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執·正果·寫作——麥家其人其文（代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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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性，也許是複雜性，現在我落下的每一個文字或許都是一種證據。
我要說一說本文的“身世”，因為本文和這裡應該放的文章明顯存在着一定距離，我将陳述的就是想拉攏這個距離。
是２００３年春，我給《山花》雜志投了一篇小說：《讓蒙面人說話》。
不久，我接到何銳主編的電話，表示了他對該小說的好感，并決定他們将放在一個特定的欄目推出。
所謂特定，就是要配發一篇有關我和我小說的印象性的東西。
誰來寫這文章，何主編給我自己定人的權力，但我确定了人後，他又認為此人的名望薄了些，不适合，并提議我最好請敬澤先生來寫。
我說他我可能請不動的。
何主編倒爽快，說那你不管了，我來落實吧。
果然就落實了，就是此文。
我非常喜歡這篇文章，它對我有遠距離又真切的關懷和指明。
這次《解密》再版，編者希望我做個跋記，我以此代勞，恰好證明我對此文的偏愛，同時似乎也說明我不擅長作這類文章，甚至還有點畏懼。
②《解密》于我似乎不像一部小說，而更像一段長達十餘年的曆史。
這段曆史本身具有小說的某種特性：曲折、離奇、辛酸、複雜、迷離、尋尋覓覓、是是非非、悲悲苦苦，最後基本上是苦盡甘來，有個善良的結局。
過去了那麼多年，我還是清晰地記得動筆寫《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的一天，當時我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讀書，是馬上面臨畢業離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學都在為即将離校忙碌，我卻發神經似的坐下來，準備寫一個“大東西”：這就是《解密》的最初。
這種不合時宜的魯莽的舉動，暗示我将為《解密》付出成倍的時間和心力，但我怎麼也沒想到，最終要用“十餘年”來計。
十餘年已不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一段光陰，一部人生，其間我有的變異早已把我變得不再是曾經的我。
這些年，我經曆的變動之多之大決非常人所有，首先從身份上說，我就經曆了幾重變換：解放軍、武警、轉業軍人、國家幹部、有職無業人士等；從居住地說，經曆了從北京到南京、到成都、到西藏、又回到成都的“頻繁遷居”；從做人的意義上說，又必然地經曆了諸多人生大事，比如戀愛、婚姻、生子、貧窮、病痛——有一次，我從雙杠上開玩笑似的摔下來，居然離癱瘓隻剩一步之遙，我經受了長達半年的複雜的治療和鍛煉，總算赢得了一個“隻是偶有不适”的好下場。
總之，我的命運不能給《解密》一個好的機遇和待遇，然後它還以我顔色，讓我受盡折磨，似乎也合情理。
因為受盡折磨，我多次打算要抛棄它，從6萬字的草稿中理出一個2萬字的短篇（即《紫密黑密》，發于《前線文藝》1994年春季号），再從11萬字草稿中整出一部4萬字的中篇（即《陳華南筆記本》，發于《青年文學》1997年9月号），都是我曾想放棄的證據。
但每一次放棄都不成功，因為它在我心中長得太深了，我已經無法将它連根拔起，正如一棵盤根錯節的樹，你即使攔腰砍斷樹杆，來年照樣要生出小樹枝。
就這樣，《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過來了，其步履是那麼蹒跚、難看，但蹒跚中又似乎透露出幾分不畏的執拗。
我深切感到，在創作《解密》的過程中，我性情中的所有優缺點都被最大地顯現了。
所以，我幾乎固執地認定，這不是一次寫作，而是我命運中的一次曆險，一次登攀，一次宿命。
正因此，我對《解密》情有獨鐘，它幾乎是我青春的全部，是我命運的一部分，是我的苦難，是我的幸福。
也正因此，我對為《解密》有今天的成功而曾給予過我各種幫助和關愛的家人、朋友、編輯、作家和評論家，以及部分與我有聯系的熱心讀者，都懷以特别的感動和記念。
③有人說我，把寫作當作生活來生活，這是弱智的表現。
我知道，這是在指責我生活的寡淡。
生活中，我除了迷戀小說之外，幾乎别無嗜好，寡淡得近乎弱智。
我将大把大把的時間和内心紛纭的熱情、願望、秘密都變成了文字，同時也把自己基本變成了一個苦行僧。
我不覺得這是愉快的，但我無法改變自己。
我像一個瘾君子不能返回到從前一樣，隻能以當下的姿态繼續不變地熬過我未來的每一個白天和夜晚。
不變是無奈，也是癡迷。
