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年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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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錢,永無休息之時;且下戶單丁女戶,以及鳏寡孤獨,也都要出錢,未免太苛。

    又每當令民輸錢免役之際,民無所得錢,豐歲則賤粜其谷,一遇兇年,便要伐桑棗,殺牛羊,賣田地,非與人民以休養之道。

    堅執以東坡之言為非是。

    東坡也堅執其議,遂不相合。

    當東坡由朝廷返寓休息,卸巾弛帶的時候,連呼司馬牛司馬牛不止,可見其對于司馬光之不勝憤恨了。

     吾們看了以上三人的主張,借可窺見其性質之一斑。

    王安石急于改革,好新喜名。

    司馬光則一味守執泥舊。

    一盲進,一迂闊,獨有蘇東坡,不同于二人,待事物之來而徐圖應付,一聽其自然。

    蓋王好生事,司馬主保守,蘇則主無事。

    唉!司馬牛,司馬牛,忠信有餘,才智不足。

    時台谏大都是司馬光一方面的人,皆希合以求進。

    東坡既以其言而不用,且讒間頻入,乃不安于朝,乞求外補,不許。

    惟其時司馬光頗有逐東坡之意,适于是年九月,司馬光卒,乃已。

    呂大防、範純仁繼光之後,次第為相。

    十一月,東坡以翰林院學士,除侍讀。

    是時河南的程頤,亦為侍讀。

    不料後因意見各異,而洛蜀黨争,又發生了。

     所謂洛蜀黨争,換言之,就是東坡和程頤因學說的不同,個人的嫌隙,延及朝廷上所生的朋黨争執。

    今在叙述洛蜀黨争之前,先将程頤的學說,述其梗概。

     原來吾國學術界,自遭秦火之後,所有古代傳下來的典籍,大半焚毀一空,實為學術界一大厄運。

    漢興以後,申毛之徒,傳授舊經;馬鄭之輩,訓诂古文。

    于是當世儒生,紛紛費精勞神于章句記誦,言語名物,抱殘守缺,孳孶不倦,遂将古聖先賢所講的義理,置之不問了。

    但是這瑣屑的章句訓诂之學,又怎能滿足所有學者的欲望?況當東漢之際,佛教已由印度傳入。

    一般素來缺乏信仰,缺乏哲理,并不滿于章句訓诂之儒生,自不免要盡棄其所學而從之了。

    加之釋教寂滅之說,與老莊虛無之說,又極相似。

    一方面既可借老莊之言,以說佛理;一方面又可借佛理以闡明老莊之學。

    于是魏晉以後,清談之徒,釋老之輩,便如雨後春筍,勃然怒發。

    經唐五代而至于宋,佛教之風彌甚,禅學亦披靡一時。

    當時号稱正宗派的儒生,雖竭力加以排斥。

    然他們這些平易淺近,日用倫常之老生常談,又怎能折服當時之人心?即如以唐韓愈之雄于文,大聲疾呼,尚不足以振儒風,也可見當時的風尚。

    宋儒談性說理,精博深遠,頗和佛家妙奧之說相仿佛。

    雖自命仍服膺孔門遺教,實際已受過佛教的洗禮。

    其風氣開端于周程,成功于朱陸,而肇始于宋仁宗的時候。

     周敦頤,字茂叔,濂溪人,是二程的老師,著有《通書》及《太極圖說》。

    太極圖得自五代華山道士陳抟,陳抟授與種放,種放授與穆修,穆修授與周敦頤。

    此圖雖出自道家,而本于《周易》。

    《易經》與《道德經》,本有相似之點。

    儒家和道家所以得融合者,實基于此。

    而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即為儒道兩說融合以後的新産兒。

     儒道既經融合了,道和佛最相近,到這個地步,儒家和佛教,自亦有融合聯絡的可能。

    果然,周敦頤的高足二程,乃開始取佛理來融合儒家之說了。

    二程兄颢,号明道;弟頤,号伊川。

    二人以為天下無論什麼理,悉備于儒家。

    并謂吾人隻要将儒家之理,加以擴充,即佛老之精說,亦無不包括在内。

    緣儒學支配我國人心,最為深切,無論何說,脫離了儒學,便難立足。

    當時的宋學,當然也不能跳出此範圍。

    然一考其内容,則除了儒家衣缽相傳之修身齊家之實際學問外,已純然偏于佛老的思想了。

     蘇東坡承受家學,他的學說思想,與程頤絕不相同。

    所謂東坡之家學,是雜經而帶有法術的。

    法術之學,雖由老莊無為思想中得來,而并非老莊之學。

    是将老莊空想的純理,來實行儒家實際政治觀念的。

    因其來自老莊,故多少帶一些老莊思想。

    可是又因其着眼之點,切實于儒家的政治方面,所以也可以說和儒家相近。

