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青年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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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坡在總角時，即敏悟異常兒。
八歲入小學，師事道士張易簡。
觀其自述雲：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
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
予蓋從之三年。
東坡受業于張道士之門，在此三年中間，氣質之變化如何，學業之進步又如何，今雖不知其詳。
可是他的才氣，已往往流露于無意間，甚至對于張老師，也不免要加以戲弄。
隻要觀其在《範文正公集》中所做的一篇序文，便可知之。
慶曆三年，轼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
轼從旁窺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
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
” 入學從師 時在慶曆三年，年八歲。
《東坡志林》：“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
” 所謂《慶曆聖德詩》，系當時國子直講石守道紀念慶曆更化而作的。
何謂慶曆更化？慶曆是宋仁宗的年号。
原來在慶曆以前，呂夷簡為相，群奸滿朝，賢人遠飏，朝政大亂。
及仁宗改元慶曆，乃大振綱紀，如王素、歐陽修，餘靖、蔡襄一時名流，都為谏官，杜衍為樞密使，韓琦、範仲淹為樞密副使，于是小人遠飏，朝政一新。
《聖德詩》之作，即為此也。
以總角的童子，即已能狎侮其師。
則其幼時矜尚之氣，亦可想見。
東坡幼時轶事，尚有數則，俱見于《侯鲭錄》，茲不多述。
後東坡年事漸長，其學殖文思，亦與年俱進，洋洋千言，倚馬可待。
所以子由于其所撰墓志銘上，有“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之句了。
後遊成都，谒名人張安道。
安道一見即待以國士之禮，東坡之名聲物望，因之益為人所重視。
嘉祐元年，東坡年二十一歲舉進士。
明年，與其父洵及弟轍同時入都，赴試禮部。
此時人家對于他們父子三人，已很注目，三蘇之名，啧啧人口。
三月，仁宗親召至崇政殿禦試。
時歐陽修權知貢舉，梅聖俞參與其事，歐陽修疾恨時文詭異，凡當代之所推譽者，都被黜罷。
及出榜，一般澆薄之士，俟修之晨朝也，都去和他為難。
計當時發表及第出身者，共八百七十七人，東坡和其弟子由，同時在這一榜發表出來的。
他曾自述雲： 昔吾輩舉進士，試于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
方是時，士以剽裂為文，聚而見讪，且讪公者，所在成市。
歐陽修最愛東坡之文，列入第二。
觀其《寄梅聖俞書》中，有幾句說道： 讀轼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
又觀東坡《上梅聖俞書》雲： 轼七八歲時，始知讀書。
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轲、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
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鬥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于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
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
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轲之風。
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
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
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
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
足見東坡的往來于名公巨卿之間，全以文字為因緣，非一般幸進之徒，借親戚故舊為之運動者所可比拟了。
東坡方試罷，即丁母憂。
嘉祐四年除服，十二月，和其弟子由，侍父，下長江，至湖北，再遵陸北上至京。
此行也，東坡有《南行前集》，專記其事。
其序雲： 己亥之歲，侍行适楚，舟中無事，博弈飲酒，非所以為閨門之歡，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迹，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于中，而發于詠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焉，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
在此山河千裡間，既富名勝，又饒古迹，詩人俯仰其間，自然文思汩汩，有如泉水的傾瀉而出了。
五年，授東坡河南福昌縣主簿，未赴任。
明年八月，歐陽公以東坡才學兼茂，免其應試，列其制策入三等。
在宋初以制策而列入第三等的，僅東坡一人。
後司馬光考其所對策，亦列入第三等，将其所為之拟議，列入第四等。
又
八歲入小學，師事道士張易簡。
觀其自述雲：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
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
予蓋從之三年。
東坡受業于張道士之門，在此三年中間，氣質之變化如何，學業之進步又如何，今雖不知其詳。
可是他的才氣，已往往流露于無意間，甚至對于張老師，也不免要加以戲弄。
隻要觀其在《範文正公集》中所做的一篇序文，便可知之。
慶曆三年，轼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
轼從旁窺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
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
” 入學從師 時在慶曆三年，年八歲。
《東坡志林》：“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
” 所謂《慶曆聖德詩》，系當時國子直講石守道紀念慶曆更化而作的。
何謂慶曆更化？慶曆是宋仁宗的年号。
原來在慶曆以前，呂夷簡為相，群奸滿朝，賢人遠飏，朝政大亂。
及仁宗改元慶曆，乃大振綱紀，如王素、歐陽修，餘靖、蔡襄一時名流，都為谏官，杜衍為樞密使，韓琦、範仲淹為樞密副使，于是小人遠飏，朝政一新。
《聖德詩》之作，即為此也。
以總角的童子，即已能狎侮其師。
則其幼時矜尚之氣，亦可想見。
東坡幼時轶事，尚有數則，俱見于《侯鲭錄》，茲不多述。
後東坡年事漸長，其學殖文思，亦與年俱進，洋洋千言，倚馬可待。
所以子由于其所撰墓志銘上，有“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之句了。
後遊成都，谒名人張安道。
安道一見即待以國士之禮，東坡之名聲物望，因之益為人所重視。
嘉祐元年，東坡年二十一歲舉進士。
明年，與其父洵及弟轍同時入都，赴試禮部。
此時人家對于他們父子三人，已很注目，三蘇之名，啧啧人口。
三月，仁宗親召至崇政殿禦試。
時歐陽修權知貢舉，梅聖俞參與其事，歐陽修疾恨時文詭異，凡當代之所推譽者，都被黜罷。
及出榜，一般澆薄之士，俟修之晨朝也，都去和他為難。
計當時發表及第出身者，共八百七十七人，東坡和其弟子由，同時在這一榜發表出來的。
他曾自述雲： 昔吾輩舉進士，試于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
方是時，士以剽裂為文，聚而見讪，且讪公者，所在成市。
歐陽修最愛東坡之文，列入第二。
觀其《寄梅聖俞書》中，有幾句說道： 讀轼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
又觀東坡《上梅聖俞書》雲： 轼七八歲時，始知讀書。
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轲、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
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鬥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于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
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
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轲之風。
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
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
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
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
足見東坡的往來于名公巨卿之間，全以文字為因緣，非一般幸進之徒，借親戚故舊為之運動者所可比拟了。
東坡方試罷，即丁母憂。
嘉祐四年除服，十二月，和其弟子由，侍父，下長江，至湖北，再遵陸北上至京。
此行也，東坡有《南行前集》，專記其事。
其序雲： 己亥之歲，侍行适楚，舟中無事，博弈飲酒，非所以為閨門之歡，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迹，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于中，而發于詠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焉，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
在此山河千裡間，既富名勝，又饒古迹，詩人俯仰其間，自然文思汩汩，有如泉水的傾瀉而出了。
五年，授東坡河南福昌縣主簿，未赴任。
明年八月，歐陽公以東坡才學兼茂，免其應試，列其制策入三等。
在宋初以制策而列入第三等的，僅東坡一人。
後司馬光考其所對策，亦列入第三等，将其所為之拟議，列入第四等。
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