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我怎樣讀《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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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
這是我第二回讀《論語》的經驗。
我生平常常有一種喜不自勝的感情，便是我親自得見一位道德家，一位推己及人的君子，他真有識見，他從不欺人，我常常愛他愛小孩子的态度，他同小孩子說話都有禮！我把話這樣說，是我有一種實感，因為我們同小孩子說話總可以随便一點了，說錯了總不要緊了，而知堂先生——大家或者已經猜得着我所說的是知堂先生了，他同小孩子說話也總是有禮，這真是給了我好大的修養，好大的歡喜，比“尚不愧于屋漏”要有趣得多。
他夠得上一個“信”字，中國人所缺少的一個字。
他夠得上一個“仁”字，存心總是想于人有益處。
我說知堂先生是一位道德家，是我最喜歡的一句話，意味無窮。
但知堂先生是唯物論者，唯物論者的道德哲學是“義外”，至多也不過是陶淵明所說的“稱心固為好”的意思。
陶淵明恐怕還不及知堂先生是一位道德家，但“信”字是一樣，又一樣的是大雅君子。
兩人又都不能懂得孔子。
此事令我覺得奇怪，不懂得道德标準來自本性，而自己偏是躬行君子，豈孔子所謂“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欤？”于是我大喜，《論語》這章書我今天懂得了！“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我一向對于這章書不了解，朱注毫無意義，他說，“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
孔子自言未嘗妄作。
蓋亦謙辭。
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
”孔子為什麼拿自己與妄作者相提并論？如此“謙辭”，有何益處？孔子不如此立言也。
是可見讀書之難。
我不是得見知堂先生這一位大人物，我不能懂得孔子的話了。
我懂得了以後，再來反複讀這章書，可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孔子這個人有時說話真是堅決得很，同時也委婉得很，這章書他是堅決的說他“知”，而對于“不知而作之者”言外又大有贊美與歎息之意也。
其曰“蓋有”，蓋是很難得，伯夷柳下惠或者正是這一類的人了。
孔子之所謂“知”，便是德性之全體，孔子的學問這章書的這一個“知”字足以盡之了，朱子無所不知雲雲完全是贅辭了。
總之孔子是下學而上達的話，連朱子都不懂，何況其餘。
朱子不懂是因為朱子沒有這個千載難遇的經驗，或者宋儒也沒有這個廣大的識見，雖然他們是真懂得孔子的。
我首先說我常常有一種喜不自勝的感情，是說我生平與知堂先生親近，關于做人的方面常常覺得學如不及，真有意義。
及至悟得孔子“不知而作”的話，又真到了信仰的地位，孔子口中總是說“天”，他是确實知之為知之的。
儒家本來是宗教，這個宗教又就是哲學，這個哲學不靠知識，重在德行。
你要知“天”，知識怎麼知呢？不靠德行去經驗之嗎？我講《論語》講到這裡，有無上的喜悅，生平得以知堂先生大德為師了。
抗戰期間我在故鄉黃梅做小學教師，做初級中學教師，卞之琳君有一回從四川寫信問我怎麼樣，我覺得很難答複，總不能以做小學教員中學教員回答朋友問我的意思，連忙想起《論語·學而》一章，覺得有了，可以回答朋友了，于是我告訴他我在鄉間的生活可以“學而”一章盡之，有時是“不亦悅乎”，有時是“不亦樂乎”，有時是“不亦君子乎”。
“有朋自遠方來”的事實當然沒有，但想着有朋自遠方來應該是如何的快樂，便可見孔子的話如何是經驗之談了，便是“不亦樂乎”了。
總之我在鄉間八九年的生活是寂寞的辛苦的。
我确實不覺得寂寞不覺得辛苦，總是快樂的時候多。
有一年暑假，我在縣中學住着教學生補習功課，校址是黃梅縣南山寺，算是很深的山中了，而從百裡外水鄉來了一位小時的同學胡君，他現在已是四十以上的一位紳士了，他帶了他的外甥同來，要我答應收留做學生。
我當然答應了，而且很感激他，他這樣遠道而來。
我那裡還辭辛苦。
要說辛苦也确是辛苦的，學生人數在三十名左右，有補習小學功課的，有補習初中各年級功課的。
友人之甥年齡過十五歲，卻是失學的孩子，國語不識字不能造句，算術能做簡單加減法，天資是下愚。
慢慢地我教他算乘法，教他讀九九歌訣，他讀不熟。
戰時山中沒有教本可買，學生之中也沒有讀九九歌訣的，隻此友人之甥一人如此，故我拿了一張紙抄了一份九九歌訣教給他讀。
我一面抄，一面教時，便有點遷怒于朋友，他不該送這個學生來磨難我了。
這個學生确是難教。
我看他一眼，我覺得他倒是誠心要學算術的。
連忙我覺得我不對，我有惱這個學生的意思，我不應該惱他。
連忙我想起《論語》一章書：“子曰：有教無類。
”我歡喜贊歎，我知道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了。
這章書給了我很大的安慰。
我們不從生活是不能懂得聖人了。
朱子對于這章書的了解是萬不能及我了，因為他沒有這個經驗。
朱注曰，“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
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複于善，而不當複論其類之惡矣。
