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 文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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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大家決定了把振武學社改組為“文學社”，推詹大悲起草章程，詹大悲是蕲春人，曾經在黃州府中學讀書，得罪了學監，被開除，加入宛思演所辦的“證人學會”，接受革命思想，跟着宛思演到漢口，在宛所辦的《商務報》擔任總主筆，其後接辦了《商務報》，先後參加群治學社、振武學社。
文學社的成立大會，舉行于辛亥年元旦（1911年1月30日），地點是黃鶴樓的風度樓。所通過的社章，以“研究文學”為宗旨。所選出的職員，是正社長蔣翊武，副社長暫缺，文書部長詹大悲，文書員蔡大輔、王守愚，會計兼庶務鄒毓琳，評議部長劉堯澂。
各标代表，除了原有的三十一标江國光，三十二标單道康，四十一标廖湘芸，四十二标祝制六，炮隊八标李慕堯以外，加推張喆夫為二十九标代表，張鵬程為三十标代表，馬榮為工程第八營代表，餘鳳齊為二十一協炮工辎三隊總代表。
文學社不規定每位社員必須每月介紹二人入社，但是社務的發展，比起群治學社與振武學社來，更加迅速。一方面，是由于主持得人；另一方面，是由于清廷的僞立憲給了人民以相當的言論與集會的自由，卻在大計方針上處處叫人民失望，引起人民對革命的期待。
二月間，蔣翊武提議，加選副社長一人。結果，王憲章當選。胡瑛仍在監獄裡面，不能擔任文學社的職務，卻對于文學社的事很關心。蔣翊武和詹大悲常去找他，把他奉為精神上的領袖，正如當年湖北軍隊同盟會和李亞東之間的情形。這時候李亞東久已被禁止見客，對于文學社已經無法過問了。
文學社的發展，可以舉在第八鎮馬隊第八标活動的情形為例。社方認為該标尚無同志，便公推章裕昆前往當兵。于是，由陳孝芬介紹章裕昆見八标三營左隊隊官錢葆青。錢葆青以前在日知會當過會員，雖則久已與革命脫節，卻也對章裕昆惺惺相惜，把他收錄。（章的革命背景，錢在知與不知之間。）
章裕昆有一個朋友熊楚斌，在陸軍小學當學兵。通過熊楚斌的關系，章裕昆便結識了炮隊八标的同袍黃維漢、黎瀛洲、文東明等人。活動了十天左右，章裕昆居然吸收了四十幾位新社員。于是，公推黃維漢為标代表，黃冠群、文東明、蕭志何三人，為一營、二營、三營的營代表。章裕昆自己，功成不居。
多數的社員，皆有章裕昆的革命精神。
到了四月十二日（5月10日），在黃土坡同興酒樓舉行标代表會議之時，全社的社員人數便有了三千左右。比起去年重九節振武學社的人數（二百四十餘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有若幹革命小團體，也先後全部加入了文學社：邱文彬等的“益智社”，王憲章等的“将校團”，鄧漢鼎等的“神州學社”。（将校團，也是士兵與下級軍官的組織，并非真正的将校。）
在四月十二日的标代表會議之中，大家決定成立一個“總務部”，以張廷輔為部長，租賃小朝街八十五号為總機關，叫劉堯澂與王守愚住在裡面，幫助張廷輔經理日常社務。張廷輔的眷屬住在樓下。
這時候，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已經失敗，而四川保路風潮剛剛開始。文學社的同志，并不因廣州方面的失敗而沮喪，反而增加了信心與勇氣，認為革命一定終于成功，而且是在武漢成功。他們認為：武漢在地理上比廣州占優勢，是中國的心髒，而且有漢陽兵工廠與武昌藩庫的大量銀子可資憑藉。革命軍占了武漢，便可以控制長江上下遊各省，北搗幽燕。
文學社的領導同志，幾乎毫無例外是投筆從戎的書生。秀才造反，本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有了槍杆，畢竟不同。