    惟二者不同之點,就是法家挾其權術,先經世緻用,而後修身齊家。

    故法術之學,既不是老莊的思想,也不是儒家的思想,是純粹獨樹一幟的。

    今将二程和蘇氏的學問,兩相比較。

    則蘇氏之學問,着力于實際問題;二程的學問,涉想高遠。

    蘇氏的學問是本于儒家的思想,而含有老莊思想之變化的。

    二程的學問,是本于佛老的思想,而又不免含有儒家思想之固定性的。

    東坡上書神宗,痛論性命理氣之說,有雲: 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

    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

    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窮;觀其貌,超然無着而不可挹。

    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于放而樂于誕耳。

    陛下亦安用之? 這種不切實用的理氣性命之說,在東坡看來,實在是一種放誕迂闊的論調。

    又因理學之偏狹,而影響程頤的個性,亦偏狹而小心翼翼。

    因法家的變通,影響東坡的個性,亦變通而放浪不羁。

    所以二人除學說主張不同外,即個性亦相沖突的。

     程頤為人峭峻孤狷,不似乃兄之溫和可親。

    明道為學,泛濫諸家出入釋老垂數十年,結果雖仍歸宿到孔孟一條路上。

    然其對于釋老,仍不能忘情。

    程頤則專對四書下功夫,餘則屏棄一切。

    其器量之狹小,可想而知。

    其學亦如其人,主誠敬,主人當克己複禮,驅邪存誠。

    周敦頤的學問,本主張對靜字下功夫,傳到程頤,則又主以敬守靜了。

    這是他和周敦頤主張不同之一點。

    程頤後罹紹興年間的黨禍,被貶于涪州。

    當渡江時,适值大風,舟幾傾覆不可支,舟中人皆号哭失聲。

    頤獨正襟危坐,毫不為動。

    已而舟行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行危急之際,君獨面無怖色,何耶?”程頤曰:“是不難也。

    心誠主敬而已。

    ”父老曰:“心誠主敬固善,然終不若無心之為尤善也。

    ”此語正中其病根。

     頤既主誠敬,故律身極嚴,即其待人接物,亦莫不如是。

    一日,頤嘗靜坐,弟子遊酢侍立不敢去,迨日暮就舍,門外已雪深數尺矣。

    所以明道嘗言,異日師道之尊嚴,我不及吾弟。

    若接引後學,随人才而教育,則吾何敢多讓焉。

     治平(英宗)、元豐(神宗)年間,程頤門下弟子屢薦其師于上,皆不就。

    及至元祐元年,被召至崇政殿說書,乃入。

    因上奏曰: 習與智長,化與心成。

    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熏陶成性。

    況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于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

    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

    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

    或有小失,随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觀其主張,未始不是。

    然教人當寬猛共濟,以涵養其性情。

    若一味主張嚴格,雖常人猶不免厭惡,況人主乎?況年幼之人主乎?而程頤對于這一點,卻不注意。

    其進講也,氣色嚴厲,絲毫不肯假借,雖小事必争。

    帝嘗憑檻,偶折柳枝。

    頤即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

    ”哲宗聞之,即将柳枝擲地,不待終講而去。

    其待人接物,絲毫不容苟且,即此一端,已可想見。

     東坡生性闊達,故其講經,主張說其大禮,不拘小節。

    且其學根據于法術,故其講經時,多參插史事,将曆代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端,反複開導。

    帝每有所悟,一時雖恭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