我要安慰一下辛苦的自己：一個有為者的人生總是在無奈和癡迷的交加中度過的。
有人想不癡迷又有為，并且似乎已找到各種聰明的途徑，說真的我一點也不羨慕。
有什麼好羨慕的？在我看來，聰明的價值不見得比弱智高，甚至，聰明的價值經常是負的。
我要說一說本文的“身世”，因為本文和這裡應該放的文章明顯存在着一定距離，我将陳述的就是想拉攏這個距離。
是２００３年春，我給《山花》雜志投了一篇小說：《讓蒙面人說話》。
不久，我接到何銳主編的電話，表示了他對該小說的好感，并決定他們将放在一個特定的欄目推出。
所謂特定，就是要配發一篇有關我和我小說的印象性的東西。
誰來寫這文章，何主編給我自己定人的權力，但我确定了人後，他又認為此人的名望薄了些，不适合，并提議我最好請敬澤先生來寫。
我說他我可能請不動的。
何主編倒爽快，說那你不管了，我來落實吧。
果然就落實了，就是此文。
我非常喜歡這篇文章，它對我有遠距離又真切的關懷和指明。
這次《解密》再版，編者希望我做個跋記，我以此代勞，恰好證明我對此文的偏愛，同時似乎也說明我不擅長作這類文章，甚至還有點畏懼。
②《解密》于我似乎不像一部小說，而更像一段長達十餘年的曆史。
這段曆史本身具有小說的某種特性：曲折、離奇、辛酸、複雜、迷離、尋尋覓覓、是是非非、悲悲苦苦，最後基本上是苦盡甘來，有個善良的結局。
過去了那麼多年，我還是清晰地記得動筆寫《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的一天，當時我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讀書，是馬上面臨畢業離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學都在為即将離校忙碌，我卻發神經似的坐下來，準備寫一個“大東西”：這就是《解密》的最初。
這種不合時宜的魯莽的舉動，暗示我将為《解密》付出成倍的時間和心力，但我怎麼也沒想到，最終要用“十餘年”來計。
十餘年已不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一段光陰，一部人生，其間我有的變異早已把我變得不再是曾經的我。
這些年，我經曆的變動之多之大決非常人所有，首先從身份上說，我就經曆了幾重變換：解放軍、武警、轉業軍人、國家幹部、有職無業人士等；從居住地說，經曆了從北京到南京、到成都、到西藏、又回到成都的“頻繁遷居”；從做人的意義上說，又必然地經曆了諸多人生大事，比如戀愛、婚姻、生子、貧窮、病痛——有一次，我從雙杠上開玩笑似的摔下來，居然離癱瘓隻剩一步之遙，我經受了長達半年的複雜的治療和鍛煉，總算赢得了一個“隻是偶有不适”的好下場。
總之，我的命運不能給《解密》一個好的機遇和待遇，然後它還以我顔色，讓我受盡折磨，似乎也合情理。
因為受盡折磨，我多次打算要抛棄它，從6萬字的草稿中理出一個2萬字的短篇（即《紫密黑密》，發于《前線文藝》1994年春季号），再從11萬字草稿中整出一部4萬字的中篇（即《陳華南筆記本》，發于《青年文學》1997年9月号），都是我曾想放棄的證據。
但每一次放棄都不成功，因為它在我心中長得太深了，我已經無法将它連根拔起，正如一棵盤根錯節的樹，你即使攔腰砍斷樹杆，來年照樣要生出小樹枝。
就這樣，《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過來了，其步履是那麼蹒跚、難看，但蹒跚中又似乎透露出幾分不畏的執拗。
我深切感到，在創作《解密》的過程中，我性情中的所有優缺點都被最大地顯現了。
所以，我幾乎固執地認定，這不是一次寫作，而是我命運中的一次曆險，一次登攀，一次宿命。
正因此，我對《解密》情有獨鐘，它幾乎是我青春的全部，是我命運的一部分，是我的苦難，是我的幸福。
也正因此，我對為《解密》有今天的成功而曾給予過我各種幫助和關愛的家人、朋友、編輯、作家和評論家，以及部分與我有聯系的熱心讀者，都懷以特别的感動和記念。
③有人說我，把寫作當作生活來生活，這是弱智的表現。
我知道，這是在指責我生活的寡淡。
生活中，我除了迷戀小說之外，幾乎别無嗜好，寡淡得近乎弱智。
我将大把大把的時間和内心紛纭的熱情、願望、秘密都變成了文字，同時也把自己基本變成了一個苦行僧。
我不覺得這是愉快的，但我無法改變自己。
我像一個瘾君子不能返回到從前一樣，隻能以當下的姿态繼續不變地熬過我未來的每一個白天和夜晚。
不變是無奈，也是癡迷。
我要安慰一下辛苦的自己：一個有為者的人生總是在無奈和癡迷的交加中度過的。
有人想不癡迷又有為，并且似乎已找到各種聰明的途徑，說真的我一點也不羨慕。
有什麼好羨慕的？在我看來，聰明的價值不見得比弱智高，甚至，聰明的價值經常是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