同盟會香港統籌部，在發動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前，曾經派了譚人鳳帶了五千元在正月間北上，策動長江各省于廣州得手以後響應。譚人鳳留下二千元交給在上海的同志，也花了一些在湖南等省，到了武漢，找孫武，交了八百元給孫武所主持的“共進會”。經由胡瑛介紹，譚人鳳也見到了蔣翊武，知道了一些關于文學社的情形，卻對于文學社的革命潛力不甚了解。
文學社的成立大會，舉行于辛亥年元旦（1911年1月30日），地點是黃鶴樓的風度樓。所通過的社章，以“研究文學”為宗旨。所選出的職員，是正社長蔣翊武，副社長暫缺，文書部長詹大悲，文書員蔡大輔、王守愚，會計兼庶務鄒毓琳，評議部長劉堯澂。
各标代表，除了原有的三十一标江國光，三十二标單道康，四十一标廖湘芸，四十二标祝制六，炮隊八标李慕堯以外，加推張喆夫為二十九标代表，張鵬程為三十标代表，馬榮為工程第八營代表，餘鳳齊為二十一協炮工辎三隊總代表。
文學社不規定每位社員必須每月介紹二人入社，但是社務的發展，比起群治學社與振武學社來，更加迅速。一方面，是由于主持得人；另一方面，是由于清廷的僞立憲給了人民以相當的言論與集會的自由，卻在大計方針上處處叫人民失望，引起人民對革命的期待。
二月間，蔣翊武提議，加選副社長一人。結果，王憲章當選。胡瑛仍在監獄裡面，不能擔任文學社的職務，卻對于文學社的事很關心。蔣翊武和詹大悲常去找他，把他奉為精神上的領袖，正如當年湖北軍隊同盟會和李亞東之間的情形。這時候李亞東久已被禁止見客，對于文學社已經無法過問了。
文學社的發展，可以舉在第八鎮馬隊第八标活動的情形為例。社方認為該标尚無同志，便公推章裕昆前往當兵。于是，由陳孝芬介紹章裕昆見八标三營左隊隊官錢葆青。錢葆青以前在日知會當過會員，雖則久已與革命脫節，卻也對章裕昆惺惺相惜，把他收錄。（章的革命背景，錢在知與不知之間。）
章裕昆有一個朋友熊楚斌，在陸軍小學當學兵。通過熊楚斌的關系，章裕昆便結識了炮隊八标的同袍黃維漢、黎瀛洲、文東明等人。活動了十天左右，章裕昆居然吸收了四十幾位新社員。于是，公推黃維漢為标代表，黃冠群、文東明、蕭志何三人，為一營、二營、三營的營代表。章裕昆自己，功成不居。
多數的社員，皆有章裕昆的革命精神。
到了四月十二日（5月10日），在黃土坡同興酒樓舉行标代表會議之時，全社的社員人數便有了三千左右。比起去年重九節振武學社的人數（二百四十餘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有若幹革命小團體，也先後全部加入了文學社：邱文彬等的“益智社”，王憲章等的“将校團”，鄧漢鼎等的“神州學社”。（将校團，也是士兵與下級軍官的組織，并非真正的将校。）
在四月十二日的标代表會議之中，大家決定成立一個“總務部”，以張廷輔為部長，租賃小朝街八十五号為總機關，叫劉堯澂與王守愚住在裡面，幫助張廷輔經理日常社務。張廷輔的眷屬住在樓下。
這時候，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已經失敗，而四川保路風潮剛剛開始。文學社的同志，并不因廣州方面的失敗而沮喪，反而增加了信心與勇氣，認為革命一定終于成功，而且是在武漢成功。他們認為：武漢在地理上比廣州占優勢，是中國的心髒，而且有漢陽兵工廠與武昌藩庫的大量銀子可資憑藉。革命軍占了武漢，便可以控制長江上下遊各省，北搗幽燕。
文學社的領導同志，幾乎毫無例外是投筆從戎的書生。秀才造反，本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有了槍杆，畢竟不同。
同盟會香港統籌部，在發動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前，曾經派了譚人鳳帶了五千元在正月間北上，策動長江各省于廣州得手以後響應。譚人鳳留下二千元交給在上海的同志，也花了一些在湖南等省，到了武漢，找孫武，交了八百元給孫武所主持的“共進會”。經由胡瑛介紹，譚人鳳也見到了蔣翊武，知道了一些關于文學社的情形，卻對于文學社的革命潛力不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