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響應打開一條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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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傷過女人的心認自己亦為不錯。
我那時讀雪萊的詩，見他說“愛情不像金子同泥土，把它分開了并不就把它拿走了，愛情簡直像學問一樣，在認識許多真實之後大放光明”，很是喜歡，仿佛詩人之言是真理。
現在想來，雪萊的話恐不對，至少從沒有宗教的中國人看應該是不對的。
那樣可以說母愛，不能說戀愛。
戀愛裡頭總有好色的成分，而且戀愛連忙就是生活，不隻是一個人的生活。
戀愛是人生之一階段，在它以後還有許多階段，正如一個文學家所說：“戀愛這個大學要早點畢業才好，畢業之後還要到社會服務。
”那麼我們何必把戀愛同母愛一樣看得那麼絕對神聖呢？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我告訴青年，好德是絕對的，從少年以至于不知老之将至；好色則如做夢一樣，一會兒就過去了。
中國詩曰，“結發為夫妻，恩愛兩不離”，我覺得男女之間應該用恩愛兩個字，彼此要認定情分，要知道感激，真是“相親相愛”，這一來便是中國所謂中庸之道，夫婦之道了。
中庸之道裡頭難道就沒有詩歌麼？難道不是有趣的生活嗎？孔子問伯魚學過《周南》《召南》沒有，孔子又贊美《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這便是告訴少年人要懂得“生活的藝術”。
否則生活是“正牆面而立”。
正牆面而立的意思便是生活沒有意義，便是生活無味。
我在鄉間曾同着學生說，像鄉下人的結婚可以說是正牆面而立，新姑娘同新郎彼此不相識，而且洞房花燭夜新姑娘不敢擡頭，坐在床上，對着牆壁，直到夜深，然後，兩人見面第一句話不知說什麼，這不是正牆面而立嗎？在另一面，中國理學家處處我佩服他，獨于男女之事他也是正牆面而立。
我們真應該學孔子對于生活的态度，對于文藝的見解。
孔子曰：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
” 這叫作詩的生活，生活的詩。
這個詩是中國民族的詩。
這裡也就是道，因為孔子的道是倫常，離開倫常就沒有道。
這個倫常之道又正是中國的民族精神。
中國的文學，從《三百篇》以至後代，凡屬大家，都不出興觀群怨君父國家鳥獸草木的範圍，屈原是如此，杜甫是如此，杜甫所推崇的庾信也是如此。
後來還有《牡丹亭》罷。
可惜在散文方面沒有成就，論其可能，這散文方面的成就該是多麼廣呢，鸢飛戾天魚躍于淵都是的，然而從古以來的英雄豪傑都沒有這個意識，等到我們的新文學運動起來，知道文學至上，知道外國的小說戲劇都是正式的文學，我們也要來寫小說，寫劇本，寫散文，而關于文學的内容卻還沒有民族的自覺，于是還是沒有根本的文學，學西洋則西洋是藝術，科學，宗教并行的，哪裡學得來呢？ 中國沒有科學，沒有宗教，若說宗教中國的宗教是倫常，這不足為中國之病，中國作家如不本着倫常的精義，為中國創造些新的文藝作品來則中國誠為病國，這裡的小孩子沒有一滴精神養料，如何能長得大呢？孔子叫小孩子學詩，我們做了許多年的文學家卻沒有什麼給小孩子學的，想起來真是慚愧而且惶恐。
我們還是從今日起替中國打開一條生路罷。
我願大家都當仁不讓，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嚷着“救救孩子！”我到今日乃真找着了救救孩子的道路了。
臨了還得補說一句，關于孔子“思無邪”的解釋，還是以程朱為得孔子的真意，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
”朱子曰，“其用歸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
”是的。
我們所理想的文藝是要“使人得其性情之正”。
（一九四六年）
我那時讀雪萊的詩，見他說“愛情不像金子同泥土，把它分開了并不就把它拿走了，愛情簡直像學問一樣，在認識許多真實之後大放光明”，很是喜歡，仿佛詩人之言是真理。
現在想來，雪萊的話恐不對，至少從沒有宗教的中國人看應該是不對的。
那樣可以說母愛，不能說戀愛。
戀愛裡頭總有好色的成分，而且戀愛連忙就是生活，不隻是一個人的生活。
戀愛是人生之一階段，在它以後還有許多階段，正如一個文學家所說：“戀愛這個大學要早點畢業才好，畢業之後還要到社會服務。
”那麼我們何必把戀愛同母愛一樣看得那麼絕對神聖呢？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我告訴青年，好德是絕對的，從少年以至于不知老之将至；好色則如做夢一樣，一會兒就過去了。
中國詩曰，“結發為夫妻，恩愛兩不離”，我覺得男女之間應該用恩愛兩個字，彼此要認定情分，要知道感激，真是“相親相愛”，這一來便是中國所謂中庸之道，夫婦之道了。
中庸之道裡頭難道就沒有詩歌麼？難道不是有趣的生活嗎？孔子問伯魚學過《周南》《召南》沒有，孔子又贊美《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這便是告訴少年人要懂得“生活的藝術”。
否則生活是“正牆面而立”。
正牆面而立的意思便是生活沒有意義，便是生活無味。
我在鄉間曾同着學生說，像鄉下人的結婚可以說是正牆面而立，新姑娘同新郎彼此不相識，而且洞房花燭夜新姑娘不敢擡頭，坐在床上，對着牆壁，直到夜深，然後，兩人見面第一句話不知說什麼，這不是正牆面而立嗎？在另一面，中國理學家處處我佩服他，獨于男女之事他也是正牆面而立。
我們真應該學孔子對于生活的态度，對于文藝的見解。
孔子曰：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
” 這叫作詩的生活，生活的詩。
這個詩是中國民族的詩。
這裡也就是道，因為孔子的道是倫常，離開倫常就沒有道。
這個倫常之道又正是中國的民族精神。
中國的文學，從《三百篇》以至後代，凡屬大家，都不出興觀群怨君父國家鳥獸草木的範圍，屈原是如此，杜甫是如此，杜甫所推崇的庾信也是如此。
後來還有《牡丹亭》罷。
可惜在散文方面沒有成就，論其可能，這散文方面的成就該是多麼廣呢，鸢飛戾天魚躍于淵都是的，然而從古以來的英雄豪傑都沒有這個意識，等到我們的新文學運動起來，知道文學至上，知道外國的小說戲劇都是正式的文學，我們也要來寫小說，寫劇本，寫散文，而關于文學的内容卻還沒有民族的自覺，于是還是沒有根本的文學，學西洋則西洋是藝術，科學，宗教并行的，哪裡學得來呢？ 中國沒有科學，沒有宗教，若說宗教中國的宗教是倫常，這不足為中國之病，中國作家如不本着倫常的精義，為中國創造些新的文藝作品來則中國誠為病國，這裡的小孩子沒有一滴精神養料，如何能長得大呢？孔子叫小孩子學詩，我們做了許多年的文學家卻沒有什麼給小孩子學的，想起來真是慚愧而且惶恐。
我們還是從今日起替中國打開一條生路罷。
我願大家都當仁不讓，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嚷着“救救孩子！”我到今日乃真找着了救救孩子的道路了。
臨了還得補說一句，關于孔子“思無邪”的解釋，還是以程朱為得孔子的真意，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
”朱子曰，“其用歸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
”是的。
我們所理想的文藝是要“使人得其性情之正”。
（一九四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