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執·正果·寫作——麥家其人其文（代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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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偏執麥家顯然是個偏執狂。
這方面最有力的證據是，關于一個神秘的天才數學家的故事，他慢慢地寫了十多年。
其間，祖國各項事業都在飛速發展，從沒有酒吧到酒吧遍地，從沒有小資到小資成堆，總之無數事物都從無到有，麥家也從沒有太太到有了太太，從沒有兒子到有了兒子，人事變遷，塵俗擾攘，但那個故事一直在，麥家讓它年複一年地成長，成為短篇，成為中篇，再成為長篇《解密》②。
英特爾的前老闆格羅夫有名言：隻有偏執狂才能生存。
我認為此話不對，事實是，隻有變色龍才能生存。
我們都是堂·璜，我們有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我們要以最小的代價博取最大的勝利，我們丢棄、遺忘，我們是如此“年輕”，以至沒有什麼能把我們留在一個地方。
因此，麥家才顯得偏執，這不僅指他把一個故事講了十多年，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種堅定的世界觀，他的目光貫注于一個角度上，從不遊移。
Ｂ．正果麥家生活在成都。
我已經十幾年沒去成都了，在我的想像中，那座城市散發着夢幻的氣息，那是凡俗與超凡脫俗，紅塵滾滾又遍地月光。
在這俗世的歡愉和虛妄中，麥家出沒于成都街頭，他深入地想像另一個城市，想像熱情而頹廢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于是，我們就看見了博爾赫斯，這盲瞽病弱的老人，他夢想着刀子、血、華麗的暴力，也夢想着清晰、繁複、玻璃和理性般堅脆硬朗的混亂和瘋狂。
博爾赫斯在遙遠的中國有大批追随者，他們曾經構成近似于“烏克巴爾”的神秘群體，從上世紀８０年代後期到９０年代中期，他們把詭詐的叙述、對形而上學的愛好以及語言的厭食症等種種奇異風俗帶進了中國文學。
麥家無疑是“烏克巴爾”的成員，而且是其中最堅定、最耐心、最能把普遍真理與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成員，他通過《解密》修成正果。
“正果”的意思有三：其一是，在《解密》中，博爾赫斯式的世界觀充分地轉化為中國經驗，它不再是外來的偏僻異教，而是對本土曆史和生活的一種獨特想像。
于是，有了其二，這種想像對應着中國現代思想中那個缺失的、或者晦暗不明的區域——科學的邊界在哪裡？知識的邊界在哪裡？理性的邊界在哪裡？如果說，此前的博爾赫斯式的玄想不過是無根之談，那麼《解密》卻是有“根”的，它的根深深地紮在我們現代思想的簡陋和天真之中，它從中汲取了充分的養料：混合着浮士德式的瘋狂和英雄氣概的汁液，邪惡而絢爛。
那麼其三，麥家所長期堅持的角度，是出于天性，出于一種智力和趣味上的偏嗜，但同時，在這條逼仄的路上走下去，麥家終于從意想不到的角度，像一個偷襲者，出現在他所處的時代。
Ｃ．寫作我記不清和麥家第一次見面是在什麼時間，２００２年？應該是的。
但是由于此前我們已經有了很長的交往，初次見面倒像是無關緊要的儀式，而且那天好像有很多人，鬧鬧哄哄，正忙着打躬作揖。
事實上，直到現在，我對寫作之外的麥家了解非常有限，寫《麥家其人其文》這樣的文章，最恰當的人選應該是何大草，他們同在成都，交往密切，在那個盛産詩人和美女的城市，該二人自成一類。
但是，話又說回來，一個作家在他的寫作之外是什麼樣子其實無關緊要。
這不是在談論一個批評理論問題：是不是應該從其人認識其文；我所想的是，在中國習慣中，人與文的問題常常被擺成犄角之勢，深通此道的作者和論者熱中于讓這兩者相互支援，互張聲勢。
這是一種謬誤，而且是更為普遍的謬誤的一部分：我們不能理解人類生活中的諸種價值各有其方向和邊界，不能理解在諸種價值之間存在邏輯上和經驗上的沖突和分歧，比如美和善不是一回事，自由和平等不是一回事，同樣，談論一個人和談論一個作家也必須施用不同的價值尺度。
我們喜歡把不是一回事的搞成一回事，結果呢？我們不能把任何一件事真正看清、真正做好。
——這是題外話，現在還是談麥家。
我所了解的僅僅是寫作中的麥家，有時我們會在電話裡談很長時間，這種關于寫作的交談使我意識到，偏執狂是軟弱的，很少有人像麥家那樣敏感地經受着自我懷疑的磨砺，他在這方面非常接近于《解密》中的容金珍：求解一個答案的過程證明着人的強大和人的渺小。