”這些話都是守着原則說的，也便是無話想出話來說，近于做題目，因為要注，便不得不注了，《論語》的生命無有矣。
（一九四八年）
這是我第二回讀《論語》的經驗。
我生平常常有一種喜不自勝的感情，便是我親自得見一位道德家，一位推己及人的君子，他真有識見，他從不欺人，我常常愛他愛小孩子的态度，他同小孩子說話都有禮！我把話這樣說，是我有一種實感，因為我們同小孩子說話總可以随便一點了，說錯了總不要緊了，而知堂先生——大家或者已經猜得着我所說的是知堂先生了，他同小孩子說話也總是有禮，這真是給了我好大的修養，好大的歡喜，比“尚不愧于屋漏”要有趣得多。
他夠得上一個“信”字，中國人所缺少的一個字。
他夠得上一個“仁”字，存心總是想于人有益處。
我說知堂先生是一位道德家，是我最喜歡的一句話，意味無窮。
但知堂先生是唯物論者，唯物論者的道德哲學是“義外”，至多也不過是陶淵明所說的“稱心固為好”的意思。
陶淵明恐怕還不及知堂先生是一位道德家，但“信”字是一樣，又一樣的是大雅君子。
兩人又都不能懂得孔子。
此事令我覺得奇怪，不懂得道德标準來自本性，而自己偏是躬行君子，豈孔子所謂“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欤？”于是我大喜，《論語》這章書我今天懂得了！“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我一向對于這章書不了解，朱注毫無意義，他說，“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
孔子自言未嘗妄作。
蓋亦謙辭。
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
”孔子為什麼拿自己與妄作者相提并論？如此“謙辭”，有何益處？孔子不如此立言也。
是可見讀書之難。
我不是得見知堂先生這一位大人物，我不能懂得孔子的話了。
我懂得了以後，再來反複讀這章書，可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孔子這個人有時說話真是堅決得很，同時也委婉得很，這章書他是堅決的說他“知”，而對于“不知而作之者”言外又大有贊美與歎息之意也。
其曰“蓋有”，蓋是很難得，伯夷柳下惠或者正是這一類的人了。
孔子之所謂“知”，便是德性之全體，孔子的學問這章書的這一個“知”字足以盡之了，朱子無所不知雲雲完全是贅辭了。
總之孔子是下學而上達的話，連朱子都不懂，何況其餘。
朱子不懂是因為朱子沒有這個千載難遇的經驗，或者宋儒也沒有這個廣大的識見，雖然他們是真懂得孔子的。
我首先說我常常有一種喜不自勝的感情，是說我生平與知堂先生親近，關于做人的方面常常覺得學如不及，真有意義。
及至悟得孔子“不知而作”的話，又真到了信仰的地位，孔子口中總是說“天”，他是确實知之為知之的。
儒家本來是宗教，這個宗教又就是哲學，這個哲學不靠知識，重在德行。
你要知“天”，知識怎麼知呢？不靠德行去經驗之嗎？我講《論語》講到這裡，有無上的喜悅，生平得以知堂先生大德為師了。
抗戰期間我在故鄉黃梅做小學教師，做初級中學教師，卞之琳君有一回從四川寫信問我怎麼樣，我覺得很難答複，總不能以做小學教員中學教員回答朋友問我的意思，連忙想起《論語·學而》一章，覺得有了，可以回答朋友了，于是我告訴他我在鄉間的生活可以“學而”一章盡之，有時是“不亦悅乎”，有時是“不亦樂乎”，有時是“不亦君子乎”。
“有朋自遠方來”的事實當然沒有，但想着有朋自遠方來應該是如何的快樂，便可見孔子的話如何是經驗之談了，便是“不亦樂乎”了。
總之我在鄉間八九年的生活是寂寞的辛苦的。
我确實不覺得寂寞不覺得辛苦，總是快樂的時候多。
有一年暑假，我在縣中學住着教學生補習功課，校址是黃梅縣南山寺，算是很深的山中了，而從百裡外水鄉來了一位小時的同學胡君，他現在已是四十以上的一位紳士了，他帶了他的外甥同來，要我答應收留做學生。
我當然答應了，而且很感激他，他這樣遠道而來。
我那裡還辭辛苦。
要說辛苦也确是辛苦的，學生人數在三十名左右，有補習小學功課的，有補習初中各年級功課的。
友人之甥年齡過十五歲，卻是失學的孩子，國語不識字不能造句，算術能做簡單加減法，天資是下愚。
慢慢地我教他算乘法，教他讀九九歌訣，他讀不熟。
戰時山中沒有教本可買，學生之中也沒有讀九九歌訣的，隻此友人之甥一人如此，故我拿了一張紙抄了一份九九歌訣教給他讀。
我一面抄，一面教時，便有點遷怒于朋友，他不該送這個學生來磨難我了。
這個學生确是難教。
我看他一眼，我覺得他倒是誠心要學算術的。
連忙我覺得我不對，我有惱這個學生的意思，我不應該惱他。
連忙我想起《論語》一章書：“子曰：有教無類。
”我歡喜贊歎，我知道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了。
這章書給了我很大的安慰。
我們不從生活是不能懂得聖人了。
朱子對于這章書的了解是萬不能及我了，因為他沒有這個經驗。
朱注曰，“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
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複于善，而不當複論其類之惡矣。
”這些話都是守着原則說的，也便是無話想出話來說，近于做題目，因為要注，便不得不注了，《論語》的生命無有矣。
（一九四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