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 群治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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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奇是群治學社的十個發起人之一。其他九個是：楊王鵬、鐘畸、郭撫宸、鄒毓琳、唐犧支、鄒任猷、莫定國、章裕昆。（楊王鵬，複姓楊王，湖南湘鄉人，先在湖南新軍第五十标當兵，因革命嫌疑被開革，來到武昌，在四十一标三營當兵，參加過湖北軍隊同盟會。）
成立大會在戊申年十一月二十日（1908年12月13日）舉行于武昌小東門外三裡多路的沙子嶺金台旅館。當場通過了社章，确定了社名，選出鐘畸為庶務。社章中所規定的社長、文書、會計、評議員等等，一概虛懸待賢。
大會議決，社員每月繳納薪饷的十分之一作為月捐，每月必須介紹新同志二人，以士兵為限，不得介紹官佐。新社員入社，必須有三個社員介紹。
于是，群治學社的發展，比起以往的幾個團體來，大不相同。經費充足，人數迅速增加，成為很堅強的革命結合。對外，社員們隻承認本社是一個“研究學問、提倡自治”的團體。對内，他們以運動軍隊，準備起義，互相勉勵。
群治學社的工作，在黎元洪的二十一混成協裡面的第四十一标做得最有成績。楊王鵬在該标第一營的左隊擔任書記，和左隊隊官潘康時交誼很好，于己酉年（1909年）三月破格介紹潘康時入社，獲得通過。這一隊，有隊官與書記同志，便成了群治學社的核心力量。同營的前隊，有社員何海鳴擔任助理書記，也很便于發展。
二十一混成協的另一标第四十二标，也有同志祝制六與黃依僧分别在第一營與第二營之内發生作用。
張彪的第八鎮裡面的第三十一标，有李鑫等同志，第三十二标有黃申芗等同志，炮隊第八标有黃駕白等同志。
除此以外，群治學社又有宛思演與詹大悲所先後主辦的《商務報》，作為喉舌。在《大江報》寫文章的，除了詹大悲與何海鳴以外，有劉堯澂、梅寶玑、查光佛等人。
鐘畸随軍調離武昌，他留下的群治學社庶務位置，由李抱良（六如）接任。
群治學社自從成立的時候起，一直在等待起義的機會，等待到庚戌（1910年）四月，聽說湖南鬧米荒，饑民不但燒了巡撫衙門（三月初五的事），而且“湘中已全為革命軍占領”（這是謠傳），于是社員們開了一次全體大會，積極動員，而且派了同志孫昌福負責運炸彈到四十一标。
當天，李長齡在黎元洪那裡看到一封電報，是楚同兵艦從長沙打來的（那時候，黎元洪兼管在湖北的海軍）。李長齡跑去，告訴黃申芗，認為長沙的民變已平，武昌不宜發動。黃申芗覺得很對。于是，大家決定了起義的事作為罷論。
不料消息已經走漏。官方宣布戒嚴，派憲兵來三十二标捉拿黃申芗。黃申芗翻牆逃走。官方而且封了《商務報》。群治學社經此打擊，隻得暫停一切活動。
成立大會在戊申年十一月二十日（1908年12月13日）舉行于武昌小東門外三裡多路的沙子嶺金台旅館。當場通過了社章，确定了社名，選出鐘畸為庶務。社章中所規定的社長、文書、會計、評議員等等，一概虛懸待賢。
大會議決，社員每月繳納薪饷的十分之一作為月捐，每月必須介紹新同志二人，以士兵為限，不得介紹官佐。新社員入社，必須有三個社員介紹。
于是，群治學社的發展，比起以往的幾個團體來，大不相同。經費充足，人數迅速增加，成為很堅強的革命結合。對外，社員們隻承認本社是一個“研究學問、提倡自治”的團體。對内，他們以運動軍隊，準備起義，互相勉勵。
群治學社的工作，在黎元洪的二十一混成協裡面的第四十一标做得最有成績。楊王鵬在該标第一營的左隊擔任書記，和左隊隊官潘康時交誼很好，于己酉年（1909年）三月破格介紹潘康時入社，獲得通過。這一隊，有隊官與書記同志，便成了群治學社的核心力量。同營的前隊，有社員何海鳴擔任助理書記，也很便于發展。
二十一混成協的另一标第四十二标，也有同志祝制六與黃依僧分别在第一營與第二營之内發生作用。
張彪的第八鎮裡面的第三十一标，有李鑫等同志，第三十二标有黃申芗等同志，炮隊第八标有黃駕白等同志。
除此以外，群治學社又有宛思演與詹大悲所先後主辦的《商務報》，作為喉舌。在《大江報》寫文章的，除了詹大悲與何海鳴以外，有劉堯澂、梅寶玑、查光佛等人。
鐘畸随軍調離武昌，他留下的群治學社庶務位置，由李抱良（六如）接任。
群治學社自從成立的時候起，一直在等待起義的機會，等待到庚戌（1910年）四月，聽說湖南鬧米荒，饑民不但燒了巡撫衙門（三月初五的事），而且“湘中已全為革命軍占領”（這是謠傳），于是社員們開了一次全體大會，積極動員，而且派了同志孫昌福負責運炸彈到四十一标。
當天，李長齡在黎元洪那裡看到一封電報，是楚同兵艦從長沙打來的（那時候，黎元洪兼管在湖北的海軍）。李長齡跑去，告訴黃申芗，認為長沙的民變已平，武昌不宜發動。黃申芗覺得很對。于是，大家決定了起義的事作為罷論。
不料消息已經走漏。官方宣布戒嚴，派憲兵來三十二标捉拿黃申芗。黃申芗翻牆逃走。官方而且封了《商務報》。群治學社經此打擊，隻得暫停一切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