當然，也許寫作過程大緻都是如此，每個真正的作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容金珍，有所不同的隻是，麥家和他的導師博爾赫斯一樣，把寫作行為本身當成了世界本質的某種演練，或者某種暗示③……（李敬澤）①我一直在追求文本的趣
這方面最有力的證據是，關于一個神秘的天才數學家的故事，他慢慢地寫了十多年。
其間，祖國各項事業都在飛速發展，從沒有酒吧到酒吧遍地，從沒有小資到小資成堆，總之無數事物都從無到有，麥家也從沒有太太到有了太太，從沒有兒子到有了兒子，人事變遷，塵俗擾攘，但那個故事一直在，麥家讓它年複一年地成長，成為短篇，成為中篇，再成為長篇《解密》②。
英特爾的前老闆格羅夫有名言：隻有偏執狂才能生存。
我認為此話不對，事實是，隻有變色龍才能生存。
我們都是堂·璜，我們有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我們要以最小的代價博取最大的勝利，我們丢棄、遺忘，我們是如此“年輕”，以至沒有什麼能把我們留在一個地方。
因此，麥家才顯得偏執，這不僅指他把一個故事講了十多年，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種堅定的世界觀，他的目光貫注于一個角度上，從不遊移。
Ｂ．正果麥家生活在成都。
我已經十幾年沒去成都了，在我的想像中，那座城市散發着夢幻的氣息，那是凡俗與超凡脫俗，紅塵滾滾又遍地月光。
在這俗世的歡愉和虛妄中，麥家出沒于成都街頭，他深入地想像另一個城市，想像熱情而頹廢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于是，我們就看見了博爾赫斯，這盲瞽病弱的老人，他夢想着刀子、血、華麗的暴力，也夢想着清晰、繁複、玻璃和理性般堅脆硬朗的混亂和瘋狂。
博爾赫斯在遙遠的中國有大批追随者，他們曾經構成近似于“烏克巴爾”的神秘群體，從上世紀８０年代後期到９０年代中期，他們把詭詐的叙述、對形而上學的愛好以及語言的厭食症等種種奇異風俗帶進了中國文學。
麥家無疑是“烏克巴爾”的成員，而且是其中最堅定、最耐心、最能把普遍真理與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成員，他通過《解密》修成正果。
“正果”的意思有三：其一是，在《解密》中，博爾赫斯式的世界觀充分地轉化為中國經驗，它不再是外來的偏僻異教，而是對本土曆史和生活的一種獨特想像。
于是，有了其二，這種想像對應着中國現代思想中那個缺失的、或者晦暗不明的區域——科學的邊界在哪裡？知識的邊界在哪裡？理性的邊界在哪裡？如果說，此前的博爾赫斯式的玄想不過是無根之談，那麼《解密》卻是有“根”的，它的根深深地紮在我們現代思想的簡陋和天真之中，它從中汲取了充分的養料：混合着浮士德式的瘋狂和英雄氣概的汁液，邪惡而絢爛。
那麼其三，麥家所長期堅持的角度，是出于天性，出于一種智力和趣味上的偏嗜，但同時，在這條逼仄的路上走下去，麥家終于從意想不到的角度，像一個偷襲者，出現在他所處的時代。
Ｃ．寫作我記不清和麥家第一次見面是在什麼時間，２００２年？應該是的。
但是由于此前我們已經有了很長的交往，初次見面倒像是無關緊要的儀式，而且那天好像有很多人，鬧鬧哄哄，正忙着打躬作揖。
事實上，直到現在，我對寫作之外的麥家了解非常有限，寫《麥家其人其文》這樣的文章，最恰當的人選應該是何大草，他們同在成都，交往密切，在那個盛産詩人和美女的城市，該二人自成一類。
但是，話又說回來，一個作家在他的寫作之外是什麼樣子其實無關緊要。
這不是在談論一個批評理論問題：是不是應該從其人認識其文；我所想的是，在中國習慣中，人與文的問題常常被擺成犄角之勢，深通此道的作者和論者熱中于讓這兩者相互支援，互張聲勢。
這是一種謬誤，而且是更為普遍的謬誤的一部分：我們不能理解人類生活中的諸種價值各有其方向和邊界，不能理解在諸種價值之間存在邏輯上和經驗上的沖突和分歧，比如美和善不是一回事，自由和平等不是一回事，同樣，談論一個人和談論一個作家也必須施用不同的價值尺度。
我們喜歡把不是一回事的搞成一回事，結果呢？我們不能把任何一件事真正看清、真正做好。
——這是題外話，現在還是談麥家。
我所了解的僅僅是寫作中的麥家，有時我們會在電話裡談很長時間，這種關于寫作的交談使我意識到，偏執狂是軟弱的，很少有人像麥家那樣敏感地經受着自我懷疑的磨砺，他在這方面非常接近于《解密》中的容金珍：求解一個答案的過程證明着人的強大和人的渺小。
當然，也許寫作過程大緻都是如此，每個真正的作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容金珍，有所不同的隻是，麥家和他的導師博爾赫斯一樣，把寫作行為本身當成了世界本質的某種演練，或者某種暗示③……（李敬澤）①我一直在追求文本的趣