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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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準則和處方,這使他的思想變動不居,可以說一直處于流動狀态,因此它們絕對不可能凝結為某種體制化方案;從一開始,它們就處于傳統天主教教義與宗教改革派僵化信條的間隙之間。

    人們甚至認為,一旦他所傳遞的啟示以上述固化信條的面貌出現在他面前,伊拉斯谟可能對之加以拒絕,或不再承認這樣的啟示信息;它們對于大衆的影響與控制是他不願付出的代價。

    他的目标正在于終結一切曆史規劃。

     這一點至關重要,暗示了世人是如何對待伊拉斯谟的。

    他迅速赢得了廣泛贊譽,表明至少他的某些觀點與努力迎合了大多數人的需要。

    更不用說他對唯靈論者、西班牙神秘主義者以及後來18世紀啟蒙主義者的影響了&mdash&mdash其影響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誤解所緻。

    他促使神學家返歸基督教的根源,傳播人文主義福音,并促生了豐富的文學表達。

    另外,毫無疑問,他對更好社會的憧憬、通過知識和教育達至完美狀況的信念,【12】以及對似是而非的寬容問題的堅持表達了一種渴望;這種渴望往往從籠罩其公衆形象的柔和光暈中得到确認。

    很多人将伊拉斯谟看作一名解放者,使他們擺脫了狹隘與偏見。

    在這種&ldquo伊拉斯谟氣氛&rdquo&mdash&mdash借用沃爾特·科勒(WaltherKoehler)的術語&mdash&mdash中,他們可以更加自由地呼吸。

     但他們散落在人群中,并沒有集結在伊拉斯谟周圍。

    他所傳遞的啟示與訊息并沒有産生任何實際效果;這種啟示帶來的是一種情緒而非一次運動,就如夜晚轉瞬即逝的流星劃過夜空,如童話故事中的承諾難以觸摸。

    有路德派成員,但沒有伊拉斯谟追随者。

    情況為何如此?的确,伊拉斯谟想要改變體制,但他不想自己的熱望被體制化,從而被世人所曲解、利用。

    出于對固定僵化之物根深蒂固的憂慮與恐懼,他竭力阻止自己的&ldquo目标理想&rdquo退化為某種事業規劃,盡管他意識到自己不願&ldquo入世&rdquo的想法終歸會遭遇挫敗。

    &ldquo我擔心,&rdquo他在去世七年前寫道,&ldquo這個世界最終将會獲勝。

    &rdquo 這就是所發生的一切:這個世界分裂為兩大陣營,各自曲解了他的意圖與目标。

    盡管伊拉斯谟的名字無處不在,但他實際并不可見。

    保守的天主教徒和宗教改革者一樣缺失理解這一啟示的語言,難以洞穿并超越他們各自堅守的教義學說。

    他們使用的語言是為了服務于各自的事業規劃。

    因此,在各種誤解的面紗後面,伊拉斯谟表達的願景與傳遞的遠見消失不見了。

    難怪他被看作各派陣營的座上賓。

    路德粗魯地稱他作一名伊壁鸠魯主義者,某種程度上他确實是。

    狂熱的經院學者指責他引發了一場宗教變革和社會革命,這也并非完全錯誤。

    【13】他遵從内心,在相互矛盾的教義學說間甄别好壞,鑒于此,他拒絕加入任何黨派陣營,因此激怒了論戰雙方,他們将伊拉斯谟看作懦弱者,認為他不負責任地在羅馬和威滕伯格之間搖擺不定,在徒勞的妥協中尋求庇護。

     從世俗角度看來,伊拉斯谟确實是一位善變的投機者。

    他為德國農民起義辯護,認為這是基于痛苦和絕望的反抗,可一旦他們訴求過當,伊拉斯谟就(悲痛地)認可采取鎮壓手段。

    他攻擊對宗教經典進行語文學修訂持反對态度的任何傳統,卻勸誡虔信者忍受傳統的濫用,認為不可能一夜之間創造一個新世界。

    他對聖人崇拜與忏悔儀式&mdash&mdash對這一體制,他既沒有批判,也沒有全心擁護&mdash&mdash的暧昧态度恰恰強化了人們對他内在模糊性的印象。

    與這種暧昧模糊攜手并進,他反複重申需要不惜一切代價達至和平協定。

    &ldquo我如此地熱愛和諧融洽&rdquo,伊拉斯谟在1522年宣稱,&ldquo如果展開争辯,恐怕我甯願犧牲部分真理,也不願對和平造成麻煩&rdquo。

     這些話語暗示了他行為後面的動機。

    對伊拉斯谟而言,和平概念蘊含基督教意義;它預示着一項任務,這超出任何既定信條的範圍,這些信條作為不可企及之真理的拙劣替代品隻會帶來流血沖突。

    由此可見,伊拉斯谟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堅定擁趸眼中的牆頭草形象,實際上不過是一種表象,其内在是對通往和平之路的堅定信念。

    幸運的是,他是一名出色的舵手;以當時的情況而言,他不得不靈巧地在敵對雙方之間謹慎駕駛、小心從事。

    【14】盡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