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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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遵循一條或許是世人眼中的中間路線,但他堅決反對任何妥協。

    他努力使不奉國教者回心轉意,促使教會認識到改革的必要性,這一切絕非出自反烏托邦式的機會主義考慮,相反,這是一種徹頭徹尾決不妥協的嘗試,試圖移除一切阻礙和平到來的各類主張。

    烏托邦空想主義者聲讨一切腳踏實地走中間路線的人,認為他們試圖将人類的不完美狀況永續長存,冷酷無情地背叛整個人類。

    在伊拉斯谟身上,我們看到這條中間路線&mdash&mdash人道之路&mdash&mdash恰恰直通烏托邦。

    他與托馬斯·莫爾(ThomasMore)成為至交并非偶然。

     與他同時代的大多數人忽視了一條進路,這一進路一旦成為一項理所當然的規劃或事業,就會喪失其意義。

    問題是,伊拉斯谟本人是否意識到他所遵循的道路将他帶往何處。

    他傳遞的訊息步入淵薮:他能測量其深度嗎?在《對談集》一篇中,他借主人公尤西比烏斯(Eusebius)之口,頌揚神聖之力感動了西塞羅(Cicero)或普魯塔克(Plutarch)之類的古代作家,并且提出&ldquo也許基督之靈比我們理解的影響更廣&rdquo。

    尤西比烏斯所說的正是伊拉斯谟的想法。

    受護教論者及令人敬畏的奧利金啟發,伊拉斯谟認為古代異教聖人也受到神的啟示,正是由于耶稣基督身上散發的理性之光,基督教才成為古代至善之圓滿。

    将所有高尚的非基督徒努力達至的世俗目标歸入基督教精神之下,伊拉斯谟既可以摯愛&ldquo聖·蘇格拉底&rdquo,又可以笃信聖餐變體論,同時可以申明基督教具有他所倡導的人文主義關懷。

    他将自己熱望的人文關懷看作基督自由的自然結果。

     這很可能就是我們所知的一切,【15】但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得注意,根據記載,伊拉斯谟公開坦誠但也神秘莫測。

    肯定有他未言明之事&mdash&mdash也許太過危險而不便揭露?如果大膽猜測他對什麼永遠保密,考慮到他的思想路徑及目的,我們完全可以認為,伊拉斯谟可能得出了一些結論,但他對此充滿恐懼,因此甯願将它們深埋在心底。

    他可能(或許沒有)覺察到他的最終目的已經超出基督教的範圍;思考到最終,他的真實設想是要一勞永逸地拆毀各類固定僵化事業之教條和制度設計,從而達至這些事業所欲求和未酬的那一&ldquo最終統一&rdquo。

     一個古老的猶太教傳說提到,每一代人中會有三十六位正義之士,他們撐起了整個世界。

    沒有他們,世界将會毀滅。

    可沒有人能認出他們;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正是由于他們的出現,這個世界才免于毀滅。

    找尋這些隐匿的正義之士&mdash&mdash每一代人中真的會有三十六位之多嗎?&mdash&mdash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對我而言,這正是曆史需要冒險承擔起的最激動人心的一項壯舉。

     假若讀者期盼上述考察結果應該完全由曆史研究來實現,恐怕會感到失望。

    如同《項狄傳》(TristramShandy)的作者,打個比方說,在我的英雄誕生之前,我可能會陷入無盡的困難和思慮之中。

    事實上,我關切曆史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一種迫切的願望,即試圖發掘出關于這一争議性知識分支機制與意義的更多信息。

    曆史不經意間扭扭捏捏地從形而上學思辨和神學教條中解放自身之後,是否已然成為一門科學?曆史宣稱為一門科學,絕非毫無争議。

    【16】曆史也很難說是一門藝術,盡管它保有文學體裁的某些痕迹。

    當然,曆史也不是給人以一般印象的意見與見解的問題。

    正如我們今天所知,曆史寓居在由上述追求與偏好所界定的維度之間。

    它屬于某一中間領域。

    然而,這一領域就其本身而言遠未被承認。

    傳統的思維習慣導緻我們忽視它的存在。

    尤其是科學方法和對終極問題的哲學追問似乎歪曲了曆史探索所關涉的一些問題。

    接下來,我試圖從适合它們獨特屬性的視角提出這些問題&mdash&mdash譬如,&ldquo曆史現實&rdquo的特點,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關系,普遍性程度不同的各類曆史叙事之間的關系,以及隐藏在曆史書寫之下的主觀性能否超越自身等問題。

    我這樣做的目标是使得曆史的中間領域憑借自身的價值得以确立&mdash&mdash為終結之前的最終事提供臨時性的洞察與理解。

     *** (1) 寫于1961年1月至1962年2月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