬，比起那些勤儉刻苦的凡夫俗子，他擁有更多惜錢愛物的執着心，明明是個執着的守财奴，卻又浪費成性。
近代文人之所以這麼重視物質，個性現實，全都是因為他們通透人性，通透人性代表他們十分了解自己，理解人類的執着與妄執，也就是說他們具備&ldquo主觀意識&rdquo。
人類就是這麼複雜、執着又眷戀的生物，近代文人更全都是複雜、執着又眷戀的生物，同時，他們也浪費成性，像個夢遊行走的人，過着如夢似幻的人生。
基本上，像我們這麼窮的文人，如果偶爾能領到一筆錢，我們肯定不會急着把錢花掉。
三個文人聚在一起就會去喝酒，如果每個人身上都有錢，結賬的時候，肯定是最窮的那個沉不住氣，先去付錢。
我老是這樣，本來非常闊氣地說今天都算我的，最後卻淪落到賒賬的地步，看一下口袋，才發現錢根本不夠。
我隻能坐立不安、沮喪地翻找自己的口袋，看看還有沒有多的錢，這時，身上有錢的文人就會默不作聲，慢慢從口袋裡掏出飽滿的錢包。
三枝莊吉也是這樣，他就是第一個狼狽掏出錢包的那種人，不過他們那夥人都已經窮到骨子裡了，深知錢财的可貴之處。
盡管如此，那夥人錢包裡的錢，卻像是長了腳似的，全都争先恐後地搶着離開，印證了人算不如天算的道理。
等到第二天早上才後悔莫及，老婆說米已經吃光了，白蘿蔔就連尾巴都不剩，今天該吃什麼才好？他目光炯炯地瞪着老婆，仿佛把老婆當成可憎的惡魔，轉身用棉被把頭蒙上，或是雙手盤胸，左顧右盼。
莊吉一直在搬家。
長則半年，短則三個月，直到他連酒行和米店的支出還有房租都付不出來的時候，他最怕看到印半纏[4]，他欠下的債務不多，卻要為了這些小錢在東京四處流浪，那些來讨債的大叔或小夥子，身上都穿着印半纏。
而且他們通常都騎腳踏車。
他最怕看到那些仿佛乘着風、踩着腳踏車來追他的印半纏，所以他總是搭車前往目的地，在司機的怒視之下，扭扭捏捏地，羞愧得直發抖。
到了目的地，再請那邊的人幫忙付車費，他人生的一切，淨是這般落魄。
而且還花很多錢。
如果有錢的話，他就不需要叫車了。
他的老婆也希望他過貧窮的日子。
她之所以一直在跟貧窮打交道，絕非打從心底喜歡貧窮，隻是事情自然而然就演變至此。
這全是為了莊吉的小說。
他小說裡的主角，全都是寫他本人。
他總是寫自己的生活。
不過内容并不是他現實中的生活，他的小說寫的是他的願望、他理想的生活。
然而，他不可能總是寫一些想要家财萬貫那類連做夢都無法實現的幻想，對于自己的人生，每個作家都是最準确的預言者。
我以後再也不會這麼窮，這是連他本人都無法苟同的幻想，藝術不容許幻想。
在他的作品當中，他總是一貧如洗，四處搬家，連夜逃走，暫時寄人籬下，偷偷潛進鬼淚村[5]或是風祭村[6]裡釀酒廠的酒窖，趁着昏暗的夜色飲酒作樂，跟讨債的人同歡，跟殘酷無道的業因[7]大叔大戰，用計謀把對方吓一跳，而他的老婆總是開開心心地站在最前線，責備無能又無用的老公，同時又吹着口哨，在林間來回穿梭，就着小河梳洗、泡腳，完全沒有俗念。
因為其中包括一部分的真實個性，因此，莊吉總是這麼寫，寫着寫着，老婆自然就變成那樣了，因為老婆自然而然地變成那樣，于是莊吉寫得更賣力了。
創作沒有極限，現實中的人卻有極限，寫到那條不能超越的界線時，自然會發生悲劇。
莊吉的作品不像酒宴裡的一升酒瓶，反而比較像四鬥桶[8]，被人尊為文壇第一大醉鬼，不過，他的酒量卻是奇差無比。
他本來就是個體質羸弱的人，酒量自然稱不上豪邁，再加上他連喝酒都要顧慮三分，如果對方先喝醉，他會感到無比的壓力，怎麼也喝不醉，黃湯甫下肚就被他吐出來。
遇到他不擅長應付的人，更是喝不醉，喝完馬上吐出來，通常喝五次酒，有四次不會醉，都是吐掉的，更不幸的是，他生性膽小，隻有喝醉的時候才敢跟别人說話，雖然内心一直饑渴地期待有人造訪，但是如果不借助酒力，他就不能敞開心扉說話，結果罹患抑郁症。
因此，隻要客人一上門，他馬上就叫老婆去酒行買酒，早上來的客人要喝酒，深夜來的也要喝酒，每家酒行都欠了一屁股債，隻好跑到大老遠，像在敲醫生家大門似的猛敲酒行的大門。
因此，等到附近酒行都不再理會他們，他們就會連夜逃到新天地，因為酒行就是他維系生命的命脈。
他出身望族。
即使處于貧窮之中，他的靈魂也依然高貴。
他同時兼具近代作家緊趴在地面的鬼目&mdash&mdash魔鬼般的冷酷眼光以及日本傳統的文人氣息，盡管他心裡明白小說隻不過是一種商品，他也仍然認為小說是一門超越俗世的藝術，高雅不凡，是特定人士才能享有的特權。
他仍然保持矜持，專心一緻地為了小說而活，正是他的這份榮耀使他即使身處貧窮之中，靈魂也依舊高貴。
他的作品卻也因此成了文人的玩具，在小說的根基裡，他的化身與他本人漸行漸遠。
也就是說，他過着貧窮卻始終自認為高貴的生活，于是他強迫自己，用不當的方式扼殺自己的鬼目，盲目地淪為文人的興趣，他的玩具成了特定人士的玩具、他一個人的玩具，帶着低俗工藝品的色彩，藝術原本該有的人性化生命逐漸死去。
到了四十歲，他越來越窮，于是他的作品也淪為&ldquo空殼&rdquo，獨留高貴，為了保留空殼，他受到種種束縛，陷入危機之中。
因為他扼殺鬼目，所以他的小說不再渾然天成。
雖然他的作品本來就是虛構的幻想，但也該保有經由鬼目幻想出來的情景，對他來說那才是藝術原本的形态，他竟扼殺鬼目，一味地偏執于文人興趣的幻想。
因此，他的作品隻不過是自我安慰，再也不是能拯救真實自我的高尚作品。
他曾經有一隻橘子箱，裡面裝了他最寶貴的财産，他拿這箱子換取住宿的費用。
橘子箱裡，塞滿了他這一生之中的作品。
他并不是當紅作家，隻出過兩本書，他把登在報紙、雜志上的作品剪下來，塞在橘子箱裡，這是他珍貴的足迹。
&ldquo沒有這隻箱子，我将失去存在的意義。
&rdquo于是他惴惴不安，陷入抑郁的狀态，他的後進栗栖按吉看到他這副德行，深感同情，盡管他隻是出道沒多久、賺不了幾個錢的文人，還是幫他付清欠款，把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